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杜琪峯：有电影的存在，才有我们这一班导演

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岭东、徐克，这样七个梦幻的名字交汇在一部电影里，这本身就浪漫得像一部电影。促成这场浪漫佳话的人是杜琪峯。

7月29日上映的电影《七人乐队》，是“黄金时代”香港导演们用胶片谱成的献给故土的一首小情歌。杜琪峯比其他导演们多了个身份：影片监制。这个设想从一开始就是他提出的，从创意到上映已经超过10年。最初的名字叫《八部半》，想让八位导演各执导香港的一个10年，最后半部属于未来，用已经退出电影工业的胶片拍摄，既是致敬电影的黄金时代，也是创作者致敬电影大师费里尼找回自己创作初衷的寻梦路径。后来吴宇森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杜琪峯给成片起了现在的名字。

《七人乐队》导演海报

七个故事、七段人生，有人深情回首师徒传承的功夫往事，有人感叹被迫离别的青春岁月，有人在远行与归来间徘徊抒情，有人臆造了分不清荒诞与现实的奇异空间……导演们风格鲜明，不用看字幕，影迷们都能知道这个篇章出自谁手。

杜琪峯讲述2000年代的《遍地黄金》，同样是整个系列中极为鲜明的存在。没有枪火，不见黑帮，亦无需神探与暗战，可是从故事到镜头，从台词到表意，它就是那么精准地浓缩杜氏电影一贯的气质，失落、宿命，荒诞又现实。

《遍地黄金》剧照

《遍地黄金》是一出时代浪潮里普通青年的发财梦。千禧年后的香港，3个小市民渴望一夜暴富，杜琪峯不动声色间在茶餐厅的对话中，四两拨千斤地勾勒出“商机与危机”中的众生百态。时代感、命运感交织在小小卡座的方寸之间，你来我往的言语交锋之下，社会和人性一双翻云覆雨手，把大时代下蝼蚁般小人物的辗转起伏死死拿捏。

同样聚焦了香港的楼市股市经济社会的选题，这部小品令人想到杜琪峯10年前拍的《夺命金》，不同于杜琪峯最招牌的擦枪走火，平实的剧情里是从现实生活中管中窥豹，是微妙的人心与宿命深渊。

导演杜琪峯

杜琪峯是受惠于香港电影极为典型又非典型的香港导演。说他典型，是他承接了从无线训练班走出的黄金一代的路径。1955年出生的杜琪峯，17岁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随后参加了TVB著名的演员培训班，算是周润发的“师弟”。但培训班结束后，杜琪峯并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成为电影或者电视剧中惊鸿一瞥的龙套演员，而是做起了助理编导，从而走上创作者的道路。

他从最底层的小人物做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了大量或卖座或不够红火的各类港产片，从武侠到爱情，从警匪到喜剧，几乎所有类型都信手拈来。在“东方荷里活”的工业体系里，杜琪峯是个全面而高产的全才型导演，但在大师辈出的时代里，相比吴宇森、徐克、王家卫等同辈，他并没有那么出挑。

而非典型的那一面，属于他和银河印象共同的传奇。如果一定要选，杜琪峯会说，他最喜欢的属于香港电影的年代是1990年代，那也是他成立“银河映像”时期，从此，他开始真正用电影自我表达。

在香港电影全面衰落的1996年，杜琪峯选择与自己的合作伙伴韦家辉、游达志一起，成立了银河映像电影公司。“以前的香港电影也有着它自己的问题，比如大家太喜欢跟风，一看武侠片卖座，那就一窝蜂去拍武侠，过一段时间赌戏又流行，赌片就满天飞，然后又是黑帮英雄与浪漫爱情，每一个类型都要拍到手软才罢休。”而横空出世的银河映像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做有自己风格的东西。而正是这“有风格”三个字，把银河映像打造成了香港乃至全世界最有原创性、最有作者风格的电影招牌之一。

近来在暑期档风头正劲的《神探大战》，出自杜琪峯的黄金搭档、曾经银河映像的中流砥柱之一韦家辉之手，观众在“一脚油门轰到底”的爽飞感官体验之下，也不免怀念起曾经更加犀利深邃，杜琪峯韦家辉联手出品的珠玉前作《神探》。

在新世纪香港导演北上的大潮中，杜琪峯坚守本土创作。在香港电影愈发低迷的年月里，他总想为香港电影多做点什么。2005年，杜琪峯参与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竞选，成为了电影组别的主席。由他创办的“鲜浪潮”扶植出一批包括陈小娟、李骏硕、黄进、许学文等在内的香港新生代电影人。2015年杜琪峯办六十岁大寿，来宾都被建议不要送礼物，而是把钱款捐给“鲜浪潮”，用于帮助新导演。在他心里，香港电影是一个大家庭，他也总想为后辈积蓄更多的能量。

