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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江波,你已被清华大学录取
作为盲人,梁江波从小就在求学的路上屡屡碰壁。
然而人到中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堵曾经无法逾越的墙,被一通电话击碎了。
2021年10月,梁江波拨通了清华大学招生办的电话,咨询盲人可否报考研究生的问题。
第二天,他一早醒来,就收到了一封来自清华大学的邮件提醒。梁江波怀着忐忑的心点入页面,手机上传来一个机械女声:符合条件即可报名。
这八个字,听得他几欲落泪。
“特别激动,也很感动。因为我之前无论是升学考试,还是从小的求学经历,或者我身边的一些盲人朋友的求职等等,都会被拒绝。这是常态。不管你有多优秀,连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2022年,在他收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7月,「最人物」在北京见到了他。
此时,梁江波37岁。
2021年12月26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第一天,清华大学门口走进一位特殊考生。他在旁人的指引下,一路摸索着坐进考场。
偌大的教室空空荡荡,只在中间位置摆放着一桌一椅,这是为名叫梁江波的考生而准备。
为助力梁江波完成这次考试,清华大学特地为他设置了入校绿色通道。考场也是为他单独打造,共配有三名监考老师,其中一人擅长盲文。
当天早上8点30分,开考铃声响起,梁江波静坐在考场内,用指肚紧急摸索着试卷纸上的盲文。每审完一题,他手里的盲文笔便狠戳下去。
梁江波所使用的盲文笔,看起来像一个锥子,写字时,需要借助一个带有多个孔洞的盲文板,从右往左,在纸上扎出盲文点位。
这需要一定的力度。牛皮纸材质的盲文纸不同于普通纸张,只有用力将其刺成凸起状,盲文才可成型。
梁江波使用的盲文笔
关于此次考试,梁江波采用的是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两种考试方式。而考试内容,与健全人并无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梁江波的试卷是按照保密流程,由专业人员将题目进行翻译后,单独印制而成。
在第一天的公共课考试中,他记得,那套试卷发下来,足足有“48页牛皮纸”。他需要在盲文试卷上阅题,再在盲文纸上作答。
考虑到梁江波的读题、写字速度,清华大学将原本统一规定的每科时长3小时,延长至4个半小时。
按照平时的阅读速度,梁江波每分钟大约可浏览300多字。这在有限的考试时间内,仍显得有些急迫。
时间很快流逝过半,梁江波感到中指上有一种黏糊糊的感觉,随后又闻到一股血腥味。他这才意识到,因为做题太着急,指头被盲文笔磨出了血。
考试时间有所延长,也意味着他的休息时间相应被压缩。到了中午,其他考生享有2个半小时的可支配时间,梁江波交卷后,距离下一场开考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
他无法安心地吃一顿午餐。去完卫生间,梁江波便重新坐回到教室,吃一些早上带来的零食。“那两天,根本就不知道饿。”他说。
梁江波在写字
第二天的专业课考试,只需在电子计算机上阅题和答题。考试题存放在监考老师带来的保密U盘中。梁江波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上,提前由清华大学安装了读屏软件,方便他听题作答。
无论是简单作答的选择题,还是大段文字的论述题,对梁江波来说,都属于是基础操作。他早就熟悉键盘上每个字母的所在位置,仅靠盲打,便能准确无误地书写出一大段内容。
机考,更考验人的是听力。读屏软件上的语音播报速度为正常人语速的20倍以上。梁江波需要保证整个做题环节的全神贯注,才能准确领会到每个题目的意思。
“我的时间尽管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也都是卡着点做完的,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他仍然记得坐在考场时的紧迫感。
在梁江波的记忆里,考试的那两天,是去年冬天最冷的日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了?零下十几度呢。”他一边问,一边忍不住感慨。
2022年6月30日,是梁江波最难忘的一天。他拿到了清华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天,他在朋友圈写道:
很庆幸终于有机会,依然有热情和能力去实现少年时的梦想!感谢自己“自强不息”,感恩清华“厚德载物”!清华园,我来啦!
