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稿·永联启示①｜小康之后乡村治理2.0版的永联样本

小康，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小康之难，难在农民的小康。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80多年前写就名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说，没有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

“费孝通悬念”只有在地覆天翻的改革开放征程中才真正成为历史，并进而走向更高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小康时代。而新的悬念是，小康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什么才是未来的方向？

作为中国农村最早实现小康梦想的领跑者之一，距离费孝通“江村调查”的村庄以北约80公里外的张家港市永联村的生动实践，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答案。

和过往许多承载中国农民财富“翻身记”的优秀乡村典型不同，永联样本告诉我们的启示在于——

如何走出地缘、血缘及宗族化的乡村熟人社会闭环，用更开放的姿态构建乡村治理新世界？

如何以利益的公平推动人的公平，并在公平的基石之上让社会财富喷涌而出？

如何依靠制度的保障实现人治到法治的进化，让农民从乡村的生存者成长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如何帮助农民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精神富有，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培育最丰厚的人文土壤？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历时一个月的乡村调查采写了来自永联村的一组四篇专题报道，以下为开篇综述。

永联样本的启示不仅是乡村的，也是中国的。永联村的探索还在路上，但让我们嗅到了来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

从苏州张家港市驱车一路向东，驶近距离长江江岸不足10公里时，一栋栋气派耸立的楼宇和鳞次栉比的现代化街道开始逐渐取代粮田，不远处，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江苏永钢集团标识鲜明而醒目，只有县道一侧500多亩的农耕文化园还在提醒人们，这里是一个乡村。

小桥流水的古典清韵、车水马龙的都市景象、广夏细旃的物质生活让人很难想象，这个名叫永联的乡村在1970年围垦建村时，竟是苏南地区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经济最落后的村庄。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永联村不仅最早印证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愿景，之后历经以工兴村、轧钢富村、并队扩村、炼钢强村等阶段，凭借“工业化牵引，带动城镇化建设，进而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一跃成为工业销售收入358亿元、利税18亿元的苏州“第一经济强村”，在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中，经济总量名列前三、上交税收高居第二。

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步，永联在乡村治理模式现代化的探索上亦令人瞩目。其从乡土中国的痛点和难点出发，小村大治，构建起多元化、立体化的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可贵的首创智慧和务实底色。

如今，这个10.5平方公里的美丽乡村，98%的村民实现了集中居住，98%的耕地实现了集体流转，98%的劳动力实现了就业，98%的村民享受到了比城市居民更优越的福利保障，居住方式城镇化、生产方式产业化、生活方式市民化、保障方式均等化，以及管理方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化，已成为实现小康之后的永联最具特色的标签。2015年5月，它作为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案例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展示，成为该次世博会唯一参展的中国村庄，这也是中国乡村首次走出国门。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如果说脱贫致富是中国农村乡村治理1.0版的话，那么苏州“首富村”永联所展现的，则是小康之后乡村治理2.0版的新经验、新理念和新方向。

永联前传：邓小平“小康”愿景的最早印证

早年的永联村，与中国的其他村落并无二致，村野凋敝、村民穷苦，以至于当地有民谣云：“茅草盖屋，腌菜搭粥，一年四季都穿破衣服”。

这个由长江边700亩芦苇滩围垦而成的村庄在1970年建村时，只有254户、700多口人，由于地势低洼、十涝九灾，建村后若干年始终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1978年村民人均收入68元，村集体负债6万多元，是全县（即张家港市的前身沙洲县）最小、最穷、最乱的村。

可作为比较的是，这一年，当时还隶属于苏州的江阴华西村（现属无锡市），已被当作典型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并配有“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1978年7月，43岁的吴栋材被南丰公社从邻村派驻到当时还叫23大队的永联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这位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复转军人头脑活络、敢想敢干，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气候变化，在当年底打破“以粮为纲”的禁锢，带领农民开挖50亩低洼地养鱼搞起副业，并在鱼塘周边土地种粮。第二年，永联群众第一次获得了年终分配。

此时的吴栋材不知道的是，也就是这一年，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日后深刻影响中国的全新概念：小康。

