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稿·永联启示②｜永联为何能成为中国乡村治理的模范生

【编者按】

小康，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小康之难，难在农民的小康。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80多年前写就名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说，没有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

“费孝通悬念”只有在地覆天翻的改革开放征程中才真正成为历史，并进而走向更高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小康时代。而新的悬念是，小康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什么才是未来的方向？

作为中国农村最早实现小康梦想的领跑者之一，距离费孝通“江村调查”的村庄以北约80公里外的张家港市永联村的生动实践，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清晰的答案。

和过往许多承载中国农民财富“翻身记”的优秀乡村典型不同，永联样本告诉我们的启示在于——

如何走出地缘、血缘及宗族化的乡村熟人社会闭环，用更开放的姿态构建乡村治理新世界？

如何以利益的公平推动人的公平，并在公平的基石之上让社会财富喷涌而出？

如何依靠制度的保障实现人治到法治的进化，让农民从乡村的生存者成长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如何帮助农民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精神富有，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培育最丰厚的人文土壤？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历时一个月的乡村调查采写了来自永联村的一组四篇专题报道，以下为专访篇。

永联样本的启示不仅是乡村的，也是中国的。永联村的探索还在路上，但让我们嗅到了来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

即将过去的2017年，是57岁的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遵从父亲吴栋材的嘱托回到家乡做村官的第12年，也是他在这片10.5平方公里土地上实施自己“乡村改造计划”的第12年。

拥有25年军旅生涯的吴惠芳曾是一名优秀军人。1980年，在父亲鼓励下，他参加高考进入南京炮兵学院，从农民变成一名军人。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杭州部队工作，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曾率领部队赴九江抗洪抢险，并先后在团、师的军事、政工岗位任职。2002年，42岁的吴惠芳已是南京军区驻浙某师政治部主任，上校军衔。

2005年，吴惠芳做出了人生的一次关键抉择：应父亲的召唤，他放弃部队升迁的机会，又从军人变回了农民，转业回到永联村。彼时，位于苏州张家港市的永联，在老书记吴栋材的掌舵下，已由长江边的荒村蝶变为苏南地区数一数二的富裕村庄，如何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构建与之匹配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是新领头人吴惠芳在“新战场”上面临的最重要使命。

“过去我是为国尽忠，现在我是为父老乡亲尽孝。”2017年12月，回忆起当年的选择，吴惠芳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回到永联的头一年，吴惠芳一边向全村人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随时听取村民诉求，一边遍走乡野，到每一处查看、标记，他亲手绘制的永联村第一张地图，至今挂在其办公室的墙上。在他的带动下，村里会风焕然一新，几百人的会场以前坐得稀稀拉拉、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如今坐序一律朝前、手机一律震动、参会一律准时。

军队政工干部出身的他，带回永联的不止严谨的处事作风，更有开放式的制度化管理思维，并为此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与实践。他深知，农村的土地具有顽强的韧性，要打开封闭的、熟人社会的乡村格局，实现有理、有节、有序的现代化管理体制机制，必须依靠制度建设。

如今的“苏州第一经济强村”永联，已然是中国乡村建设与治理的模范生。但吴惠芳并不满足，因为在他看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是农民精神世界的现代化。在这方面，他和他所领导的永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一座小镇拔地而起，用钱可以解决，但入住的农民不会‘立地成佛’。如何成为文明的市民，进而转变为合格的公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也是最大难点。”吴惠芳说，新时代下，在小康建设上领先一步的永联村，重中之重是探索人的提升与改造，“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尽管道路漫长，但值得坚守”。

“父亲是创业的一代，而我是发展的一代”

澎湃新闻：在部队时，你曾是仕途被看好的上校；而如今，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普通村官。这中间的转变，是因为你父亲的嘱托。当2005年父亲郑重地向你提出转业请求时，你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为何最终同意回来做一名村官？

吴惠芳：2005年，父亲找到我时，村办企业永钢集团有近万名工人，永联村有一万多村民，搞企业竞争激烈，农村工作复杂又繁琐，这么一大摊子让一位70多岁的老人撑着，也着实有些残酷。

其实在这之前，他曾多次找过上级党委，希望派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来辅助自己治理实现小康后的新村企，镇上也先后派过两名干部到永联，但都没什么起色。

尽管如此，当他正式提出希望我转业到永联帮他时，我内心还是非常挣扎的。我从未想过离开部队，当时的事业也处于上升期，而且妻女都在杭州，转业意味着分离。但父亲一生追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让我感动折服，做儿女的有时必须该为父母的心愿作出牺牲。

我并不迷恋权力，若是想当官，不会选择去农村；若是为了钱，早就回去了。我只是想，换一个阵地，换一种活法，去地方上闯一闯，用接下来的时间探索一个不可预见的结果，这些促使我最终决定脱下军装做回了农民。

