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女皇”——“狸猫换太子”中的母与子

母子情深

刘娥一直很重视对宋仁宗的培养。宋仁宗登基后，刘娥告谕宰辅们说：“皇帝听断闲暇，应该诏名儒讲习经史，来辅助其德行。”于是在崇政殿西庑设置帷幄，每日命近臣陪侍讲读。天圣二年三月，刘娥告谕宰辅们说：“近日应选择儒臣侍从皇上讲读，这对皇上极有裨益。”宰臣们推荐工部郎中马宗元，认为此人熟悉经术且德行高尚，可以担任经筵官。刘娥很快下令加封马宗元直龙图阁。宋绶担任侍讲，刘娥命其挑选前代文字“可资孝养、补政治者”让宋仁宗阅读，宋绶推荐了许多相关书籍。

刘娥

侍讲孙奭知识渊博且德高望重，历经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一直担任侍讲、侍读等职，颇受宋仁宗和刘娥的尊重。孙奭年岁已高，视力较差，每当天气阴晦光线暗淡时，宋仁宗便下令将御坐挪到阁外。孙奭讲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定反复规谏，宋仁宗每每都神情严肃地认真听讲。孙奭曾经画《无逸图》进呈，《无逸图》即将《尚书》中的《无逸》篇中周公告诫成王要勤政爱民的故事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以警示宋仁宗。宋仁宗将此图张挂在讲读阁内。宋仁宗与刘娥见孙奭，必然以礼相待。后来孙奭多次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致仕，宋仁宗特意在承明殿召见孙奭，好言宽慰，希望他能够继续留下来担任讲读官。孙奭很感动，但他提出自己年龄已经超过七十，符合制度规定的官员致仕年龄，同时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无法继续支撑。孙奭一边说着一边流泪，因为他其实不想离开宋仁宗。宋仁宗也大为感动流泪，君臣二人相对感慨，感叹这些年来的师生时光。为了表示对孙奭的尊敬，宋仁宗下诏让孙奭与冯元讲《老子》三章，然后每人各赐帛两百匹，并下诏为孙奭举行送别宴。孙奭辞行之日，刘娥与宋仁宗特意在太清楼举行宴会，召集近臣参加，为其送行。刘娥还拿出禁中的珍贵酒器向孙奭劝酒，以示厚待。

多年的细心呵护与严格培养，让宋仁宗对刘娥有很深的感情。宋真宗去世后，宋仁宗更将刘娥视作唯一的亲人来孝顺。

天圣五年正月初一日，宋仁宗不顾宰相王曾的反对，率领文武百官在会庆殿为刘娥祝贺寿辰。黎明，全部身着常服的文武百官，以及契丹使者列班于殿庭之下，内侍请刘娥从会庆殿后面的帷幄中出来，随着鸣鞭，刘娥居中端坐。内侍又去殿后皇帝所在的帷幄中，请宋仁宗服靴、袍，在帘内向刘娥再拜称贺，刘娥回答：“履端之祉，与皇帝同之。”宋仁宗捧着酒杯跪着进呈给刘娥，同时口称：“谨上千万岁寿。”然后再拜。刘娥接过酒杯，同时回答：“恭举皇帝之觞。”此时教坊乐奏停，宋仁宗返回自己所在的帷幄。宣事舍人引导着文武百官向刘娥再拜。太尉从会庆殿西阶走近刘娥帘前贺寿、拜舞，然后走下台阶返回自己的班次位置，百官再次向刘娥礼拜。侍中代替刘娥宣旨道：“履新之吉，与公等同之。”太尉又从会庆殿东阶走近帘前，捧着酒杯跪进于帘外，内侍接过酒杯转呈给刘娥。太尉向北叩拜，奏称：“谨上千万岁寿。”太尉从台阶走下来，回到自己原先的位置，典仪官此时高声喊“再拜”，在场诸臣再拜。宣徽使代替刘娥宣旨：“谨举公等之觞。”典仪官然后接着喊：“再拜。”官员们分班站好，门宣事舍人引导太尉以下登上殿庭，在帘子外面以及东西厢坐好。酒过三巡，侍中上奏：“礼毕。”宋仁宗才换上衮冕，驾临天安殿接受朝贺。

