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二百年党河大桥

今日党河大桥。

桥是路的延伸,是建筑的艺术和人文景观。敦煌西大桥不仅仅是一座桥,还蕴含沉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

党河发源于祁连山,来水为冰川融雪,受季节影响。据史料记载党河“夏涨大于江,秋涸小于溪。夏涉水涨,几至灭顶；冬涉水凝,若陷利刃”。两岸百姓苦于涉水通行。

后凉时期(386—403)党河上曾建一座“通顺桥”,意谓畅通无阻。除了名字,再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嘉庆八年(1803)敦煌人童荣出资在党河上建桥,因工程艰巨被迫停工。

道光十一年(1831),许乃穀(浙江杭州人)任敦煌第38任知县。到敦煌后,他看到党河无桥,“涉者往往颠簸,余悯焉”。次年,许知县便着手党河建桥事宜。为筹集银钱物资,他和时任典史(掌管缉捕监狱)余梦兰带头捐出一年的养廉银。当时许知县年收入645两,养廉银600两,占年收入的93%,余典史年收入231两5钱,其中养廉银200两,占年收入的86%。受其感召,县府和沙州营官弁兵丁及众邑人士捐款1240两,共筹2040两。

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许知县开工建桥。先选耐朽的沙枣木做成笼子,用砖石草土填实,外面护毛柳和白刺,垒成八个桥墩,再架上木头,铺上掺好的秸土,便成了桥面。建成后桥高一丈五尺,宽五丈余,东西两端再竖立木柱,凸显出美观大气。当年十月完工,耗用银钱1600两,余440两,发商取息,作后期营运维修基金。

当年,许知县发动两岸百姓,沿党河栽植柽柳万株,大桥也起了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柳桥”。两岸百姓兴高采烈,盛赞许知县爱民的善政。许知县欣然提笔,撰《创修党桥碑》并勒石记之,“创修”寓移民建县后党河建起的第一座桥。

道光十五年(1835),张锡田任敦煌第39任知县。十九年(1839)夏,由于“水注流沙,根基难固”,柳桥被洪水冲垮,两岸百姓再次面临涉水之苦。张知县立即组织重修,费用来自“发商取息”所得。“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这次修桥没有记录资料。后来,敦煌人雷起瀛在《代申常典修党桥碑记》中,回顾了修桥过程:“及继修时,土石瓦砾,荆棘错杂其中,基址渐固矣。因分十二有洞,以杀水势,断木为椠,犏木为板,角构连,回环系属。即成,榜曰:十二连桥。”

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二座桥。

咸丰四年(1854)夏,洪水暴涨,十二连桥“漂没无存”。岁末,申常典任敦煌第44任知县。但在肃州做离任交接中出现意外,次年六月才到位履职。

申常典到任后,亲历河畔,相地度势,上手建桥。本着“惟坚固是图,不欲省工费,又不欲重伤民财”,召集四乡农长、众邑人士,听取建议。提出“砌石砥于中流防冲激也；筑土堰于两涯,杜泛滥也；洞分十道,取宽阔也；梁高倍寻,去壅滞也”的具体办法。咸丰六年(1856)四月初四,正是敦煌“二麦芃芃,正资灌溉”的时节,申知县选择这一天开工。两岸百姓焕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工地上出现了“朝夕董勤,人人争先”“携畚荷锸愈乐趋工”的劳动场面。重新处理了桥墩基础,改十二连桥为十洞,长二十丈,宽一丈六尺。五月十日,大桥竣工。百姓将工程归功于申知县,申知县说:“雨水调匀天为之也,工程迅速人为之也,惟民乐趋工,天乐赐福,余何德焉。”申知县亲自撰写《重修党桥碑记》,讴歌百姓踊跃投工投劳的建设热情。百姓推举敦煌才子雷起瀛再撰碑文。雷先生不负众望,欣然提笔撰写《代申常典修党桥碑记》,碑记骈骊相间,文采飞扬:“踵事加厉,不重伤民财,善做不如善固。推其心,其不便于民者,盖无日不系于怀。凡民之所欲而事之至便者,知则无不为之矣。岂仅一桥也哉!然其殷殷于民者,持始于是耳。”