梁江波的朋友圈
事实上,能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在梁江波的预料之中。
这与他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分不开。去年5月开始备考后,梁江波每天早上5点起床,除去每天上班,其余时间都用来复习。上下班的路上,他会带上一些手抄盲文,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铭记知识点。
最难的,并不是争分夺秒地学习,而是前期寻找资料的过程。
“对于明眼人来说,复习资料是很多的。对我来讲,盲文资料想都不用想,根本就没有。”梁江波对「最人物」这样说。
为了备齐复习资料,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参考书没有盲文版,他就去寻找电子版。有些资料,仅仅只有图片格式。梁江波需要先把它转为Word或PSD格式,才能便于自己听读。
格式的转换,势必会出现一些文字上的错误。这需要他格外小心地将所有内容通读一遍,不合理的地方,则根据自己的判断,修改为正确的字词。
他时刻绷着一根弦儿,“怀疑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我猜想的内容呢?”梁江波拉长了语速,还原着当时的担心。
对于没有电子版的书籍,他会先带去打印店里进行扫描,再将电子版转换成所需的格式。接下来,又将重复上面的一系列步骤。
而一些考试的重点,梁江波则手抄成盲文,反复记忆。
梁江波的手抄盲文
英语,是让他最省心省力的一门科目。早在读大学时,他就有过考研的想法,曾手抄过一本单词书。后来碍于时机,梁江波没能如愿参加考试,“但这个我当时手抄的单词书,倒是这一次派上了用场。”
积极备考,加上定期做一些释压运动,梁江波对此次考试有了八九成的信心。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参加完今年的复试,就已经做好了“会被录取”的心理准备。
当然,也可能会面临落榜的命运安排。他想,无论结局怎样,都接受得坦然。“大不了继续备考,继续做好眼前的工作。”
在清华大学公布的成绩中,梁江波的初试成绩为379分,复试成绩为445.4分。最终,他在被录取的5人中,以排名第三的成绩被社会工作专业录取。
而其他4位,均为健全人。
“我觉得老师对我印象都不错,还问我假如被录取,有没有什么困难?”回想起参加复试时被提问的环节,梁江波谈兴十足,“我心想,稳了。因为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假如被老师这么问,录取的概率就很大。”
等地铁的梁江波
没多久,梁江波因工作原因,去了一趟北京环球影城。在那里,他做出迄今为止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坐了一次霸天虎过山车。
在他看来,这是一项恐怖的娱乐活动。以往在游乐场,梁江波所能接受的极限,是玩海盗船。落座后,那船身摇摇晃晃间,足以使他“吓得脸变色”。
下决心做这样一次略带赌博性质的挑战,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梁江波觉得有趣。当时身处环球影城的他暗暗告诉自己:“如果我敢坐过山车,就一定能考上清华。”
之后,自然就是大家都熟知的结局——今年九月,他即将走入清华园,正式成为一名清华学子。
放在以前,这一切,梁江波都不敢想象。十几岁刚失明那会儿,他连学都没地方上。
1985年,一个男孩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一户普通工人家庭。父母给他取名梁江波。
梁江波拍百日照时,展现出了一些异常。任凭摄影师如何逗弄,他始终不把头转向镜头。对于儿子看起来“怕光”的表现,父母不明所以。
他们带他去各大城市询问病情。最终,上海的一家医院给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先天性眼部疾病,无法医治。
求医问药无果,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的视力衰退下去。
6岁时,梁江波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父母送他去城里的学校,却遭到校方的拒绝。为了让儿子接受教育,他们在家里挂起一块黑板,每天将课本上的内容抄下来,教儿子读和写。
梁江波小时候用的黑板
这种教育方式,一直陪伴梁江波走过了5年光阴,直到他11岁那年,父亲才辗转帮他争取到在农村小学就读的机会。
关于上学的细节,梁江波记忆犹新。“我6岁时,跟我一起玩的同龄小伙伴都去上学了,只能跟更小一点的玩,等到他们也去上学了,就只剩下我自己。”
尽管后来入学时,梁江波的年龄远大于其他孩子,但至少又有了一些新玩伴。
兴许是从小爱笑爱玩,在学校,梁江波人缘极好,虽视力上有缺陷,也从未遭到其他孩子的欺侮。他们一起玩弹珠,玩画片,也玩溜溜球与四驱车。
在课堂上,梁江波的视力弱,注意力自然会向听力和记忆力倾斜,老师讲过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很牢靠。他的学习成绩还不错,经常会有学生拿着他的作业抄。
有一天,学校给孩子们看了一个纪录片,里面讲解的是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历史变迁和悠久文化。从此,这两所大学成为梁江波心目中的神圣殿堂。
只是没多久,这个男孩埋下的梦想便随着眼睛的坏去,一起破碎了。
13岁那年,梁江波的视力迅速下降,不到一年便完全失明。考清北的念头,如同一场触不可及的梦,随着眼前失去的光亮,一同被遗忘在某个角落。
他记忆最深的一次考试,仍停留在小学阶段,那时,梁江波曾代表学校参加市级统考竞赛。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笔,全身几乎趴在了课桌上。可惜直到收卷铃声响起,梁江波做的题都不到一半。
那是他最后一次用明眼答卷。
梁江波
梁江波的光感,是一点一点消失的,有一点“温水煮青蛙”的感觉。他甚至体会不到失去光明前后的巨大落差感。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沮丧,因为不能和大家一玩游戏了。”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当年的他还远远意识不到,永久性地失去光明,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等到升初中时,全盲的梁江波再次陷入无学可上的窘境。父母只好把他送进南京的一所盲校。
入学后,周围都是同他一样的盲孩子。他同大家一起学盲文,听盲课,却没有了以前那般快乐的生活。“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我可以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往后的日子,梁江波的世界里一片漆黑。这更加放大了他在听觉上的感知力。一次偶然,梁江波耳边传来一曲高亢悠扬的笛声,这像一管强心剂,注入到他的体内。
那时起,他迷上了这一乐器,托妈妈给自己买了一支笛子,后来干脆花钱找人授课。
梁江波的第一笔收入就是来自这项技能。他将在乐团训练挣来的1700元,悉数交给了父母。