宋朝之前并没有皇太后寿诞的礼制，为了表示对刘娥的尊崇，宋仁宗特意下令太常礼院负责讨论相关礼制。后来，宋仁宗又不断地下诏，将刘娥的生日即正月初八定为长宁节，并按照宋真宗的圣节即乾元节的标准来对待。如规定长宁节时天下建置道场、赐宴的标准，以及收藏宋太宗御书的寺观所能剃度、传度的僧道人数和乾元节一样。

天圣九年四月，宋仁宗下诏太常寺：“太后御殿乐升坐降坐曰《圣安之曲》，公卿入门及酒行曰《礼安之曲》，上寿曰《福安之曲》。初，举酒曰《玉芝之曲》，作《厚德无疆之舞》；再举酒曰《寿星之曲》，作《四海会同之舞》；三举酒曰《奇木连理之曲》……至是上之，仍改《厚德无疆》曰《德合无疆》。”乐章制作完毕，太常寺以宋真宗景德年间曾经亲自检阅大乐为由，请宋仁宗和刘娥临观。于是宋仁宗和刘娥驾临承明殿，检阅大乐，赏赐乐工。六月，翰林学士宋绶、西上门使曹琮和夏元亨奉上《新编皇太后仪制》五卷，宋仁宗下诏定名为《内东门仪制》。

随着宋仁宗的不断推崇，刘娥在礼制上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待遇，已经远远高于宋仁宗登基时所享有的规制。特别是《内东门仪制》的编订和命名，更是将皇太后垂帘听政正式制度化。如果说《新编皇太后仪制》名字上凸显“皇太后”和“新编”这样明显的限定词，那么《内东门仪制》则更像是一部很普通常见的宋朝官方礼书，表明刘娥垂帘听政的地位从礼制上得到了保证。

女主再临

刘娥内心深处对于权力有着极强的欲望，宋仁宗的恭顺和孝道进一步推动了她在礼制上面的不断“僭越”，她不断地突破身为皇太后应该享受的礼仪，甚至身着衮冕亲自拜谒太庙，在礼制上越来越接近最高权力统治者——皇帝。

随着刘娥对于最高权力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野心，一些投机分子开始揣测刘娥的心理，他们认为刘娥会仿效唐朝的武则天来改朝换代，于是迫不及待地试探刘娥的底线。低级官员方仲弓上书朝廷，奏请依照武则天的旧例，为刘娥立刘氏七庙。依据礼制，只有皇帝才可以立七庙，所以方仲弓此举的目的不言自明。刘娥询问宰辅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众人都不吭声，只有鲁宗道站出来说：“此事不可。”事后，鲁宗道对同僚们说：“如果建立刘氏七庙，将嗣君置于何地！”

大臣们的试探越来越赤裸裸，终于达到了高潮。三司使程琳进献了《武后临朝图》，这几乎是明目张胆地鼓动刘娥效仿武则天。最后关头，刘娥抵制住了诱惑，她将《武后临朝图》扔到地上，气愤地说：“吾不做此负祖宗事！”程琳也因此事为士大夫所不齿。至此，刘娥始终将自己的身份定格为一个权力欲极强的皇太后，没有跨出称帝的最后一步。

即使刘娥没有成为武则天的心思，但长达十余年的垂帘听政和宋仁宗对刘娥礼制的不断升级，还是让刘娥与臣僚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爆发。

还政之争

太后临朝称制毕竟属于非常态。为了打消群臣的顾虑，减少阻力，天圣二年二月，刘娥亲笔手书赐给辅臣，表示自己会在宋仁宗成年后还政：

皇穹降祸，先帝上升。日月靡留，祥祭云毕。百身莫赎，五内已摧。言及于兹，号殒无诉。所幸三边彻警，五谷丰登。此皆上灵垂休，及宗庙储祉，贤能尽力，中外协心所致也。载念天下至广，万务至繁。吾以受先圣顾托之深，皇帝春秋之富，助成治道，用乂苍黔，期见抱孙之欢，永遂含饴之乐，如马邓流芳册书，此吾之志也。更赖三事庶尹、百工群司，勉悉乃心，同底于道。

