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祠记③｜当代祠堂的命运

祠堂经历了明清两代的迅速发展，在近代历史的洪流演替中走向终结。祠堂是基于社会基层祖先崇拜所演化出来的图腾，又在不断结合宗法制度中逐渐形成独立的功能，但随着民众信念和社会组织翻天覆地的变化，祠堂的存在终将面临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命运。

尴尬的存在

建国以后，祠堂因为代表着封建社会的产物，在破四旧中，大部分祠堂被拆毁或改造。据地方志记载，仅婺源一县，祠堂最盛时达2000多座，一村之中，少则两三座，多则二三十座。整个徽州一府六县，祠堂不下万座。不过，今天能看到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在红色年代里，所有祠堂被投入“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热潮中。大部分祠堂被改造成为当地的学校或农业加工厂、仓库。一些祠堂受到了破坏性改造，一些则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大部分祠堂被拆毁，以表示“新”社会对旧事物的彻底决裂。

如今，祠堂仍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因宗族制度而诞生的祠堂，在新兴开放的社会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祠堂的存在对于我们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其实，无论如何研究和讨论祠堂的再利用，保护和保存好历代文物始终是当下最紧要的工作。祠堂的历史功能走到了尽头，但祠堂的文物价值没有终结。

四种保护状态

一座祠堂被评定为国家级、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取决于很多因素，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文献的、人类学与美学的价值，此外还有保存现状与利用价值。整个徽州地区祠堂目前现存遗构约有515座，被指定为文保单位的有141座。

现在的徽州祠堂主要呈现四种保护状态。

1）第一种保护状态，是被指定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一些祠堂位于被旅游开发的景区乡村，祠堂作为一处重要景点被很好地保存了起来，如绩溪县龙川村的胡氏宗祠和徽州区呈坎村的罗东舒祠，这些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龙川和呈坎也都是目前徽州有名的旅游景点，其村落结构保护亦相对完整。这类祠堂大多规模大、规格高，保存状况最为完整，也是普通游客最常接触到的。

另一些祠堂的所在地并非旅游景区，因此即便是国保单位也鲜有游客。附近的村民被委托保管着大门钥匙，进门参观的多是考察工作的政府领导或研究人员。这类祠堂被以一种“隔绝”的方式保护起来，一般村民平时不被允许进入。祠堂可能有过几次大修，但因常年无人使用，荒草杂生，略显凄凉。在文物保护机制中，任何一座国保单位都有专款维护，因此，这类祠堂建筑的主体结构大都得到了较好的维护。

如歙县郑村的郑氏宗祠，始建于明成化丙戌年（1466年），清康熙癸巳年（1713年）大修，其建筑的主体结构仍多为明代遗物。祠堂布局以牌坊、门屋、享堂、寝室为序列，沿中轴线呈对称布置。各进之间连以廊庑，是典型的徽州廊院式祠堂。巍峨的享堂空间高敞，用材粗硕，梁架结构古朴。推仪门而入，有如置身一座被荒弃的宫殿，宏伟的建筑外形显示出昔日的辉煌，与所处略显破败的乡村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大概是笔者见过最有气势的徽州祠堂了。

2）第二种保护状态是古物新用。

这里又可区分为两种再利用方式，一种是在对祠堂实施了保护性修复的基础上，赋予旧祠堂新的功能，使其从宗族的公共空间变为村民的日常活动空间，从一种仪式性的神圣场所，转化为日常性的开放活动中心。最普遍的功能设置是“老人活动中心”，如富堨镇仁里村的程氏宗祠。这种功能的转化，充分反映了乡村的基本社会面貌，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成为乡村主要人口，而年轻人多半进城务工，一切惠民政策的对象只有老人儿童。

一座建筑的生气取决于人气，而人的日常使用也是对一座建筑最好的保护，除了个别极为稀有而珍贵的建筑需要以博物馆的保存方式被特殊对待，大部分的古建筑只需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以人养建筑，就不会有侵蚀它的白蚁，也不会有恣意生长的杂草。我们应当以一种敬畏的心去面对祖先的文化馈赠，亦当以一种平常心去面对人类的文明创造。在不破坏祠堂原有建筑风格和结构的基础上，对失去原有功能的文物建筑赋予新的功能，使之适应当代乡村发展的需求，不失为激活祠堂的一种有效途径。

