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尹文汉：“名山”活化传统，更好重视文脉传承

在文旅市场逐渐升温，城市排名争先恐后的当下，名山，名士，名城，拥有“一名”，足以扬名，“三名”齐聚，更非易事。

当然，有些地方坐拥“三名”，却未必产生加法效应。

有的更多成就了“名城”，比如南京，过往名士如流，城内外名山不少，都成了这座城市的注脚；

有的更多成就了“名士”，比如苏轼，一生飘摇大江南北，足迹踏遍名山名城，所有过往，都附着在“东坡”文名之下；

有的更多成就了“名山”，比如九华山，尽管无论是登山“名士”如李白、王阳明，还是山脚下的“名城”池州，都可圈可点。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尹文汉教授，他策划点校《九华山志》，听他聊聊名山、名士与名城的关系。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尹文汉：池州学院教授，九华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韦政通伦理思想研究》等，组织策划点校《九华山志》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评论人

高明勇：您的古体诗写得非常精彩，还担任过池州的诗社社长，在古代，这应该算池州名士了。池州历代多名士，旁边又有大江大山，是不是一个地方的文脉，必须具备这些因素？您怎么看“名城”与“名山”“名川”“名士”的关系？

尹文汉：我在湘潭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创立诗社，是受了湘潭浓厚的诗词文化氛围的影响，可以说是受了“名城”的影响。大学毕业之后决定不再写诗，也不参与诗社活动，想集中精力到工作上来，到学术上来，就是王阳明说的不想在玩弄文辞中“簸弄精神”，王阳明还说过，“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但十年之后，我还是被池州诗词界的朋友邀请加入了进来了。

重入诗词界的原因，就是想延续这里的诗脉。2009年，我和李望鸿、程志和二位先生一起创立杏花村诗社，宗旨就是以延续“千载诗人地”诗脉为已任。

池州被誉为“千载诗人地”，有深厚的诗词文化底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的地方在池州东至县，当时属于彭泽，长江流经东至的那段，被称为菊江。大李（李白）小杜（杜牧）在池州留下了很多诗作。前面讲过，李白五游秋浦，五次来到池州，池州大地到处都是他足迹，都有他留下的诗作。秋浦河是一条诗河，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在这里写下了系列诗作，《秋浦歌》就有十七首，这在全世界来看也是少有的。我曾带学生在池州、宣城等地寻找李白诗踪，寻找他诗中写到的地方。杜牧在池州担任了两年多的刺史，也留下了很多诗作，著名的有《清明》和《齐山九日登高》。杜牧游杏花村写下《清明》诗之后，历代文人墨客来杏花村游春吟春的人就很多，清代郎遂编了一本《杏花村志》进行详细记载，这本村志是收入《四库全书》的唯一一本村志。因为李白的一句“摇笔望白云，开帘当翠微”，杜牧便在齐山建翠微亭纪念，并与张祜在翠微亭举行重阳诗会，二人写诗相和，便有了杜牧这首《齐山九日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也因此，齐山开始成为名山，进入文学史。齐山过去在池州城南五里，现在已在城市中心了。齐山是池州的文山，也是官山。过去，文人来池州，必登齐山，官员游池州，也必登齐山。翻开《齐山岩洞志》，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诗词。例如岳飞的《登齐山翠微亭》：“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观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宋代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轼都来过，王安石、司马光都写过齐山的诗作。苏轼、苏辙兄弟都来过池州，并留有诗作。

高明勇：听您讲述这段“个人史”，颇有点“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意味。

尹文汉：说这么多，就是想从我个人角度来举例。我之所以后来重新回到诗词界，就是受这里名城、名山、名川的影响。看到这里的城、这里的山山水水，就会想起古人留下的诗作，就会想起在这里活动过的名士，这个大概就是文脉和诗脉，它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激起波澜，让人们去继承，去延续。

一个地方的文脉，主要靠人来传承，靠名士来传承。如果抽去名士及其文章，这个地方就不存在文脉了。如果池州没有李白、杜牧等文人的活动及其诗作，池州也就不能称“千载诗人地”了。但名士的活动及其诗作，必须有一个地理上的载体，那就是山、川、城、村落等等，这些地方成为名士活动的场所和吟咏的对象。那些名士集中活动或吟咏的地方，就会成为名山、名川、名城。而名山、名川、名城又会吸引更多的名士前来。杏花村、齐山都是因为杜牧题诗之后，历代名士便接踵而来，吟诗作赋，更加增添这里的文化厚度。九华山因为李白改名之后而名气大增，后继者络绎不绝，不计其数。