刘娥在诏书中，明确地将自己比作东汉的贤后马皇后、邓皇后，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但宋仁宗年纪渐长，刘娥始终牢牢掌握着最高权力，这让支持宋仁宗亲政的官员们感到焦虑和失望，于是他们开始呼吁刘娥还政。

在刘娥看来，正是靠着自己，年幼的宋仁宗才得以应付复杂的朝政，稳居帝位。天圣七年九月，李迪由知青州调任知河南府，入京朝见时，刘娥得意扬扬地对李迪说：“卿昔日不想让我参与国家政事，实在是有些过分。今日我将天子保护到这个地步，卿以为如何？”李迪回答道：“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见天子圣明，实在不知道太后如此圣德。”刘娥见倔强的李迪向自己服软，不禁心花怒放，很快将李迪调回朝廷。

刘娥认为自己对赵宋皇室劳苦功高，对任何在她看来试图挑衅其权威的做法，都会毫不犹豫地坚决予以回击。天圣二年七月，刑部郎中、判户部勾院李若谷受命出使契丹，庆贺圣宗皇后生辰。在离开京城前夕，李若谷没有理会刘娥，先去长春殿向宋仁宗奏事，刘娥心中不悦，便改命其他人代替李若谷出使契丹。

当时刘娥每五日一次驾临承明殿，垂帘听决政事，宋仁宗始终未能单独面对群臣。左司谏刘随提出宋仁宗已经长大且熟悉政务，可以独自处理军国常务之事，令刘娥十分不悦。刘随见得罪了刘娥，便请求外调，刘娥马上予以批准。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提出，唐朝先天年间（712—713），唐睿宗刚刚禅位给唐玄宗，作为太上皇，唐睿宗也每五日上朝一次决断军国大事。因此可效仿唐朝故事，令群臣在前殿向宋仁宗奏对，如非军国大事及官员除拜，都直接向宋仁宗请旨。宋绶的奏议，忤逆了刘娥的意思，他很快被赶出了朝廷。

天圣七年冬至，宋仁宗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刘娥庆寿，然后驾临天安殿。秘阁校理范仲淹认为一国之尊的皇帝公然当着文武官员的面向太后行君臣叩拜大礼实在不妥，于是上奏称：“天子有侍奉双亲之道，没有作为臣子的礼节；有南面之位，没有向北礼拜的仪制。如果在皇宫大内侍奉至亲，可以行家人礼。如今却与文武百官一同北向行礼，亏君体，损主上威严，不可以作为后世的表率。”范仲淹的奏疏进呈后，宋仁宗没有理会。晏殊当初推荐范仲淹为馆职，听说这件事情后大惊失色，他赶紧召见范仲淹，质问道：“听说你曾经上奏疏，讨论朝廷礼仪之事，是否真有此事？”范仲淹回答说：“确实如此。”晏殊心中又惊又恼，气急败坏地训斥道：“你根本不是忧国忧民之人！大家都会因此指责你既不忠又不正直，只不过想要出言狂放以博取名声罢了。如果你还是这样轻率不羁，必将会连累推荐你的人！你不要强词夺理，我不敢冒犯掌权大臣的威严。”

很显然，晏殊担心范仲淹的奏疏会得罪刘娥，也连累自己遭到惩处。范仲淹没有想到晏殊的情绪如此激动，义正词严地高声反驳道：“仲淹误蒙公荐举，每每担心自己的德行配不上您的推荐，让知己蒙羞。没想到今天反而因为忠直得罪您。”范仲淹的回答大义凛然，晏殊不知该如何回答。范仲淹退走，又写信给晏殊，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坚持自己的看法。晏殊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向范仲淹表示歉意。范仲淹仍不气馁，继续上奏疏，并进一步大胆提出请刘娥还政于宋仁宗。他的这份奏疏同样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馈。看到朝廷对自己的奏议不理不睬，范仲淹觉得愤懑，于是请求外调，很快他便接到命令担任河中府通判。

相比于晏殊的胆小怕事，年轻的范仲淹身上有一股新的政治风气，那就是勇于担当。这种新风气的出现，正是北宋以来朝廷刻意培养文官力量的结果。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官员勇于坚持自己主见的传统，君主信任则全力施展才华，得不到君主信任，则退居地方，毫不恋权。宋代很多官员特别是台谏官秉承这种理念，他们勇于上书言事，毫不避讳和顾忌，对于规箴皇帝言行、监督宰辅大臣等都具有积极意义。这是北宋建立之初君主所构想的通过官员之间互相监督来达到治理目的的理念。而范仲淹这批年轻官员的出现，正是这一理念多年来实施的结果。