另一种再利用方式，是在一些有财政实力的村子里，让祠堂恢复往日的功能。祖先牌位被重新供进祠堂，村里过世的老人也会按辈分制作新的牌位。同时，这里也被用来举办村里人的红白诸事，村民们以一种自己对祖宗的理解和崇敬，去使用这块村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公共场所。如在《村治中的宗族》一书中，对目前乡村社会现状所记录的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的南方村落，村民对宗族的认同和重视有不断复苏的迹象。这一状况在徽州也偶有所见。

3）第三种状态是荒废的祠堂变成了公共仓库。

一般村里老人会把生前就预备好的棺木存放在此（许多乡村的习俗，老人会在生前就为自己预备好棺木），村里干部对此种现状多半表达无奈，因为财政无力支持，村落隐在蔽塞山群里，只剩下零星的孤寡老人。平时一些民宅里无处存放的大件，便通通堆进祠堂里。

村里偶尔迎来我们这样的外乡人，一些村民也随之凑进平日难得光顾的祠堂，好奇地观望我们的工作。印象颇深的是，我们在测绘屯田村宋氏宗祠时，一位80多岁的老人摇晃着进入祠堂，把自己的棺材仔细掸去灰尘，盖好塑料纸膜以免受风雨的破坏。

祠堂所供奉的祖先离他们已经很远，红色年代里的小学和工厂也只留下模糊的记忆。这类被荒废的祠堂，虽是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道目前的状态能维持多久，亦无人去改变它们的命运。

里方村的胡氏宗祠，规模较大，为清代早期木构。“文革”时期改为小学，未有结构性的破坏，近几年也因疏于日常维护而日渐残破。第一进仪门的大梁，在我们造访前的几周里倒塌下来。后进寝室部分也是近几年才在风淋日晒里坍圮，祠堂平日大门紧闭，若不是专门造访，鲜有人知道这座清代宗祠的存在。

即使政府每年都有文物保护的专项补助，但因资金有限，一些祠堂的修复和日常维护工作，只得处于半停滞状态。

4）第四种状态是，祠堂仅剩下残存的一部分。

主要是在近几十年内被人为拆毁，或因年久失修而完全坍塌。过去许多祠堂的旧物件，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其中一些是精致的石雕栏杆、木雕牛腿，一些干脆整栋木结构被拆移，不知去向。大部分村民在今天是有保护意识的，明白其价值非金钱所能衡量，追悔莫及之余，有时会以一种粗糙的方式，新制一部分水泥仿制品拼贴回去。

在我们调研的所有祠堂中，最为惋惜的是歙县绍村张氏宗祠，这座祠堂后进足达十一开间，这是属国保的罗东舒祠才有的规模。据当地教师介绍，其中进享堂七开间，月梁、木柱粗硕，一人不可合抱。该祠堂是在十多年前被人为拆去的，今天已难以想象这座壮阔的祠堂原有的样子。原享堂的位置现在是当地小学的篮球场，尚留存着一座明嘉靖二十一年的石碑，一座清康熙二十五年的重修碑。

绍村的王氏宗祠属著名的琅琊王氏之后，寝室须弥座上空空荡荡的台基边缘，原立有整排精致的汉白玉石雕栏杆，后被村里拆除售卖。下图中，当地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在擦拭地上摔损断裂的石碑，而他并不是本村的王氏后人。

《王源谢氏孟宗谱》中有记载：“朝夕聚于斯，出入由于斯，宾客燕于斯，冠婚丧祭之礼行于斯，若鲁署然。肃而不哗，粹而不悖，雍雍有序而不紊，诚不愧于斯堂之名矣。”

除了文物价值，祠堂是曾经宗族社会最重要的见证，是宗族文化的物质遗存。今天我们站在一座宏伟的祠堂建筑里，所缅怀和体验到的是传统文化中秩序井然的礼和忠孝仁信的精神。

以上是我们在历次考察中，发现的普遍案例，能够反应徽州祠堂目前的几种现状。祠堂的保护状态不佳，遑论其他规模更小、数量更多的古民居。

（作者陈勃文系米兰理工大学建筑设计与历史学研究生，九樟学社成员；任丽系东京艺术大学文化遗产保存学博士生，九樟学社成员。本文经编辑删减，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九樟学社”jiuzhang-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