“我很想我们大家集中力量，告诉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们香港导演是团结的。我们这一班人，虽然过往在不同的公司服务，但我们这一班电影圈的人，都是一条心的。我很希望这个组合，和这班人做出来的东西是可以鼓励到未来的一代导演，是有所帮助的，也让年轻一代知道我们香港电影的团结是最重要的。”杜琪峯说。

影片上映之前，杜琪峯导演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谈到他对胶片、港片和香港的那些情结。

工作中的杜琪峯

【对话】

七个solo，共同“演奏”香港点滴

澎湃新闻：在《七人乐队》中，你比其他人多了个身份是监制，整个创意也是你提出的，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把大家聚在一起？

杜琪峯：首先我要讲一讲，为什么会有“乐队”这个想法。在2010年，当我们开始不用菲林（即胶片）去拍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有菲林的存在，有电影的存在，才有我们这一班导演。因为菲林记录了香港好多很出名的电影，很成功的电影，也都聚集了很多演员，有很多香港的文化，我觉得它对香港的贡献是相当大的。菲林的消失，真的有些可惜，我觉得没有菲林，也不会有香港的电影。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菲林作出一些敬意呢？于是我就想到，可以找一班导演，用菲林再拍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个基本理念是对它的尊重。

有了这个工具，那我们应该讲些什么呢？我觉得应该要讲香港咯。这个题材就是从1950年代直到2020年，每十年讲一个（故事）。不同的导演，会有不同的想法，就用抽签的方式，讲他们想讲的事。这个整体来说，就是对香港的敬意，对菲林的敬意。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形势，令很多香港导演多了很多机会去内地发展或者去做自己的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们好像有些对香港电影的关注比以前低了。我很希望这次这个电影，除了对胶片的纪念之外，也成为记录我们香港最好的时代的一个工具。

《七人乐队》海报

澎湃新闻：据说《七人乐队》这个片名也是你想出来的，你觉得各位导演们分别是什么乐器？

杜琪峯：其实名字叫什么不重要，反而是有七个人，在一个乐队里面，一起去演奏香港在不同年代的一些点滴，这是核心的意思。

我们七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主唱！大家都有特色啦，大家都有一段solo，一人一段，最重要的是七个solo加起来所传达的信息，讲述的关于香港的故事。我们讲的是我们曾经历过的香港。经过这七个不同的单元，会出来一些共性的东西。 

澎湃新闻：这个项目跨越的时间非常长，最终呈现的结果有惊喜和意外的部分吗？

杜琪峯：我也不知道它一开始是什么，只知道是拍胶片，讲香港，这是一个大前提。但要达成的效果是怎样，我从没想象过。当我看完整个片子之后，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它比我想象中更浓烈，更多感受。我自己也被激起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段落里的很多事。看完之后，我自己都很感动，有这样的一部电影。比较意外的是，我看完林岭东的那段，想不到我认识他那么久，才明白他身体里面有另一个林岭东，是可以拍文艺性那么强的电影。这是我之前没办法想象的事。

《遍地黄金》剧照

澎湃新闻：整个《七人乐队》的导演阵容是一批六七十岁的老导演，但演员的选择上，你选择合作了伍咏诗、胡子彤、徐浩昌三位新人演员，是不是也有一些关于传承方面的考量？

杜琪峯：大家都很明显看到，香港电影新的一代好像没看到有很大的成就，我觉得在传承上，创意工作是需要人，无论幕前幕后都是。如果大家留意会看到，现在香港的导演，比如我们这个《七人乐队》的导演都超过60岁，很明显新的一代导演，都未必会被你们认识到，他们会需要时间去证明自己。

在演员方面，你能看到的，刘德华、梁朝伟、周润发啊，都过了60岁了。会不会看到香港没有了承接力呢？我觉得，很显而易见地告诉大家，是，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我又不会太悲观，因为我觉得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它当下的短缺，未必代表永远是短的。

最近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个很出名的组合叫Mirror，突然间12个人都红了，我看到这个就非常高兴，因为新一代的艺人出现了。另外，（我也）都看到这十几年来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新的导演。我认为，只要有平台给他们拍摄的话，他们的未来也会很光明。我不会觉得香港电影，或者香港电影工作者，在更大的平台范畴上会没有前景。

关心香港何去何从，拍片“慢下来”是正常的

澎湃新闻：说到你自己的《遍地黄金》这部分的创作，拍短片的感觉和长片有何不同？抽签抽到2000年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杜琪峯：其实两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难的事。难的是要自己知道要讲什么，这个题目应该是什么，反而这个是要费心思去想的。