对刚刚长成的少年来说,自力更生是当下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他所能体会到的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
求学路上的波折,使得梁江波对“上学”怀着某种执念。
2006年,一向对学业有追求的他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学习针灸推拿专业。大学期间,他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为自己所在的盲人群体营造关怀与温暖。这一过程中,梁江波结缘了红丹丹视障文化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的创始人郑晓洁,并赢得第一份实习工作。
红丹丹,是北京一家致力于为盲人群体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2007年,红丹丹和北京电台培训中心合作开办了普通话培训项目,郑晓洁看好梁江波的学习能力,邀请他报名参与。
没有盲文教材,他就一遍遍听示范音频,努力揣摩音频中的发音、语调,和停顿。最后结业时,梁江波成功考取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
这项技能为他此后的人生带来诸多发展机会。大学毕业后,梁江波得以去到盲文出版社,负责有声书的相关工作。
梁江波在做电台节目
因在播音方面有所长,他甚至被邀请作为嘉宾,主持过一些电台节目。其中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十多年前在上海采访施瓦辛格。
“我特别紧张,录音笔都忘开了。”梁江波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接触过这么大的人物,当时直接懵了。”
他把自己会的那点英语全都用上了,诸如,您是第一次来上海吗?喜欢上海吗?让梁江波感到尴尬的是,对方的回答,他大部分没听懂,“但他们抢拍了一些镜头,还是挺好玩的。”说到这里,他又腼腆地笑了。
这些年,尽管考清华的梦想随着儿时眼睛的失明,一同被他搁置在一方,但对高等学府憧憬的火苗,一直埋藏在梁江波的内心深处。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视障人士约1800万人,但进入到高校求学者却寥寥。
2017年教育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印发的《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提到,“使用盲文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50%,并可以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学校应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而清华大学,是少数接收视障人士报考的高等院校之一。
梁江波在活动现场
此前,清华大学公开发布的一则信息显示:
“研究生招生院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的文件内容,提前半个月在考试专用电脑设备上安装了读屏和办公软件,并联系梁江波预先测试机器性能后封存起来。
学校为他设置独立考场,在考试当天专门开通了入校绿色通道,考试时长也从3个小时延长至4个半小时。”
在这场学校与个人的合力之下,怀揣清华梦的梁江波,最终得以实现少年时的梦想。
反观以前走过的路,梁江波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一直都和视障人士相关,“所以我就想在这个领域做得更专业一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工作都被统称为社会工作。”梁江波这样解释自己报考清华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原因。
郑晓洁认为,社会需要像梁江波这样的人才,她希望能有更多盲人走上同梁江波一样的求学路。
“像江波以后学成出来,去到相关系统,他的理论知识加上多年的工作经验,一定可以提出更多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他站在受益人的独特视角。这是我们明眼人所无法取代的。”
与梁江波相识的十多年,郑晓洁一步步见证着他的成长,“就像看我们家儿子一样,他俩同岁。”这位女士当年在下海经商时,看到了一些盲人的艰难生活,后来创办了红丹丹。
说起来,这两人还颇有些相似性,他们都敢于打破原有的生活秩序,做出常人不敢为的冒险与尝试。
郑晓洁在下海之前,曾是一名技术人员,“在航天部搞侦察卫星”。人到中年,她看到带自己的两位师傅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单位继续工作,这仿佛让她看到了自己50多岁退休时的状态。
郑晓洁明白,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便一头扎进商海,创业去了。
而决定重新回到红丹丹之前,梁江波在一家事业单位做着一份稳定且相对轻松的工作,“上班有班车;每天吃食堂,一天的伙食费只需要两块钱;下午四点就能下班回家。”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总让梁江波觉得,人生少了一种可能性。“而红丹丹作为一家民间机构,无论是从生存环境,还是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来说,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梁江波喜欢这种富有挑战性的生活。
梁江波在办公室
2019年,他再次回到红丹丹,负责线上的一些阅读分享和助盲培训师的工作(助盲培训师:向明眼人科普,如何更好地帮助视障人士)。
在这样的科普培训中,梁江波常会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去年开始,他定期为一所初中学校上课外选修课。其中有一节课,他向孩子们讲述了如何更好地给盲人提供帮助。
不久后,他带着几个学生去参加一场活动。讲台上的老师在打开PPT,分享内容时,坐在梁江波旁边的一个学生突然扭头对他讲:“老师,PPT上的文字需要我读给你吗?”
梁江波心头立刻涌上一种久违的感动,“那种感觉就像,你既不会感到被过度打扰,也不会觉得自己被过分关注。”他说,好像曾经的付出,都在那一刻显现出成果。
讲起这段往事时,他又长久地回味在那句被深刻理解的礼貌问询中。而这,来自一名十三四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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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梁江波,你已被清华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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