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山打拐

原创 陈振宇 《107调查》

全文共7044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4 分钟

主笔｜陈振宇

文编｜李奥

事实核查｜王贤思

2022年1月8日大年初六，广西马山县上龙村举办了一场“团圆”仪式。村民黄炳兰夫妇“失踪”了三十年的儿子黄建超一下警车便径直奔向了父母，一时间哭声与笑声交织，响彻了整个村落。

作为广西法治日报社的实习记者，陈策回忆起那天黄家人激动相拥的场景时仍不免感慨：“那场景就像一个情感炸弹，冲击波以他们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一下子‘炸’的我眼泪就下来了。”

一片啜泣声中，陈策看到有两名民警在笑。那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身着警服，站姿笔挺。他们的眼角带着些许泪花，但嘴角却畅快地上扬着。

“这么高兴呀？”陈策好奇地走过去。

“是啊，自己参与的案子能圆满收官，我哪能不高兴呢？”其中一个小伙笑着说。另一个自豪地补充了一句：“知道嘛？这次破案只用了五个月，所以恰好能赶上春节。”

的确，从录入黄家人信息，到成功配对、实现“团圆”，马山县的公安民警们只用了五个月。相对于这起案件漫长的时间跨度，五个月的破案时间的确短暂。

“以前都只是在报纸上看到这种情景，现在实地参与了，真的，哎哟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又自豪又感动。”先前的小伙补充道，“以后只要是为了这些‘团圆’的实现，我都会全力以赴去做。”

村门口横幅及早已等待在此的村民 摄影｜陈振宇

“团圆”动人，打拐光荣常在

相较于目睹他人团圆场景时的激动，现任职于广西法治日报社的泉水认为“团圆”更像是一条连接人与人的纽带，心与心的共振是最动人之处。“我很喜欢看央视的《等着我》 ，也很认同倪萍老师说的‘从心出发’理念。”泉水说，“每次看这个节目，我都会想起一段往事。”

那大约是1980年的某个午后，年幼的泉水和自己的外婆走在广西玉林市的一条乡间小路上。那时农村道路两旁没有什么遮荫树，阳光耀眼而毒辣。泉水低垂着脑袋，感觉自己被晒得有点昏。

“走着走着我外婆就停下脚步了，我还在继续走，差点撞到她。”她回忆道。

外婆看到了路边的一个小姑娘。时隔四十多年，泉水已经不太能回忆起那个小女孩的年龄、容貌、衣着，但还记得女孩身旁的牛。“应该是放牛走丢了。”泉水心里想着。可不论外婆怎么问，小女孩还是说不出自己家在何处，也没法清楚表达自己最初放牛的位置。

于是在那个骄阳似火的午后，和外婆一起回家的变成了两个小女孩和一头牛。之后外婆就领着小女孩在周围的县镇不断地去找她的家人。当时的农村没有什么监控摄像头，她们就挨家挨户地去问。

两个月后，寻亲活动成功了。泉水记得当时女孩的家人不住地和外婆道谢，还催促着女孩，让她认外婆作干妈的场景。此后逢年过节女孩一家都会前来拜访，给外婆带上礼物。

那次午后的阳光从此始终明亮在泉水的心里。在之后二十二年的记者生涯中，她报道过收容流浪汉的福利所，牵起过山区内贫困儿童的手，也曾为了帮拾荒老人寻家而奔走。即便自己的采访方向不与打拐直接相关，她也一直在关注着广西的打拐情况。

“不为名不为利，助人团圆，也是在行善积德。”外婆那淳朴地善良，泉水一直记到现在。“所以当我看到近些年广西乃至全国的拐卖案件越来越少时，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心与心的共振，让无数的“泉水”和“外婆”在“团圆”战线上不懈地努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的数据，相较于儿童遗失案高发期，2020年广西此类案件新增数量同比下降了95%。而全国的拐卖儿童犯罪年发案数由2012年的5907起下降至2020年的666起。

在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其实早在2008年，国家级的打拐指导文件《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便已诞生，并不断更新、持续至今。

警民携手之外，越来越多企业也自发加入对打拐的支持中。如阿里巴巴公司与公安部合作研发的“团圆”系统，这个打通了25个人们最常使用的主流APP的系统能够在儿童失踪后迅速发布失踪者信息，且会根据时间的推移扩大信息推送的范围，让被拐者周围的人都能接收到消息，争取将拐卖行为扼杀在萌芽之中。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22年6月10日，“团圆”系统已帮助找回了4976名失踪儿童。

顽疾仍有，打拐路阻且长

谈起马山的案件，广西公安厅打拐支队李祥涛并没有显露出多少激动的情绪，因长期负责各类打拐工作的统筹处理工作，经手过区内大部分打拐案件的他练就了冷静克制的性格。说话简短，语气平淡。

