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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经济区看历史兴衰
传说帝尧时代,曾发生大规模洪水,天下百姓饱受洪水肆虐之苦。据《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尧派鲧去治水,鲧却盗取尧的息壤试图堵住洪水,因为没有听从帝尧的命令被祝融诛杀。后来,尧又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采用疏导的思路去治理洪水,成效显著,为天下百姓所称赞。
关于这个故事,《山海经》中有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可以看到,禹不仅仅治理好了洪水,还将天下划分为九州,为百姓建立起了地理上的认知。《尚书·禹贡》中写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从“大禹治水”的故事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到,治水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是一种应对自然灾害的行为,更是一种政治行为。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统治者对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水灾害的防护与治理相当重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百姓生计,也关系到政局的稳定。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末代封建王朝。1671年,清朝著名大臣慕天颜在呈送给皇帝的奏折中言明:“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便是极好的例证。
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区》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总有些地区相较于另一地区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以这一地区为杠杆,统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其他地区的资源,维护王朝的安定与统一,这些地区便被称为“基本经济区”。借助这一概念,我们能更细致地观察历代王朝兴衰。序言中写道:“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可以用来阐述中国历史上的每个基本问题,它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地方与区域特征。”全书一共分为七章,围绕“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分别回答了不同的问题,观点深刻、资料翔实,非常值得一读,下文选取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一、征税:“基本经济区”的出现
无论战时还是和平年代,国库是否充盈总是头等大事。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统治者很难应对国内的诸多事务。然而,古代交通不便,中央政府对各地控制能力并不完全相同,要想从每个省份征收相同的税收,既困难也不实际。所以,中央政府只能通过牢牢控制几个地区,依靠这些地区的税收来维持中央政府的实力,进而约束其他地区,“基本经济区”也正是在征税这一目的下诞生的。
由于古代税收的形式主要是实物,大部分是粮食,从地方征收的这些粮食通过水路运送京城,这种方式被称为“漕运”,这些粮食也被称为“漕粮”。书中介绍了“漕粮”的作用:“漕粮是皇族、中央官僚和卫戍部队的主要粮食来源……漕粮也是必要储备积累的来源,尤其是用于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或者说供给一支集结起来的庞大军队,在预防无效时镇压叛乱,或者跟入侵的外国军队进行战争。”漕粮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地方政府需要征收“漕粮”完成政绩考核,中央政府需要用它维持帝国的运转,某些自封的首领也需要靠它建立独立王国,倘若有哪个“山大王”控制的经济区实力逐渐可以与中央抗衡,帝国就会走向分裂。因此可以说,王朝统一或者分裂,经济基础是对“基本经济区”的控制是否牢固,这也是作者希望提供给读者理解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史的一个视角。三国时期是国家分裂的典型,以此为例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观点。《河渠纪闻》有记载:“黄初(221—226年)以后迄晋(265—420年),当时能臣皆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
二、兴修水利:“基本经济区”的维持
要想有丰盈的粮食,农田必须要便于灌溉。因此,兴修水利工程便成为了维持“基本经济区”持续稳定产出的重要条件。各方势力的竞争,也常常通过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得以体现。
诗经有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大概是对中国最早灌溉事件的记载。从灌溉沟渠发展到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还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土地制度的变革,准确的说是井田制的崩溃。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需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而井田制将众多的劳动力束缚在一块块井田中,不利于解放生产力。