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在与邓小平会面时，大平正芳就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提问：“中国说的在本世纪建设成四个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邓小平点燃香烟，思考了一分多钟：“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努力。”

他继续说道，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小康的状态”。

当时的翻译是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王效贤。“小康”怎么译？他没敢问，急中生智：“就是……就是一个人身体恢复的时候。”大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临别时，他笑眯眯地握住邓小平的手说：“祝您和中国人民早日小康。”

这是邓小平首次使用“小康”来描述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

根据邓小平的构想，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起到20世纪末，在20年时间里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

“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

而这番掷地有声的话，最早是在苏州、从永联得到印证的。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前往苏州、杭州、上海等地考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小康”目标的可行性。6日下午，他抵达首站苏州，次日接见江苏省、苏州市负责人。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到2000年实现翻两番”的问题时，时任苏州地委书记戴心思告诉他：当时苏州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接近800美元，按照1978至1982年间的发展速度，准备提前5年实现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

随后，在听了戴心思关于苏州吃穿用、住房、就业、人口流动、教育文化、精神面貌6个方面的汇报后，邓小平很振奋：“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

戴心思汇报说，主要靠两条：一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二是发展集体所有制，即发展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据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所著的《江边中国》一书记录，永联村正是当时戴心思向邓小平汇报时用来举例的苏州乡村企业搞得最好的三个村子之一。

彼时的永联已是另一番景象。在吴栋材的带领下，短短数年间先后办起家具厂、水泥预制品厂、枕套厂等八个小型加工厂，到1983年底村集体已有近20万元的积累。

多年后，据当时陪同邓小平考察的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回忆，在听完汇报后的次日，邓小平乘船考察太湖，吃饭时他高兴地给在场每人奖赏了一杯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带来的陈年茅台酒。

苏州之行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回京后，他约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兴奋地介绍考察沿线所见所闻，并以苏州为例，描绘达到小康后的未来社会状况。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谈到苏州之行，并勾画了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图景。

而此时，远在长江边的永联村更是雄心勃勃，它瞄准农民盖楼房需要大量钢筋的商机，做了个最重要的决定：自筹30万元，关停八个小厂，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发展永钢集团的前身永联轧钢厂。“我们绝不能拖地区的后腿，而应当做高速度、加速度的开路先锋。”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吴栋材说。1985年，永联轧钢厂产值达到1024万元，利润100多万元，永联村由此一跃成为全县十大富裕村之一。

此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永联早已实现邓小平心中的小康愿景——2016年村级可支配收入1.49亿元，村民人均收入42499元，高于当年度40152元的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几乎是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06元的2.5倍，已是“苏南模式”中最亮眼的样板村。

“切蛋糕”的艺术：以公平打造可持续的效率

作为小康社会的先行者与探路者，永联村近40年的嬗变并不仅仅是一部“财富增长史”。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乡村建设与治理也在不断演进，构建起了小康之后的基层善治图景。

2006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宣布：对照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4大类18项25个指标，苏州市及其所辖包括张家港在内五个县级市，于2005年底在全省率先全部达标。苏州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建成小康社会的城市，并步入了巩固小康建设成果、提高小康建设水平，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发展新阶段。作为苏州“首富村”，永联责无旁贷必须再次担负起小康之后新探索的领跑者。

也就在2005年，因父亲吴栋材嘱托，45岁的吴惠芳脱下穿了25年的军装，从南京军区驻浙某师政治部主任位上转业回到永联接棒。“师级军官”变成了“村官”，吴惠芳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小吴书记”。见过更大的世面，有更宽阔的视野，小康之后就任的“小吴书记”所面对的挑战及使命和父亲当年不同，两代人的思路也不同。

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先富者”一样，效率与公平是摆在永联与吴惠芳面前关于如何推进乡村治理绕不过去的第一道难题。

蛋糕做大了，怎么切蛋糕又成了新问题。纵观永联新探索中每个关键节点，给出的答案是：以不破坏效率、不牺牲领跑者积极性为前提，激发各个层面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在效率与公平间求得可能性的平衡，让每一位身处其间的村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渐进式推动社会公平的建立。