“五个月破获一起积案，速度的确很快。但绝大部分打拐领域的历史积案都是‘老大难’问题，往往很长时间都无法破案。”他平静地说。

“可是从数据上看，近年来我国打拐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啊？”

“显著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新发案件的侦破上，但是‘历史积案’依旧是我们的痛点”。他解释道，“每一起仍未解决的案件，背后的难点都错综复杂，我们很难快速侦破。”

三十年前，前往南宁打工的黄炳兰夫妇不慎与儿子失散后，也曾一度往返于南宁市和马山县找寻儿子,还发动亲人力量帮助张贴寻人启事......马山县公安局随后也安排警员协助寻找，但终究没有太大成效。

“当初一来没有什么监控，二来也没有成熟的信息核对技术，三来我们人手确实也紧张，所以要找到你确实难度很大啊。”马山县公安局的会议室内，一名民警拍了拍黄建超的肩膀。

“我理解，只是很难想这三十年家里是怎么过的。听说后来家里人都不抱希望了，我妈甚至每年还会去给我上香......”接受采访时，说到这里，黄建超不禁有些哽咽。

以上反映出的两点难关，也是众多积案难以破获的共性难点。一是技术难。以前拐卖案件基本集中于农村或者偏远地区。那些地区多数交通不便，民警实地走访十分艰难。更恼人的是，低效的侦查技术让寻找线索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负担沉重。

“在过去没有‘天眼’的监控影像、精确人物比对等技术的情况下，不单单只是走访，打拐的每一个环节，像查人贩子的出行路径、车票信息等都要花费我们较多的人力物力。”李祥涛回忆说。

何况不少人贩子得手后还会跨省流窜，如此公安民警们破案成本又会上升。打拐一线民警李照海在2008年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表示，在人贩子大多跨省作案的情况下，公安干部前往外省实地侦察时往往是“摸黑寻人”。

“跨地区救出一个孩子至少三五万，可我们派出所一年的办公经费也就七八十万。且一旦跨省，先前的线索往往就断了，困难很大。”

二是“人力难”。“我国警力一直不太足，农村等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所能配备的警力更少。”李祥涛说，“警力不足加之案件高发，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直到现在都还有那么多发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且尚未解决的案子了。”

在人口拐卖高峰期出现的80年代，相对于当时10亿多的人口总数，我国约60-70万人的公安总量确显不足。而中国人大网在2013年的刊文中也直接指出，我国警力总数不足,一线警力紧张的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不同案件还有其特殊性。比如在一些农村里村民存在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部分家庭可能因贫困而卖子等，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破案造成阻碍。”他补充说。

技术“铸锋”，专家“执剑”攻坚

积案仿佛在时间中静止，技术却始终在进步。作为解决积案最利的一把剑，打拐技术的发展为公安民警侦破积案提供了更多可能。

手机里传来消息，轩哥瞥了一眼，明白这是有关于他手头一个案件的实地复核反馈。不同于李祥涛的统筹职位，他是广西打拐领域的一名技术专家，也是攻克积案的一线“战士”。

“我这个‘一线’人员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去实地走访的那种一线民警，但我负责的技术领域往往是破案的核心。”轩哥有些自豪地说，“一般技术层面的难题被攻克了，实地破案就会顺畅很多。”

即便每日都与枯燥的数据打交道，轩哥却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他的朋友圈里经常会晒和自己女儿的合影，抑或是出游拍摄的鲜花，家人制作的美食......当聊到工作时，他甚至连“抱怨”都是打趣式的。

“人呐，烦心事太多，哪里记得完呢？平时乐观些，面对工作时也就积极些了。”他笑笑。

打拐的技术人员手头一般都“挂”着很多积案，一旦有了新信息，他们就会调出与其有关的案件，结合先进的打拐技术进行分析。

“现在我们的采样技术和DNA分析技术都比以前成熟很多，全国公安之间的协作也比以前方便。如果某地上传了一个采样对象的采样信息，在系统内分析出与我手头的某个积案相关，我们就可以调这个信息出来，结合DNA比对技术，去分析其DNA座与其亲属是否相符。一旦匹配成功，当地公安就可以实地去操作了。”轩哥对其中的一些技术原理进行了解释。

上世纪80年代，采样点数量少和采样、分析技术的不完善一直制约着公安们的打拐进程。如今全国已经分布了3千余免费采血点，广西同样有覆盖全区范围的123个血样采集点，每个采血点均有警官负责日常对来访者的采血和信息录入，采血点的信息一录入便会上传至全国的打拐系统供各地共享。

