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为何还要唱民谣：体认故乡，回到故乡

12月17日，民歌手胡德夫与大陆民谣音乐人钟立风、学者戴锦华、导演张钊维在北京举办音乐节目《未央歌》的线下分享会，以“没有民谣，中国如何唱自己？”为主题进行了对谈。

胡德夫以诗人余光中的去世为切入口谈起自己的民歌写作，他谈到在自己懵懂而不知何为乡愁的少年岁月，看到过家里的老人端起酒杯激动地对着大海说话，老人们絮絮叨叨地向着一个遥远的方向诉说着，他们的表情印刻在胡德夫的脑海中。

胡德夫说，“有人问我对于年轻人有什么看法，我说你要相信你的声音，它不是只有变成旋律的时候才是你的声音、才是你的歌，它在你心中的时候就已经是你的歌，你可以唱出来。民歌就是直接出来的，就是在生活的过程中你情不自禁地唱出来。”

钟立风对于民歌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的内心特别喜欢法国三四十年代那些民谣歌手们，他们那种状态就是：民谣是朴素的，同时又是高贵的，民歌看似是没有门槛的，但它骨子里是高贵的。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虽然是写现实的、生活的状态，但给我们无穷无尽的想象。民歌就是看似很直白，但是充满了想象的。”

钟立风认为中国内地这些年来之所以民谣比较热，可能跟当下电视台的选秀节目有关系，但是民谣不是主流、不是大众的，“当一个东西被所有的人议论的时候，这个东西有可能就变质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民谣就是好像一条夜晚的河流一样，它流过你身边的时候，你甚至都没有发现，但是很久之后，你会发现有一股温暖的东西曾经在你身体里流动过。”

戴锦华认为民谣首先是民族的，往大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往小说是每一个部落、族群的人们在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土地当中发出声音。另外民谣也是民间的，这个民间是相对于一个强大力量来规范的那些主流，那些范本，那些高雅，民谣是一个从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命里流出来的声音。”

民谣：在城市空间呼唤远方

戴锦华谈到，民谣的演出空间常常不是在村野，而是像崔健在广场唱歌一样，许多民谣都是从城市的空间、从高度梳理和现代空间当中发出的。民谣就是在漂泊当中的，好像无家可归的，又渴望着回家的那样一种声音。

“民谣演出在城市空间是在呼唤一种家的可能性或者家的想象，可能这个家还没有成型，还没有着落，还没有任何可预见的未来。同时民谣也或者是去寻找一个过去已经不复存在乡村的想象，或者是传统的想象。民谣跟摇滚和电子会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民谣是有一种你想要去跟对方沟通，你想要倾诉，你想要得到你听众回应的一种需求。”张钊维说。

“我们无须外出流浪，我们已经无家可归了。”戴锦华在1990年代的学术文章中写道，城市空间每天在被改变，所有的东西在推倒重来，那些铭刻在记忆中的标识会完全消磨，并一再被抹去。民谣要承担的角色就是帮助我们体认故乡，戴锦华认为胡德夫的歌中有一种再塑造故乡的强烈的动能，“民谣帮助我们去寻找我们出生、长大，我们的祖父，我们祖父的祖父出生并且葬埋的那个土地。”

除了追忆故乡，胡德夫也在着手写城市：“我最近在写一首歌叫做《台北的角落》，写每天太阳出来第一道束光照出来，写城市接下来的喧哗与车水马龙，是那样的热闹。我们可以闻到香火的味道，拜佛的味道，可以看到人们投钱到不同的桶里，我很想写这样的东西。其实何处不是歌，有时候你可以写跟你擦肩而过的人，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有握到手里就已经不见了。空气中跳动的东西，城市里跳动的能量都是音乐。”

钟立风说，最初开始写歌的时候是想通这个离开家，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发现，通过继续的歌唱与创作，他正一点点接近自己曾经离开的故乡。

“我的家在浙江镇南一个小乡村，叫丽水。那里曾是汤显祖做县官的时候写《牡丹亭》的地方，我小时候会经常听到我们家乡那边的婺剧、越剧团唱戏，我母亲也会唱。我也不是很迷恋，但是有些时候当我母亲开始唱越剧《五女拜寿》的时候，我内心好像是能得到安宁那种感觉。”钟立风说。

离开家以后，钟立风在北京进行音乐创作，但是身边的朋友总说他的歌中有一种北方所没有的一种神秘性，钟立风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觉得这是当年在故乡，母亲那时候带给他的。

“所以后来我回到家，去县城找县志看，我小时候看过傀儡戏、木偶戏。那个傀儡戏我觉得它随时会真正地变出生命来。有记载说傀儡戏通常只有四、五个人翻山越岭，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去演戏，一个人要演很多角色，我后来就想到，他们翻山越岭的时候，那些傀儡会不会自己冒出来，帮着他们一块去完成很多事情。潜移默化地，这些东西都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所以我现在回忆起自己的创作，最初是通过创作想离开家，然后过了20多年之后我发现，通过这些作品我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钟立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