事实上，“切蛋糕难题”早在“老吴书记”时期就开始浮现。而最凸显永联高超的效率与公平平衡艺术的，是它对村子与村办企业永钢集团股权关系的巧妙设计。

1998年和2000年，在“苏南模式”向“温州模式”学习过程中，永钢集团先后历经两次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在“彻底转、转彻底”还要“回头看”的背景下，永联村没有走大锅饭式集体化和私有化的极端，而是首先将永钢的75%股份明确为企业经营管理层持有，让“能者”发光发热。同时，为了不隔断百姓与永钢建立的利益联系，永联村为全体村民保留了企业25%的股权，让“村民变股东、资产变股权”，使村民和永钢股民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正是这25%股权，使村庄和企业不再界限不清，村归村，企归企，村企间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也是这25%股权，在村与企间搭建桥梁——创造性地建立了以资本为纽带的农村集体组织形式，使村集体资产转化为企业股本金，形成集体经济新的有效实现形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如今通过二次分配，永联村一万多名社员每年人均可获利约7000元。这25%股权，被村民们形象地称为“共产党栽下的摇钱树”。

“每个村庄都有集体资产、集体资源，而我们的核心经验是把集体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权化，让村民们通过集体股权，共享这片土地上的发展成果。”吴惠芳说。

2006年，为满足永钢集团进一步扩张发展的需求和新农村建设城镇化标准的要求，永联村又抓住国土资源部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的试点机会，投资15亿元，拆迁了3000多户人家，集中归并土地1000亩，建起可供两万人居住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永联小镇。由于纳入了国土资源部的试点，居住区建成后的房屋将与过去的农村宅基地不同，可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及流通交易（即大产权房），涉及的利益可谓巨大。

拆迁后房子怎么分？如何尊重既得利益又公平分配新利益？

村党委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抛弃了“拆多少、分多少”的常规方法，采取“拆归拆、分归分，一户一套，老年人住老年房”的做法：拆时按标准估价，一次性补偿到位，保证原有利益；分时一张结婚证对应一套房，每套140平方米，按照500元/平方米均价出售。退休老人，女的50周岁、男的60周岁以上，可申请入住80平方米的老年公寓，每户只需缴纳2.4万元押金。老人去世后，押金退还，房子由村里回收滚动使用。

如此，村民不管穷与富，拆得多或少，都确保家家有住房。由于实际建设成本超过1400元/平方米，远高于500元/平方米的出售价，这一制度设置的本质是把货币形式的集体资产，通过拆迁安置，公平均等地转化为村民家庭的房产，缩小贫富差距。

人有强弱之分，公平原则却不分强弱，甚至要更多地倾斜于弱者。

为了给上了楼、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低能力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永钢集团专门成立劳务派遣公司，与周边企事业单位联系，将保安、保洁、保绿等岗位剥离，最多时为928名劳动力解决就业。2009年，村里又建起江南农耕文化园，开辟作坊街，设置纺纱、织布、酿酒、打铁等传统项目，吸纳有传统手工艺而竞争力较弱的劳动者就业。

1995年起，永联慢慢“做大”，先后五次并队扩村，村域面积从0.54平方公里扩展至10.5平方公里，村民从800多人骤增至11000多人。如何使原住民与新村民平等共享发展成果？

永联提出了“进了永联门，就是永联人，凡是永联人，待遇都平等”的原则：第一次并村时给每位老永联村民一次性补偿一万元，补平他们的存量资产贡献，从此新老村民待遇一样，“一家人不吃两家饭”。

还有一个更温暖的细节——在村24小时免费开放图书馆里，有许多全国各地的报纸。订阅的原则是有来自多少省份的外来务工者，就订多少省份的报纸。每份报纸摆放的隔层上，甚至专门标注了来自这个省份的外来务工者人数。这个坚持了多年的举动，让每一个为这片土地创造财富的外来人找到了归属感和家乡的亲切感。

在吴惠芳看来，这些做法的初衷，就是要给每一位在永联生活的人“提供活下去的机会”，而且要“活得有尊严”。

“过去的发展成果告诉我们，老书记吴栋材提出的‘没有经济发展一切都是空谈’是永联建设得以全面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但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坚持共建共享、共同富裕，以公平打造可持续的效率，这是永联走向未来的保证。”吴惠芳说，只有始终把维护和建立公平作为发展之本、动力之源，扩大就业渠道，健全保障体系，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居民、职工、社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议事厅的故事：从农民到市民再到公民的跨越