时间上，我对每个年代都很中意的，因为从我出生到现在，我都很中意香港。我抽到2000年，觉得好好彩，因为2000年发生的事情，我的记忆都很深刻，比较容易去书写那个内容。但我不介意抽到任何一个年代的，因为每个年代我都有一些自己不同的看法在里面。

《遍地黄金》剧照

澎湃新闻：熟悉你的影迷看《遍地黄金》这个章节，很容易联想到你的另一部电影《夺命金》，在创作上是不是和《夺命金》比较一脉相承？

杜琪峯：老实说，创作《夺命金》的意图和《遍地黄金》是不同的。从创作意图来说，《夺命金》是讲的一些“糖衣”的行政（手段），而《遍地黄金》是讲贪婪和恐惧。当然它们都是在讲香港的经济、地产、商业，或者是金融市场。这两部片比较类似的原因是，很多时候讲香港，我们会讲香港的楼价，香港的金融市场，因为这两块几乎是香港的“名牌”。香港的楼价几乎是世界上最贵的，香港也是全球第三的金融市场，这些背景，也形成了我用这些题材来表达我想说的东西。

澎湃新闻：同样是借小人物的视角去反映你对经济社会的一些反思，包括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夺命金》到《遍地黄金》过了十年，你观察中的香港和香港人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琪峯：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到2020年代，前面三次比较重大的在经济上的起落，在短片里有不同的复现，令香港能够继续向前。我自己觉得的，机遇咯。这个机遇，说到底是我在《遍地黄金》里面讲到的贪婪和恐惧，你如何去处理你的贪婪和你的恐惧。

澎湃新闻：你一直是香港导演中兼具商业性和个人表达“两条腿走路”的模范导演，好奇你在做这两种电影时候的状态是会有所不同的吗？

杜琪峯：很不一样。如果我做商业性的导演，我会考虑观众多一点。他们在电影院有什么反应，或者我的剧情里面如何带动他们的情绪，这是从观众的层面去考虑创作。

如果是一些很个人的，比如personal movie，自己的功课或者作品，我就不会太考虑观众的反应，反而会侧重于我想表达的内容。

杜琪峯在拍摄现场

澎湃新闻：过去你算是香港导演创作力最旺盛那个梯队的，但近年来创作的频率明显下降了，距离《三人行》已经过去六年了。你如何看自己现阶段的创作？

杜琪峯：我现在都67岁了，慢下来是必然的。很多时候，我都想快一点，但是思想上未必追得上。我知道这个情况会出现的，我很早就觉得会这样。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从生理上和情绪上来说，这是正常的。要继续拍电影，这个想法是没有停过的，只要可以拍的话，我一定会拍下去。至于快和慢，已经不再是我会考虑的事，如果灵感多点的时候，可能会拍快点、多点；如果需要一个沉淀的时候，我觉得会需要静下来。

澎湃新闻：数一下你们《七人乐队》的导演阵容，你们是一代人，共同经历电影的黄金时代、经历起伏和北上潮流，各自的风格和选择也有所不同，想听听你会怎么总结你们这代电影人的经历？你自己最喜欢哪个时期呢？

杜琪峯：我很幸运，在香港最好风光的时候，我是其中一个工作者，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能有参与电影的工作，这是很难得的。随着时代的改变，很多事需要适应。能适应的，就继续做咯。

后来几乎每个导演都会去内地拍戏，但我成日都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不太理解内地的生活方式，我会没那么容易触摸到那个社会脉搏，或者观众。就像你现在访问我，我讲不了普通话，你就明白我的问题在哪里了。电影文化一定要跟那个地方相连接，就是所谓的接地气。我是比较难接到地气的那个。既然接不到，那我就寻找一个我知道如何表达的地方，比如香港。

我会很中意1990年代和2000年的香港，我自己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澎湃新闻：《七人乐队》这个系列应该也有遗憾的部分吧？比如它成了林岭东导演的遗作，还有吴宇森导演最后没能加入。

杜琪峯：我觉得他（林岭东）的离开很突然，从他最后跟我吃的那顿晚饭，到最后他火化，是不够一个月的，最后那次见的时候，我和他还有徐克聊得很开心，在那里讲电影，大家喝酒，我们不知道那一顿是最后一顿饭。我觉得很幸运，我们这三个朋友有这么高兴的一次，大家充满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是上帝的安排，告诉我们，你们的热情都在这里。

吴宇森没能来一起也是很大的遗憾。如果能够八个导演一起做，我当然觉得更好了。有些事永远都会有遗憾，有可能这些遗憾会成为《七人乐队》中令大家一直记得的事。

（澎湃新闻记者程娱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