但这次这个案子不太一样，在初步分析研判工作中，轩哥发现DNA座比对里出现了“容差”。

“‘容差’就是DNA座不匹配的意思。比方说我们在技术上分析出来的是个男孩，实际疑似对象却是个女孩；或者分析出来的对象只有二十几岁，实际他却已经五十几岁了，诸如此类情况。”轩哥说。

为了确认这个“容差”是否是技术问题，轩哥和同事们对分析的每一个步骤都进行了溯源检查。令他略为惊讶的是，技术步骤并没有出现差错，但是容差结果就摆在那里，同样不容置疑。

“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是采样上来的信息本身出了差错，那我们只能委托一线民警再去进行实地复核，这一来二去的就会花费很多时间。”他摊了摊手，“所以说积案难破呐，很费时费力的。”

从这个角度讲，或许运气真的眷顾了马山的黄家人。2019年黄建超在南宁市将自己的相关信息录入了打拐数据库，2021年的12月10日黄炳兰夫妇的信息采集录入工作也在马山完成。南宁市江南分局使用双向核查和DNA比对技术后，仅用22天便确认了双方的父子、母子关系，在2022年的1月1日用电话给双方送去了这份“大礼”。

手机上的消息看来对打破这个案子的僵局有所帮助，轩哥略微松了口气，但没敢完全放松——谁知道再一次匹配能否比对上呢？

“和积案打交道久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运气。”轩哥说自己最初的确会为了手头的每一个案子拼尽全力的一头扎进去，但久了后发现，每一个积案都是一个“硬骨头”，一下子“大火猛炒”是不会有太大作用的。要长期持续耐心的“中火慢煲”，待某个契机火候一到，才能成功“收锅”。

不过如今除了自己来煲这些硬骨头外，轩哥很开心地提到了“全国联动”这口“火力”更足、成功率更高的“大锅”。

2021年，公安部宣布开展“团圆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对被拐失踪儿童开展专项查找工作。同时，该行动内的“专家会战”计划开启。2021年召开了两次会战，召集了全国的打拐技术专家来共同进行积案攻破工作。

“全国联动可是解决积案的好手段，我有同事就参与过‘专家会战’。”他说，“我国各地打拐工作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有些省搭建了成熟有效的打拐平台，如果我们自学，不仅耗时长，还有理解偏颇甚至自己解读错误的可能，而在大讨论中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该省的专家进行请教了。”

经过专家们数月的技术分析等工作，一期和二期会战为我国很多打拐领域的历史积案提供了关键信息，助力我国“团圆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先前引起社会热议的“郭刚堂寻子成功”事件，就是该行动的硕果之一。

2021年全年，“团圆”行动已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10932名。因其突出成绩，该行动荣获了2021年“最具媒体影响力奖”。

天下无拐，路阻且长

“团圆行动”稳步推进，众多积案被逐渐攻破，“天下无拐”之愿景似已达成在望。

不过轩哥对此可没那么乐观。

“哪有这么容易。”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除开信息核对等各种工作花费的时间精力不说，宣传问题可是个拦路虎啊。”

李祥涛则补充说：“宣传效力确实是很棘手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打拐查走失后续技术、实地走访等工作的推进。”

时间倒回到2021年8月，在马山县公安局自己的办公室里，刑侦大队中队长杜培耀有点发愁。负责打拐工作的他对县里任何和拐卖、儿童走失等有关的信息都特别敏感，对来咨询的那一对夫妇也不例外。

广西法治日报《这一抱，整整隔了30年》（后简称《这一抱》）文章对此是这么描述的：“2021年8月，黄炳兰、蓝美金夫妇看见马山县公安局开展“团圆行动”宣传活动，即到辖区派出所咨询有关“团圆行动”情况，但夫妻俩没抱太大希望，所以没有采集血样也没留下联系方式。”

马山县以山区、丘陵为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儿童走失甚至被拐的情况不少。所以即便不清楚黄炳兰夫妇的家庭住址，在意识到这或许会和某起县内儿童失踪案有关后，杜警官还是动身了。四个月后他终于获知了黄家人的信息，随后安排了马山县的民警上门走访，完成了后续采样、送报等工作。

《这一抱》的作者，广西法治日报社南宁站站长高松在马山进行采访时，也体会到了“宣传效力不高”会给民警的寻亲工作带来的阻力。

“群众的心理和认知很重要。但有时即使公安部门进行了宣传，很多偏远山区或农村的农民们或是因为不了解，或是因为对‘团圆行动’实际效力的将信将疑等诸多复杂心理，很少会主动去采血点进行自己的信息登记。”