随着集中居住区永联小镇的拔地而起，原本相对封闭的农村熟人社会被逐步打破，形成开放型社区，既有治理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开始日益凸显。

有外地人买了永联小镇的住房开棋牌室，引来居民投诉，村委会前去做工作，却被一句“我不是本村人，你凭什么管我”噎了回来；小镇周边车来车往，闯红灯行为一再发生，保安却没办法管……这让永联“当家人”吴惠芳意识到，仅依靠村委会进行现代社区治理已经行不通，必须将公共管理和服务从城市引进农村。

在他的争取下，南丰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永联分中心在2009年3月挂牌成立，公安、交警、城管、卫生、工商等执法机构和人员进驻。与此同时，村医院、农贸市场交由南丰镇统一管理，实现了城乡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2011年，张家港市在永联村审批设立了永合社区居委会，永联小镇与城市社区一样，实行社区自治。

“配套管理到位了，但慢慢地我们发现，成为市民后的农民不再满足于被管理，而开始关心包括自身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开始强调自我权力的实现。这就要求农村管理者通过制度设置，从法律和程序上保障这群中国最底层民众的说话权力。”吴惠芳说，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应是人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而这其中关键性的一步是实现农民到市民进而向公民的跨越。

矗立在永联村中心的村民议事厅正是永联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确保农民参与深度，使基层民主“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

外观粉墙黛瓦的议事厅，与永联小镇的江南水乡风格相得益彰，但走入其中却仿佛置身于欧洲国家议会大厅：5000平方米被分为议事大厅、接待室、阶梯教室、小型会议室等多个场所。一楼半圆形的议事大厅设有主席台、285个席位和可视参观通道，每位参会代表都可以由通道直接从座位上走向发言席说话。用心的细节蕴含着永联对基层民主的期待：大厅顶部的透明玻璃可直接观天，象征老百姓希望的“打开天窗说亮话”；圆形穹窿顶中央还含有方形图案，“圆寓意表达的艺术性，方则强调不能放弃原则。”吴惠芳介绍，主席台背面的立钟造型则寓意百家争鸣、警钟长鸣。

议事大厅里，配有智能会议控制系统、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同声传译系统、无纸化会议系统、会议摄像追踪系统等高科技设施。每半年举行一次全村经济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时，非参会对象可透过二楼的有机玻璃和音频系统实时了解会议进程，议事厅外墙的LED大屏幕也可同步对外直播，信号同时接入每户村民家中的电视，无论身处何地，每个人都能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议事厅及一系列议事机制的建立，源于一次远行。

2011年，吴惠芳参加张家港市委组织部组织的赴美国加州的干部培训。在参观考察了卡森市议会、市政厅等城市管理决策体系运作后深受启发：“文明是可以借鉴的，关键是要立足国情，培育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

由于全体永联村村民已经转为永合社区居民，2013年，在实行两委选举时，永联村申请村委会不再进行换届选举，只保留村经济合作社作为管理村集体资产的最高权力机构。自2014年3月举行首次村经济合作社全体社员代表大会至今，会议已通过了《永联村集体经济分配实施办法》、《永联村拆迁安置剩余面积的补偿办法》等20多项与社员利益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集体资产分配公平公正、有法可依。此外，社员资格确认、村民配偶待遇管理、村“当家人”选举等涉及村里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除了作为民主选举和决策的基层民主实践场合，在制度的平台上用民众的说话权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平分配之外，议事大厅里还不时上演着群众因个体利益纠纷而付诸村经济合作社平等对簿的场景。

今年6月14日下午，永联村社员李芳（化名）就要求经济合作社为其诉求离婚安置房屋一事开展议事。议事会议由李芳和其邀请的亲友、同楼道居民代表、同村组代表，及村中有威望、能力、资历类似于乡绅的部分第三方社员代表共同参加，镇国土所与信访办工作人员列席。