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三座桥。

光绪四年(1878)夏,洪水再次冲毁大桥。凤庚任敦煌第50任知县,对重修大桥丝毫没有怠慢,凤知县礼贤下士,召集威望孚众、精明干练,有“裕经济材”的雷起瀛、白应儒等敦煌士绅,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捐资捐物。重修工程以“木脚入水易朽,改木为石,特当时觅石有限,故周围镶以巨石,中实以碎”的具体施工方法。“阅数月而成功,较前已云固矣”。重修工程没有留下专门记载。

光绪十六年(1890)夏,“河水盛涨,碎石冲溜,围石倾欹,桥又坏”。张祥会(河南人)任敦煌第55任知县,和前任一样,他主动承担起修桥的责任。张知县考虑到工程“或费千余缗,或费二千缗,工役仍责之丁户”,又“念民力凋敝,若照前捐摊户商实有不逮,立意不累民间一钱”。精打细算,把发商取息的资金用到了极致。在具体施工时:“东西间以榆木脚,取其石或颓,而木脚在,木或朽而石难移”。桥升高一尺,即使淤积泥沙,可以容流。两侧开挖导流渠疏导洪水,消减水势,减轻洪水冲激桥墩桥面。以前的石材木材,能用的尽量用起来,不增加耗费。工程竣工后,典史陈康写了《重修党桥碑记》。

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五座桥。

光绪廿四年(1898),张元森(陕西泾阳人)任敦煌第58任知县,次年六月,“木梁坏,桥有圮”。张知县决定不向百姓摊一文一丁,拿出自己养廉银重修党河大桥。时任典史贺光德全权负责修桥工程。施工期间,发予工匠口粮,故能“人人勤勉,乐事趋工”。工程竣工后,敦煌儒学巡导郭铸嘉先生作了《重修党桥碑记》。

民国十五年(1926),朱恩荣(山西临绮人)任民国敦煌县第15任县长,次年七月,山洪暴发,党河大桥再次被冲毁。朱县长应对及时,亲临现场,查找毁桥原因,制定重建方案,提出施工方法,当年八月即动工建设。施工期间,对桥墩基础做了改进,掘河底七八尺,垫漫卵石,然后立柱,柱周围笼罩沙砾石囊,再压上树枝茨草,防止大水冲刷。桥西开挖退水沟,以减消水势,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东西两端建两座牌楼,东西牌正面题“党桥”,东牌内题“鳌背同登”,西牌内题“虹霁乍现”。重建工程用水款千余元,工程历时二月,当年十月竣工。

竣工后,敦煌人郭璘应众人之邀撰写碑文。郭璘先生时已年过花甲,“为人耿介,涯岸自高”。面对朱县长累累善政,老先生由衷地敬佩,欣然提笔,作《重修党桥碑记》,深情祈盼:“从此河流顺归,永庆安澜猗欤”。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朱恩荣县长勤政善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爱戴。“去之日,绅民依依,随车不忍舍,并为制锦署联,以系去思”。百姓攀辕卧辙,万民敬仰,成为百年楷模。

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七座桥。

民国三十四年(1945),在修建南疆公路时,党河上建了木结构公路桥。桥长80米,宽4米,40孔,两边有高1.5米天蓝色木栏。党河上有两座不同风格的木桥,朱恩荣县长修的桥在南,南疆公路桥在北。

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八座桥。

1960年,在修建红当公路时,在南疆公路木桥位置上修建了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桥长51米,宽6米,6孔。

这是党河上建起的第九座桥。

1979年7月,党河大桥被洪水冲毁。1981年,省工路局负责修建六孔钢筋水泥大桥,当年10月竣工。

2002年,敦煌市政府对党河大桥拓宽改造,由12.5米加宽至25.3米,双向四车道。7月开工,11月竣工。

“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从道光十三年(1833)至民国十六年(1927),95年内,党河大桥六次被洪水冲毁,清代六任知县和民国一任县长都践行了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党河大桥修了毁,毁了再修。“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党河大桥是一项百年民心工程,从清代的许乃榖知县到民国的朱恩荣县长,一任接着一任干,真正做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酒泉日报》 孙宏）

今日党河大桥。

监制：陈锦业 责任主编：贺雁鸿

编辑：王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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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史海钩沉】二百年党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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