澎湃新闻：与父亲共事的十年，你觉得两代人在价值观行为方式上的异同点是什么？

吴惠芳：我的父亲也当过兵，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次年7月负伤，1954年伤愈归队后不久入军校学习，1957年在军校入党，同年退伍返乡。同样的部队经历，让我们都具备雷厉风行、诚实守信、公道正派、事业为重、敢作敢为、敢创敢试的性格。

但我在部队工作的时间更久，多年军队文化的熏陶，让我更强调规范和制度化管理。部队领导岗位的历练，也使我考虑问题时更加系统性。

另外，长期在政工岗位工作，要求我不断学习党的政策和方针。加强理论武装，这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都适用。

澎湃新闻：你的几次重要选择，你父亲都起了关键作用。那么，你如何看待你和父亲两代人的关系？

吴惠芳：我的父亲是创业的一代，而我是发展的一代。他带领永联人在长期艰苦创业中形成的永联精神，是永联建设发展的灵魂，新时代只有始终坚持弘扬永联精神，把传承优良传统和作风与改革创新相结合，才能在逆境下坚定目标、突出重围、走出新路。

作为领导者，老吴书记在我2005年接手农村事务后，给了我莫大的支持，许多政策、制度的施行离不开他的推动。作为父亲，我很感激他改变了我的一生：1979年让我放弃村里航船的工作参加高考，从船上到岸上，从农民变成军人；2005年，又是他的一句嘱托，我从军人做回了农民。我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部队，部队又把经过培养锻造的我奉献给了永联，过去我是为国尽忠，现在我是为父老乡亲尽孝。

新农村建设最大的问题是缺人才

澎湃新闻：从2005年到现在，你回到永联工作已经12年。在探索永联新一轮发展的过程中，一定遇到过不少挑战，印象中最大的困难和压力是什么？

吴惠芳：我认为最难的问题和最大的苦恼是缺人才。建设美丽乡村、企业转型升级，说到底取决于干部、人才的实际状况。干部队伍、人才队伍，是实现村企发展中长期目标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只有人的改变才有治理的改变。

尽管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永联在这么多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硬件设施、管理水平都高于全国很多乡村，但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我心中的高标准、高要求和我所面对的现实之间仍有差距，所以对人才的需求始终迫切。

澎湃新闻：那么对于人才问题，这些年你是如何化解的？

吴惠芳：不断地大量培养和引进人才。2005年我到永联时，全村大学生只有57个，当年底我就带队去上海的毕业生招聘会招人，结果冻了一天，一个都没招到。回来反思，重新制定待遇标准后，从第二年到现在，每年都有300名大学生来到永联，期间我还亲自去过北京、河北的大学做演讲，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工作。

除了大学生，农村里也还需要老兵这样组织纪律强、吃苦耐劳、雷厉风行的人。所以2005年底，我用6天时间跑了包括原先部队在内的两个师一个旅，作宣讲，招了300名退伍兵到永钢集团工作。之后，利用老兵新兵间的联系，逐步带动新的退伍兵加入。

在培养人才方面，我们与各大高校合作，把大学“搬”进农村，开办硕士班、本科班、大专班和非学历教育班，通过补贴学费，鼓励群众在家门口上大学。

此外，我到永联后，还制定了新的人才激励机制，强调能者上、庸者下，改变永钢集团过去工资与级别挂钩、级别和资历相关的做法，让待遇跟着岗位走，承担多大责任享受多高待遇。这在当时尽管引起巨大争议，但我凭着军人务求必成的性格，最终据理力争地坚持了下来。

用科学的制度突破乡村治理难题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中国的乡村大多是高度封闭的熟人社会，农村的土地有顽强的韧性，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难题。作为永联发展的“总导演”，面对一个草根型的乡土农村，在将它往现代化方向引领的这十几年里，你肯定遇到过许多无形的阻力。你是如何解决的？

吴惠芳：解决这样的难题必须靠科学而又能最大程度保证公平公正的制度建设，让制度去约束，同时让熟人社会天然的舆论效力起到监督作用。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制度既能让老百姓信服又具有现代化理念？二是制度一旦建立，如何执行，才能不让它在各种阻力面前消弭于无形？

对于前者，作为一名全村的管理者，我认为必须要站得高、看得远，有预见性地使现在制定的许多超前政策既能从实际出发，又能准确地合到未来时代发展的节拍上。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把深入调研、民主协商做扎实，对群众想什么、盼什么心中有数；另一方面，要经常走出去，多对比、多交流、多学习，以便于对中国乡村发展未来的走势判断有非常精确和全面的把握。

比如，几年前永联的老百姓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开始关心并希望参与集体利益分配的制定。如何给他们提供一个体现当家做主的场合，让基层民主看得见摸得着？我从2011年在美国洛杉矶卡森市考察当地的议会、市政厅时得到启发，并结合中国特色，建立了永联议事厅。事实证明，这一设计和运行都蕴含着永联对基层民主发展的期待，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同和参与。