会议上，李芳认为其在1994年与前夫离婚时经法院判决得到与公婆共住3楼3底楼房的一间半房产，但房屋拆迁时未对其进行安置。同时，她诉求其再婚后与一浙江籍男子生育的儿子应认定为经济合作社社员享有分房。

但经济合作社调查核实，李芳离婚后判得的房产、连同孩子抚养权和嫁妆已折成2万元与前夫一次性了结，房屋产权转至其前夫名下，故拆迁时不予安置。同时，根据《永联村集体经济分配实施办法》，李芳离婚后再婚的配偶及子女不能认定为永联村社员，不属于集体安置对象。最终，经参会全体人员的一致讨论和劝导，心服口服的李芳签署了调解协议。

“像这样的社员议事会从2013年开始一共开了20多次，如今每年都在减少。”村经济合作社常务副社长宋兴祥告诉澎湃新闻，议事会之所以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就是让大家围坐在一起，不分职位高低都有权利发表意见。而唯有平等，才能带来公平。

多次列席议事会的社员黄美娟有一个强烈的感受：“现在村民们越来越讲道理，议事也不会像村口吵架一样了。更可喜的是，他们还从开始‘看热闹’逐渐向‘听门道’转向，主动研究法律规定，并带着文本来讨论。”

“通过议事会，很多问题在激烈辩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明朗，充分保障了村民的民主权利，也是实现村民自治的一种体现。”在宋兴祥看来，社员议事会是民主、法治、制度的延伸，与法庭调解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如果说经济合作社及社员议事会主要解决事关村民公共与个体经济权益的问题，那么永和社区居委会的居民议事会则负责讨论社会管理事务。

“比如生活中有人乱扔垃圾、高空抛物、噪音扰民、在绿化带里种菜等，怎么去约束和惩戒？就需要制定公认的规章，并建立一套长效机制。”永和社区惠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袁金鑫告诉澎湃新闻，居民议事会由此而生。

居民议事会以楼栋为单位，平均每50户一组，参会人员包括楼道长和每户所派的居民代表。首次全体会议会推举3-4位沟通能力强、素质高的热心居民作为楼道居民议事委员会成员，负责日常沟通协调、信息采集等，同时由全体参会人员讨论并最终签名通过《楼栋文明公约》。一旦出现与公约规定相悖的行为，将受到相应惩罚；若出现超出公约约束范围的不文明举止，则由议事会成员开会讨论解决方案。

“居民议事会是永合社区自治的一项制度创新，通过公开讨论形成规章约束，解决了半熟人社会里原住民与新市民的融合问题，最大程度保障所有人的公共利益。”袁金鑫表示，目前居民议事会已覆盖整个社区的三分之一，正以每周新增一个楼道的速度推广中。

正是在不断培育农民政治参与水平与自我诉求表达能力的过程中，永联村慢慢形成了多元化、立体化的乡村治理格局。永联的创新实践昭示着，使农民从文明市民，向具有民主意识、法制观念、互助精神的合格公民转变，是未来中国农村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方向，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程度的重要标尺。

爱心互助街背后：只有精神世界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尽管实现了家家有房住、个个有收入，公共事务有人管，表达权利有保障，但永联后小康时代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探索并未就此止步。

永联小镇中心有一条长达200米的爱心互助街，是村里老人特别爱去的地方，打球锻炼做保健、下棋阅读谈人生；如果身体不便，有“爱心便当”提供上门饮食，“爱心剪刀”免费上门理发，还有卫生、缝补等种类繁多的居家养老服务。

沿街分设的“红领巾驿站”、“爱心超市”、“亲情浴室”等18间“门店”全部“亏本”经营，街上商品以低于成本价卖给低保户、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定人群，亏本部分由村集体贴补，而店内工作人员则都是不拿工资的志愿者。

“年纪大了，并不是只能待在家里享福，只要身体跟得上，就要为社会、为他人多做点事。”村民李培福已经80多岁了，但他觉得自己还能做很多事。2015年2月看到“银巢联盟”志愿服务队招募老年志愿者的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李培福看来，志愿者的身份能让他找回年轻时久违的责任和担当，“不管何时，人总该有点追求，做有意义的事，过有意义的生活”。