宋仁宗

明道元年八月，皇宫大内发生火灾，延烧多座宫殿。殿中丞滕宗谅进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正是由于政失其本。”因此奏请刘娥还政于宋仁宗。秘书丞刘越同样上书奏请刘娥还政。刘娥对二人的奏议均不予理睬。此时的刘娥本就疾病缠身，对还政之事也更加敏感。后来，大理评事刘涣上疏，也要求太后还政。刘娥的怒火终于爆发，要求对其严惩不贷。只是不久之后刘娥驾崩，刘涣躲过一劫。

宋仁宗主动将母子孝道的表达从后宫私人化场所转移到前朝公开场合，并将刘娥的礼仪标准与宋真宗相提并论，进一步助推了刘娥的权力欲望，使她渴望在身份上能够正大光明地享受皇帝的待遇。明道元年十二月，刘娥拜谒太庙，一开始打算身着帝王的服制，参知政事晏殊提出应该穿着《周官》中所说的王后的服制，这让刘娥非常不快。宰辅们看到刘娥咄咄逼人的气势，都首鼠两端，不置可否。参知政事薛奎独自争辩道：“太后一定要身着君主的服制来见祖宗，该如何行礼？”虽然最终刘娥没有采纳薛奎的意见，但在礼仪上还是稍微有所收敛。

此时刘娥的心中也充满了矛盾。她已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碍于皇太后的身份，在世人眼中，她所拥有的权力全部来自她所庇护的宋仁宗，这使得刘娥无法将这种权力转化为一种正式的身份。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当年的武则天。武则天在唐高宗时已经获得了与唐高宗并称“二圣”的称号，可以说与皇帝比肩而立。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又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拥有实权，她要想真正从制度上拥有合法的权力身份，只能称帝登基。所以此时的刘娥也来到这样的权力临界点，是前进还是退缩，刘娥举棋不定。而朝廷中的大小官僚们，也敏感地嗅到了刘娥此时紧张而急迫的心思。

刘娥曾经问鲁宗道如何看待唐朝的武则天，鲁宗道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武后是唐朝的罪人，差点儿威胁到江山社稷。”刘娥听后沉默不语。宋仁宗与刘娥一同前往慈孝寺，打算让刘娥所乘的大安辇走在自己的舆辇前，鲁宗道表示不可，他说：“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殁从子。”刘娥不得已，只能下令让自己的辇跟在宋仁宗的辇后面。

宋朝官员们如此执着于让刘娥还政，除了他们无法接受女主临朝的现实，防止第二个武则天的出现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争夺对朝政的控制权。众所周知，君权与相权之争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宋朝建立后，确立了君主独裁统治，皇权极度膨胀，相权一度受到压制。不过宋朝君主为了避免五代武人势力坐大的恶果，刻意培养文官的力量。经过三代君主的不懈努力，文官力量大大增强，文官集团的主体意识觉醒，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更多的权力，这不可避免地与君主独裁发生了矛盾。如今官员们强烈反对刘娥继续垂帘听政，要求她将权力交给宋仁宗。但宋仁宗此时年纪尚小，缺乏政治经验，一旦刘娥放手，宋仁宗在政治上只能完全依靠文官集团，从而造成文官集团力量的壮大，而这是宋真宗当年为宋仁宗设立辅政格局时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也是刘娥不希望看到的。作为皇权的同一体，刘娥自然要努力维护皇权的神圣性和独尊性，这便不可避免地与主张相权的臣僚们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官也不愿意刘娥长期掌握权力，进而出现外戚干政甚至女主称制的情况。太后和文官，双方在权力争夺的道路上始终存在矛盾。事实上，宋朝后来出现多次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但大都时间很短，而且太后和外戚无法形成有效的势力，都是权臣在控制朝政，文官集团实力大大地膨胀。