对于后者，规章制度制定出来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就需要管理者拥有智慧和胆魄。制度攸关个人切身利益，甚至会与乡村民俗产生冲突，每一项制度的推行肯定有人不服，在这种情况下，要敢于碰硬，但不能硬碰。

比如，怎么防止有村民利用多次结婚、离婚钻二次分配的空子？村里就专门制定了《永联村配偶待遇管理规定》，明确多次离婚再婚的只有其中一任配偶可享受分配待遇，若该配偶再婚，则待遇自动转为其现任配偶所有。

再比如，为了控制二次分配的人口总量，村里还专门为招女婿制定了规章：若女方配偶、子女要享受二次分配待遇，所生孩子就要随母姓，规定出台前已出生并随父姓的孩子，若想继续享有分配资格，则要求改姓。规定一出，反弹很大，这时考验的就是管理者的魄力。

澎湃新闻：在中国农村的富民强村过程中，效率与公平是乡村治理绕不过去的又一对主要矛盾。作为中国乡村治理的模范生，在这个问题上，永联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尝试与探索，那么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遇到过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究竟什么样的公平才是既温暖又科学合理的公平？

吴惠芳：几天前，我看到过一句话，说的虽然尖锐但有一定道理，大意是如果没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扶贫就是一剂毒药。

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它反映的问题，在永联确实有所体现。比如，有一次年终慰问，我到一户老人家中发慰问金，结果发现他的子女是开厂的，收入不菲，可父母却领着低保；还有一位老人，看病用掉了所有积蓄，但他最先想到的不是找子女和亲戚，而是问村里要钱。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因为我们的慈善而萎缩掉赡养的义务和责任。

这以后，村里规定，家中老人有困难，首先由子女解决，子女力不能及的再申请村里帮扶。绝不能让集体关爱淡化亲情关爱，如果一个社会连亲情关爱都做不到，那么社会关爱的意义又在何处？

再举一个例子，按照村里以前的规定，残疾人士每月可领取一份价值150元的蔬菜礼包作为生活补助，可村里一个左腿残疾的小伙是开宝马车来领福利的，自己还创业开了一个小厂，这样的残疾人群是否要纳入慈善对象？这也让我们反思，慈善其实不应有僵硬的标准，一旦有了标准，慈善就变成了福利、就变了味。

因此永联倡导的公平和关爱，必须建立在共建的基础上。我一直认为，只有在共建中才能共享，不能让人在不劳而获中丧失勤劳致富、艰苦奋斗的意志和能力。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慈善、帮扶必须要有，但爱心一定要在互助中才能兑现它的无价之价。

所以，我们设立的爱心互助街，logo就是两颗交织在一起的爱心。这是2012年我从美国芝加哥飞往加拿大温哥华的飞机上花5小时设计的。之所以取名“街”，是因为街是交换的平台场所，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物与物的交换、钱与钱的交换很多，但心与心的交换、爱与爱的交换太少。我们希望通过“街”的载体，让爱心在互助中闪光。

农村问题的本质是人的提升改造

澎湃新闻：农业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你曾走访过国内许多其他村庄，站在永联看全国，你认为当下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吴惠芳：在我看来，中国的城乡差别有三个层次：一是物质差别，这是当前全国大多数农村最基础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公共管理服务不均等，乡村的学校、医院、社保、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都无法相提并论，如何做到“城里人有的，农村照样有”，让农民享受到城里人的公共服务，这是解决收入差距后面临的问题；第三是居民就业能力的差别，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本质其实是人的问题，即如何实现教育水平、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的跨越式发展。

目前的永联村，基本解决了第一、二个层次差距，正在侧重解决第三层面。但中国很多乡村，其实尚在探索第一层次的突破。

澎湃新闻：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一名在农村出生长大，最终又回归农村探索现代化建设的管理者，在你看来什么应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未来和方向？你心中的“理想国”又是什么？

吴惠芳：其实农村建设，最难和最本质的是人的提升改造。物质层面的新农村建设仅仅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第一步，小镇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用钱可以解决，但入住的农民不会“立地成佛”，一上楼就市民化甚至公民化。精神世界的提升需要时间，也依靠必要的制度建设和组织治理。

一个村庄的文明建设其实应该有三个层次：一是怎么把农民职业化，自食其力是文明的前提；二是如何把职业化的农民变为文明的市民，让生产和生活分开；三是从市民成为合格的公民，在社区生活中发声、参与民主自治。

在我看来，实现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转变为体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和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当前，永联正在第三层次建设上艰难探索，虽有突破，但仍有很多不足。

作为一名农村工作者，我理想中的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未来，就是每一个村民都能完成从新型农民到文明居民再到合格公民的跨越，将文明礼貌、爱心互助、诚实守信、民主法治等当作自觉行为践行，并以此影响更多的人，真正实现精神世界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