陈策对此打了个比方：“有了采样技术而没有人去进行采样登记，就像有了汽车却没有油，那这辆车依旧无法开动。”

所以也如李祥涛所言，虽然现在全国各地布设了很多血样采集点，但这仅代表公安机关具备了大量采集血样信息的能力。“车”要能“开”起来，关键还是人要去做登记。

回想起此事时，陈策还是隐隐有些后怕：“黄炳兰夫妇至少还是常住在马山县里的，可光是找辖区内的居民都要花这么久的时间，那其他更复杂的案子呢，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采集到当事人的数据来做分析呢？”他叹了口气。

不只是“大众认知”，高松站长坦言在“媒体”方面同样存在一定的困难：大多数政府部门在打拐宣传方面没有专门的预算资金，进而能调用的宣传人员不多，和报社等媒体的合作也较少。如今疫情之下政府的财政预算会更多倾斜到防疫方面，这些都不利于提高宣传效果。

“那可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抖音等新媒体形式宣传呢？”

泉水对此表示，新媒体的宣传方式也会受到当地知名度等因素的制约，知名度如不高，宣传效力就难提升。

事实确实如此。笔者查阅了十几篇广西各地微信公众号里有关打拐成就的推送，发现“点赞”和“在看”数破百的寥寥无几。

高松对此诚恳地说：“我们记者都有社会责任感，都想尽力帮助这些地区进行打拐等工作成果的宣传。所以我确实也希望媒体能公益地做更多免费宣传工作，也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到打拐这个领域。”

倡导社会责任感，盼望公益性工作，盼望在打拐工作宣传方面预算的增加......可希冀并不等同于现实，不论是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报社，甚至是普通的民众，都会有自身的考量。

宣传还是难点，打拐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望远山而力行

轩哥理解的“宣传困境”还体现在部分民众的误解甚至过激言行上。长期寻亲而不得的家庭，他们在长久的痛苦后难免会对公安机关的宣传产生反感、误解甚至批评，进而产生负面消息的传播。

对曾经受到过的误会，他表示理解：“但不宣传出来不代表我们没做，如果没有公安民警们持续的努力，任何一起积案都不可能成功告破。”

至于对自己职位的理解，轩哥的答案是，有时自己烦的不行时，他会想像在自己提供的数据帮助下民警们成功破案的场景。“当你知道你手头上曾经‘挂’着的某个案件被最终破解时，那一瞬间，哇，你真的会觉得值了，太开心了。”

“只有那一瞬间吗？”

“只有那一瞬间，我不会让自己高兴太久。案件太多，老是记着自己过去的成就，就会阻碍我继续破案的步伐。”

工作到现在，李祥涛也对这份工作有着自己的认知与感动。即便自己是一个理性冷静的人，见过了很多“团圆”的瞬间，但在一次自治区公安厅为三个家庭举办的认亲仪式上，李祥涛还是从头哭到了尾。

“工作累是累，但是值得。”他认真地说。

曾经有位从事打拐工作的前辈对轩哥说，打拐是一个孤独且煎熬的过程。但在他看来，历经了孤独和煎熬之后才能找到自我。

“瞬间的快乐也是快乐，不过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能一直坚持并热爱这么久，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一份职业荣誉感吧。”他说，“没有厚度的快乐是廉价的，这份荣誉感是包含了所有破案的苦和累，是我咬牙熬出来的，我为我在这份工作上的所有付出而骄傲。”

疫情延误了打拐工作的线下推进，但公安民警们攻关积案的脚步不停。随着早晨闹铃声响，轩哥从床上坐起，习惯性地又开始思考手头的积案；李祥涛继续有条不紊地统筹处理着线上的协作需求；高松打开手机，转发了自己撰写的“马山30年团圆”通讯稿；陈策在下面点了赞，并暗暗许愿“天下无拐”的愿景能早日实现......

新的一天开始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轩哥、李祥涛、泉水、高松、陈策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１]曾屹崧，2022/1/10，这一抱，隔了整整30年

http://gxfzrb.pagx.cn/Html/2022-01-10/6651.html

[２]杨志雄，2021/6/7，接连侦破积案，广西找回失踪被拐儿童68人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9495217.shtml

[３]ZOL中关村在线，2019/6/27，失踪儿童找回率98% 阿里巴巴“团圆”系统是什么https://zhuanlan.zhihu.com/p/71042996

[４]凤凰网，2008/3/25，凤凰网独家对话打拐一线民警李照海https://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guaimaiertong/

[５]八桂警事，2021/7/29，团圆行动 你与亲人之间只差一滴血的距离！广西123个免费采血点公布！

责校｜刘锡蕾

美编｜王贤

原标题：《马山打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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