生母风波

在刘娥有生之年，宋仁宗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氏。明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1032年4月8日），李氏病危，晋位宸妃，不久便去世了。李氏去世后，宫中开始并未准备治丧，刘娥打算将其草草安葬。宰相吕夷简早朝奏事，在帘前进言：“臣听闻有宫嫔去世。”刘娥一下子警惕起来，神情严肃地问吕夷简：“宰相也要染指宫中之事吗？”说完，刘娥拉着宋仁宗起身离开。吕夷简并不慌张，神态自若地站在原地。果然，过了一会儿，刘娥单独回来了，她轻描淡写地对吕夷简说：“不过死了一名宫人，相公如此关心，有何用意？”吕夷简语气坚定地回答道：“臣有幸担任宰相，无论内外之事，都理所当然要参与。”刘娥对吕夷简的强硬语气有些吃惊，忍不住劈头质问道：“卿为何要离间我们母子！”吕夷简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太后如果不为刘氏考虑，臣不敢言；如果还考虑刘氏一族，则丧礼应该隆重。太后他日不打算保全刘氏一族吗？”刘娥明白，宋仁宗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的生母其实是李氏，到时候会如何看待今日之事？聪颖的刘娥明白吕夷简也是为她考虑，迅速冷静下来，对吕夷简说：“死去的宫人是李宸妃，该如何处理？”吕夷简于是请求用一品礼的规格为李氏治丧，殡于洪福院。

《清平乐》中的刘娥与宋仁宗

刘娥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不肯为李氏举行高规格的葬礼，相关部门也借口称岁月不利迎合刘娥。吕夷简毫不客气地驳斥了这种说法，请刘娥为李氏发哀成服，准备仪仗安葬。刘娥又降诏，打算凿开皇宫城墙出丧。吕夷简听到这个消息后紧急要求面见刘娥，刘娥故意避而不见，只派遣心腹内侍罗崇勋去见吕夷简。吕夷简称凿开皇宫城墙不合礼制，按照礼制，丧事队伍应该自西华门出。罗崇勋将吕夷简的意见带回宫中告诉刘娥，刘娥觉得吕夷简得寸进尺，便又派罗崇勋去见吕夷简并带去自己的口谕：“想不到卿竟然如此！”吕夷简毫不畏惧，面不改色地让罗崇勋带话给刘娥：“臣身为宰相，朝廷大事，理当廷争。太后不许，臣终不退！”刘娥更加恼火，再让罗崇勋转告吕夷简自己坚决不同意他提出的意见。而吕夷简同样坚持己见，二人都不肯让步，事情陷入僵局。

看到刘娥始终固执己见，吕夷简义正词严地对罗崇勋说：“宸妃诞育圣躬，当以皇后之服入殓，用水银实棺，而治丧不按照礼制举行，他日必有人因此而获罪，到时候不要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罗崇勋认为吕夷简所说事关重大，不敢耽搁，策马狂奔回宫，将利害关系细细讲给刘娥听。刘娥考虑到日后刘氏一族的祸福安危，只能勉强点头同意。于是李氏的丧礼按照高规格礼制举行。宋仁宗辍视朝三日。三月初一日，三宫发哀，成服苑中；初四日，赠李氏三代；十四日，李氏下葬，辍朝。李氏灵柩置于嘉庆院，葬于洪福院之西北隅。

刘娥去世后，宋仁宗果然从叔父赵元俨口中得知生母是李氏，悲伤痛苦，形容憔悴，一连数日未上朝。宋仁宗下哀痛之诏以责备自己未能尽子养母之孝。为了表达对生母的追思，又下诏尊李宸妃为皇太后，谥号“庄懿”（后改为“章懿”）。

就在此时，有传言说李氏死于非命。为了弄清楚李宸妃的死因，宋仁宗在前往洪福院祭告时，利用更换梓宫的机会，亲自查看其尸身（李宸妃的尸身浸在水银之中，所以没有腐烂）。当他流着眼泪看到李妃面色如生，身着冠服如同皇太后时，宋仁宗不禁叹息道：“人言其可信哉！”并在刘娥神位前焚香祈祷，哭诉道：“如今能证明大娘娘是清白的！”此后宋仁宗依然厚待刘娥族人。

（本文选摘自《隐秘的女皇：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刘云军著，天地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先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