“设立爱心互助街的目的是希望让有爱心的人有用武之地，让爱心在互助中闪光。”吴惠芳说，永联人的幸福不应只是物质富裕，更要有精神世界的友爱。

爱心互助街成立之初，为村民服务的都是专业的志愿者，但如今互助志愿者联合会已拥有在册志愿者2445名，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普通村民。如“红领巾驿站”的“四点半课堂”项目，就是村里退休老教师每天为双职工家庭子女辅导功课。

为了让爱心互助街长久运行，永联村特别设立了“为民基金会”，每年接受爱心人士和永钢集团及其员工的捐款达2000多万元，用于养老、助学、扶贫、助残、教育等公益项目的开支。

“经常有人问我，做慈善是不是最怕缺钱，但我却从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为民基金会理事长钱丽英告诉澎湃新闻，每年力所能及地为基金会捐款已成为永钢集团和村党委干部、党员的行为自觉。2015年永钢集团最困难时开支压缩了10个亿，但给基金会的捐助一分未少。

在基金会养老扶贫项目的补充下，村里年满50岁的女性和年满60岁的男性都可额外获得每月每人350元的补贴；若有居民、职工遇到困难，可单独申请救助，经情况核实即可获得帮扶。

“除了上述开支，基金会的另一重要支出放在了教育领域。”钱丽英说，村小学的学生80%是永钢集团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为了让所有孩子尽可能享受与城里均等的素质教育，在吴惠芳的争取下，基金会每年出资40万元与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合作，在永联小学成立了管弦乐队。

“每天早上学生入校时，都能听到乐队成员在排练演奏，潜移默化中接受高雅艺术的熏陶。”为民基金会教育项目负责人李晓庆至今对一段往事记忆犹新：有一次，乐队里一位学吹大号的学生向老师提出想在放学后将练习的乐器带回家。询问中得知，当天是孩子的生日，由于其父母早年离异，母亲只有在他生日时才会回家看望，而他当天的愿望就是能当着母亲的面吹上一段乐曲，让母亲分享自己的成长与快乐。

“看到孩子如此珍视艺术学习的成果，并学会用艺术去传递爱，更加坚定了我们对素质教育的投入。”吴惠芳说，永联的钱应有两种分配方式，一种以资金直接发放，另一种则是转化作文化，让群众从更深层次得到精神实惠。

在他看来，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又以人素质的提高及思想观念的进步为标志。对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传统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根本是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农民精神世界的现代化，这又将为永联乡村治理的各项制度化实施提供最坚实的文化与人文基础。

农民精神风貌的提升也是中央高度重视的大事。今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后的首次调研中，去了江苏徐州潘安湖街道马庄村。他在考察时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

但吴惠芳深知，精神世界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永联的探索尚在初期，想要让文明、友善、诚信、敬业等成为个人自觉，离不开前期必要的制度约束和正确的示范行为引领。

对此，永联创造性地设立了“文明家庭奖”，把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计划生育、交通法规等要求，制定百分制考核条款，实施年度考核，年底按每年每人1000元标准，把扣分情况作为折扣率。对不在永联村工作、生活的永联人，则秉承“出了永联门，还是永联人”，委托其所在社区、学校和工作单位，出具年度文明行为评价证明，在考核中与二次分配、福利待遇等捆绑计算。

2015年8月，由永联区域内热衷文明建设的自然人发起成立了永联社会文明建设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已在村里常态化开展了公厕文明建设、交通文明建设、餐饮文明建设、祭祀文明建设和诚信体系构建等文明创建活动。

“所有的制度化安排都是为了实现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若不经历个体心理上、人格上、精神上的蜕变，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吴惠芳认为。

夜幕降临，澎湃新闻记者漫步在永联的“地标”金手指广场，彷佛置身于城市的繁华一角：翩翩起舞的人群伴着音乐和七彩闪灯，有笑有唱；休息间隙，健身居民中时不时传来对社员二次分配资格变更的谈论；不远处的图书阅览室里，三五年轻人正温书自习，桌前放着的是自己用志愿者服务免费换取的咖啡。

30多年前，永联人用“永远联合起来，共同进步”的冀望命名了自己的村庄。30多年后，小康之后的永联村正诠释着“共同进步”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