高明勇：您怎么看“名山”与“名城”的关系？

尹文汉：名山与名城，应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工业化时代，那些拥有名山而地处偏远的名城，无法通过发展工业与其他城市竞争，这是它们的弱项。它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名山的优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康养产业。

2014年2月，经国务院同意，《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提出将该区打造成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示范。今年2月，安徽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印发了《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十四五”建设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将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打造成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球生态文明发展高地、中国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样板地，彰显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国际范”。这个示范区建设值得我们关注，很有示范意义。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规划范围包括黄山、池州、宣城、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等7市，共45个县（市、区），面积5.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46.1万人，其核心是两山（黄山、九华山）一湖（太平湖），池州、黄山是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核心区域。这些年，池州、黄山等地旅游业的发展就取得了很大进步。首先表现在交通方面的进步，现在池州的机场、高铁、高速公路、豪华游轮都有了，已经实现了水、陆、空交通全覆盖。近年池州经济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速，2021年人均GDP在安徽省十六个地级市里排名第六，相信随着示范区建设的推进，皖南这些城市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高明勇：回到您的治学上来，我知道您跟韦政通先生有很深的渊源，受他启发深研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您认为“自明以来，《九华山志》之修撰，皆儒者主其事，山志之修，皆以儒家精神为指导”。如何看待这种儒佛之间的互动？您点校山志，是否也深受前人的感发？

尹文汉：我跟韦先生有二十年的交往，受先生的恩泽和教诲很多。我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两个方面，都有一些了解，也写过一些书，您说的《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这本书，就是我专门研究韦先生伦理思想的书，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家，儒家确实是主干，是主流，表现在《九华山志》的修撰上，也是如此。《九华山志》历史上有十多种，有一些已经遗佚。现存的《九华山志》明代有四个版本，清代有三个版本，民国有一个版本，当代有两个版本。明清的七个版本，都是官修本，都是地方行政长官主导，请专人负责修撰。例如明代第一个版本是嘉靖年间江南巡抚陈凤梧督修、池州知府韩楷参校、铜陵教谕王一槐编辑的。我们点校的光绪版是青阳知县谢维喈重修、青阳训导周赟纂修的，是明清时期修撰的最后一个版本。

虽然明清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三教合一的趋势，但在主流上还是儒家，程朱理学成为了明清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官方修志的主导思想，必定是儒家精神。九华山在明末清初被佛门认定为地藏菩萨道场，民间也广泛认同金地藏是地藏菩萨的应化身。但明清时期官方修《九华山志》，始终把金地藏作为僧人看待，而不是菩萨看待。关于金地藏的种种神话，要么不写，要么尽量轻描淡写。这就是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表现。在人物志方面，也是先写儒士，再写道释。到了民国的《九华山志》，风向完全改观，印光大师主导、比丘德森编撰的《九华山志》，完全站在佛教的立场，一切以地藏菩萨为中心、以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来写。

在中国文化史上，儒佛的互动是一个大课题。二者之间，存在不同层面的斗争，也存在不同层面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吸收，在互动中成长和发展。例如禅宗吸取了儒家思想文化，宋明理学又吸取了禅宗、华严宗的思想文化。所以，佛中有儒，儒中有佛。正是儒、释、道三教之间的长期互动，使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在近代以来，我们也能很好地向西方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我们点校光绪版《九华山志》，并不是因为特殊的偏好。从明清时期的七种《九华山志》来看，这是最后一本，相对来说，它的内容最全面，比它早的版本的内容，它大多吸收进来了。而民国时期的《九华山志》，虽然仍是繁体竖排，毕竟有了标点，断了句，相对来说比较好读，点校的紧迫性没那么强。