首先捕捉到土地制度变革、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增加后给国家带来好处的,是统治集团。尤其是在封建割据时期,各国之间冲突不断,几乎各国统治者都迅速意识到了兴建水利工程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书中引用了汉代著名水利专家贾让的话凸显统治集团的这一意识:“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园。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土壤、降雨等因素的差异,全国范围内不同区域的治水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这使得利用水利工程作为斗争武器的形式有所差异,为“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埋下了伏笔。书中第二章对南北差异做出了概括,作者写到:“治水问题,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控制水量与增肥土壤两方面的问题。在南方,不是排洪沟渠携带淤泥增肥农田的问题,而是排除多余积水、利用排干水的沼泽湖床耕种(主要种植水稻)的问题。”所以,若一个地区常年干旱或土壤不佳,那么统治者将这一地区作为“基本经济区”的成本就会升高,久而久之便会力不从心,被人取代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了。
作者通过搜集历朝历代的相关数据对比发现,自唐代开始,南方修建的水利工程数量开始超过北方,说明唐代是一个分界点。唐代以后,“基本经济区”迁移的大幕便缓缓拉开。
三、改朝换代:“基本经济区”的迁移
要想知道“基本经济区”如何迁移,有必要先对中国的区域地理有所了解。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特色鲜明。比如四川、云贵为山脉环绕,易守难攻,常常能在乱世中独善其身;两广地区水路畅通、贸易发达,文化生活自成体系;山西资源薄弱但防御能力强、东南沿海则是资源丰富但防御能力薄弱。各区域特征差异显著,仅研究某个地区的特征未免有些以偏概全。好在古代中国经济形式主要是农业,农业发达的地方一般距离水源比较近。按水源划分,全国的区域一南一北可分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正是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的过程。
黄河流域作为“基本经济区”主要是在秦汉时期。作者引用《史记》中《河渠书》的故事来说明秦代如何通过兴修水利工程增强实力一统天下,使陕西中部成为“基本经济区”。故事是这样的,秦韩交恶,韩国认为秦国新贵热衷创新,于是有人献计诱骗秦国大兴土木,开山凿路修建大规模水利工程,以期让秦劳民伤财、疲于征伐。秦国果然中计,征集民工修建灌溉工程。但最后的结果却让韩国大感意外,秦国凭借这套公共水利设施,调配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最后灭了韩国。正如书中评论:“但是,这个庞大的灌溉系统一旦建成,就会像人体内的血管一样遍布秦国领土(今陕西省),让秦国粮食满仓。”
秦灭汉兴。汉朝建立之后将关中地区作为“基本经济区”。刘邦打败项羽夺取天下,得益于萧何对关中地区的管理。太史公司马迁也对关中的地位有过评论:“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到汉武帝继位时,朝野上下都认识到了建设大型公共水利设施,维持“基本经济区”的重要性。汉武帝在位期间,为了集中调运漕粮和维护国内外安定,修建了许多渠道。武帝之后,国家财政匮乏,忽略了对关中灌溉设施的修缮,西汉也逐渐走向衰落。王莽篡汉之后,定都洛阳而非长安,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地位开始上升,表明“基本经济区”也在移动。
两晋南北朝时间,由于北方常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长江流域的地位开始崛起。受制于政治惰性,历代王朝还是将都城设立在北方,隋炀帝为了加强对南北的控制,修建了大运河,这进一步提升了南方的经济地位。唐代,南方的经济地位赶超了北方,但并未放弃对北方的建设。唐末五代,战乱频频、民生凋敝,北方开始遭到忽视。
北宋建立之后,经济中心转移明显,对南方发展的重视超过北方。书中通过比较宋代,南北方修建水利工程的数量说明这一点。北宋在江苏、浙江修建的数量分别是43、86,同期在陕西、河南的数量仅位为17、7。南宋时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江苏、浙江修建数量为74、185,同期陕西、河南的数量仅为4和2。
元明清统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元、清都是兴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对南方的富足抱有深深的恐惧。明太祖朱元璋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在长江流域,明成祖出于政治原因又把首都前往北方,这也导致了政治基地与经济基地的分离。在这一背景之下,元代统治者主要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漕运制度,修建了元运河,试图将直隶省份变为第二个“江南”。明清则是在元运河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不过,重点依然是放在南方。以清朝为例,作者谈到:“清朝治水活动的记录也很出色。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和乾隆(1736—1795年)年间,都对灌溉和防洪工程给予了很大关注。这三个时期的治水活动,大都多集中在主要漕粮供应地长江流域,但是却忽视了北方的省份。”
长江流域最有名的城市莫过于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直至清末,南京依然是长江流域的经济主导城市。可以从书中引用的一位支持太平天国的文人著作中看出:“湖北、河南、金陵(南京),皆为天下(中国)之中,然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如江西、安庆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易。至浙江、江苏,其地更近,尤为迅速。若东西南北,万邦皆来附,为适中之地,宜建天京者也。”清末之后,中国遭受入侵,封闭经济的状态也被打破,所以南京的地位逐渐也为上海等其他城市所替代。
四、结语
这本书通过介绍古代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这一概念,揭示出历代王朝兴衰的规律的同时,也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一是,“基本经济区”的迁移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权力的更迭,政治与经济的交织是历史的旋律;二是,我们应看到,虽然通过修建大型水利设施能够快速地增强国力,但却劳民伤财,让普通百姓苦不堪言。汉武帝和隋炀帝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个晚年下罪己诏,一个则是丢了江山和自己的性命。所以,这种做法对国家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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