高明勇：您说“志九华者，而以明、清两代为盛”，原因在哪？

尹文汉：我国修方志的传统古已有之，《吴越春秋》、《越绝书》和《华阳国志》可以看作是方志编纂的早期形式。唐宋时期编的方志已经很多。九华山在唐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类似志书的作品，如唐代康骈的《九华杂编》、释应物的《九华杂记》、宋代周必大的《九华山录》、滕子京的《九华新录》、沈立的《九华总录》等等。这些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志书，而且大多已佚，只有个别内容被收录到了其他著作之中。

明清两代所修《九华山志》有十多种，之所以如此兴盛，既有大的文化背景，也有九华山自身的原因。从大的文化背景来，明清两代统治者重视修志。由于科举选官制度和规避籍贯的原因，新任的地方官员大多来自外地，对其治下的山川风物、胜迹祠祀、道里兵防、钱粮赋役、名宦士女、文章辞颂等不了解，为了尽快让他们熟悉地方情况，编写方志就很有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地方志大都是由官府来修撰了。另外，明朝永乐十年还制定了《修志凡例》，对志书类目的名称和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使修志更加规范。我们看到唐宋时期关于九华山的专书，名称都是“记”“录”“新录”“总录”“杂编”之类，而明清时期都改成标准的“志”了。

从九华山自身的原因来看，是因为九华山在明清时期的地位迅速提升。万历、崇祯、康熙、乾隆等朝，朝廷或是给九华山颁经赐银，或是御笔题词，派人进香朝拜，极大地提升了九华山的政治地位，地方官员自然也就高度重视。从民间来说，佛教方面，明清时期正是九华山跻身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列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九华山被认定为地藏菩萨道场，“香火之盛，甲于天下”。在儒家方面，由于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到来，并在山中建阳明书院、甘泉书院，也使九华山拥有了传播儒家文化场所的特殊身份。地方官员每年都要上山去祭祀王阳明和湛若水两位大儒，他们把阳明书院改成阳明祠作为祭祀的场所，甚至在县治或州治新建阳明祠以便祭奠。我们看到，万历皇帝两次给九华山颁经赐银，万历年间就有两次修撰《九华山志》，由此一例便可见政治对修志的影响力。

高明勇：最近这些年，我注意到您与九华山大觉寺住持宗学法师合作举办过很多文化活动，反响很大，2019年还在九华山重新树起了“阳明书院”的牌子。这一系列事情，是否有很明确的目标？能否介绍下你们的成果和未来的愿景？今年是王阳明诞辰550周年，你们有什么打算？

尹文汉：是的。这些年我们在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文化活动。目前来看，效果还好，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文化需要传承，九华山丰厚的文化底蕴，需要有人来挖掘整理，创造转化，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奉献力量。

九华山是一座拥有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文化名山。道教在九华山传播的时间最长，比佛教还要早，但现在已经没有传播了。“阳明书院”是九华山儒家文化的一个象征，从王阳明1501年第一次上九华山，距今也有500多年了，很高兴我们又把“阳明书院”的牌子树起来了。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激活九华山的文化，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活起来，用韦政通教授话说，就是要“活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定是文化的复兴。四个自信，根本上需要文化自信。活化传统，既是理论上的，也是行为上的，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知行合一，要做到二轮并转。我们这些年开展的一些文化活动，例如组织召开了两次中韩南泉普愿禅学研讨会，召开“禅与中华文化——九华山公益论坛”，还有“南泉问禅——中法文化交流活动”等一些国际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还是理论层面的交流和探索，还只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得一步一步来。这些活动的理论成果，目前也在整理出版，《独超物外：中韩南泉禅学研讨会论文集》《禅与中华文化：九华山公益论坛文集》两本书很快就能面世。

今年是王阳明诞辰550周年，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年份。2019年“阳明书院”揭牌时就计划了几个活动，例如举办中日韩阳明学论坛、王阳明手书碑刻拓片展等，因为疫情原因一再推迟，只能边走边看了。目前在做的，还有注解《王阳明九华诗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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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志》

作者：【清】周赟

审定：尹文汉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推荐语：池州学院九华山佛文化研究中心此次点校的《九华山志》，以光绪庚子年刻印《九华山志》为底本，以明清时期及民国所修其他《九华山志》版本为参本。对于其中的错讹、衍文、漏字等依据其他文献订正，以脚注方式说明。原文中的异体字一律改为今人常用简体字。为了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本次以简体字横排印行，书中内容顺序不作变更，尽量保持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