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研究的新视野——记第一届中国德国史研究青年论坛

2022年7月16日至19日，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承办的第一届中国德国史研究青年论坛在线上顺利召开。

本届论坛以“德国史研究的新视野”为主题，旨在促进中国德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和后备力量培育，为有志于从事德国史研究的青年学人打造一个提升自我、交流互鉴的平台。来自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在内的二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与青年学子，以及《德国研究》和《探索与争鸣》的编辑共约六十人参与了此次论坛。近三百位学人在线旁听了活动，参与了讨论。

7月16日上午，论坛开幕。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孟钟捷教授致欢迎词，介绍了本届德国史论坛举办目的和参会者的基本情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系主任梁志教授在致辞中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德国史研究本身三个角度分享了他对本次论坛意义的理解。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负责人沐涛教授表示，论坛的举办无疑将带领更多青年学子走向德国史的研究道路。最后，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代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景德祥致辞。景德祥研究员强调了在德国史研究会中传承的力量，并表达了对青年学子们能够在论坛中畅所欲言、学有所得的期望。

主题讲座

在本届德国史青年论坛中，来自各大高校的德国史研究专家、学者带来了精彩的主题讲座，介绍了德国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成果，并与同学们展开了充分的探讨与交流。

华中师范大学邢来顺教授分析了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指出，德国现代化既有与西方现代化转型共同的历史背景，也有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这一现代化道路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此时德国在欧美现代化节奏中以独特的方式迈向现代社会。第二阶段是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德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并以德意志帝国为平台提出了现代化的诉求。第三阶段是一战结束至二战爆发，在西方制度的压迫下，此时的德国现代化出现了从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的极端摇摆。最后阶段是二战结束至今，联邦德国回归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一方面受美国影响，另一方面又有自身鲜明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北京大学李维教授围绕《凡尔赛条约》中的战争责任问题与民族统一问题，探究德国纳粹运动的兴起。李维教授指出，《凡尔赛条约》判定了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需承担主要责任。在德国民众看来，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也是德国投降的产物，象征了德国的失败，因此一直怀有愤懑情绪。关于德意志统一问题与纳粹兴起的关联，学界讨论并不充分。1871年德意志帝国虽然建立，但并没有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真正统一，这也成为德国人民渴望实现的夙愿。《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希特勒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主张恰恰迎合了时人的普遍诉求。因此李维教授认为，纳粹运动的兴起并不是单纯由希特勒等少数纳粹分子缔造的，而是有着深刻社会历史背景，符合德国民众选择的结果。此外，李维教授还对纳粹的政治主张、纳粹的具体含义及纳粹分子在施政期间的行为进行了梳理，并给予了同学们对待历史研究应有之态度与方法的指导。李维教授强调，同学们应树立对历史学科的自信，相信历史研究者的工作是揭露真相，不应受到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过多诱惑，且应重视实地考察，学习考古学的实证方法，重视对史料的辨析与利用。

湖南师范大学罗衡林教授考察了德国基督教会对纳粹党上台的态度与反应。罗衡林教授通过对纳粹党宗教政策的阐述以及对教会资料的考察，介绍了德国基督教会在纳粹党上台前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其中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对纳粹党上台的不同态度。纳粹上台前，德国基督教会与纳粹党基本保持协调一致，纳粹党积极营造坚持基督教信仰的氛围。从1919年魏玛共和国建立到1932年大选期间，新教教会由对魏玛共和国的全然不信任，到讨论纳粹运动，发展成为纳粹运动的赞成者、中立者与反对者，再到最后大部分人全然接受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而天主教会以拥护魏玛共和国为主，确立了与纳粹党的对立关系，但随着纳粹掌权趋势明显，对其态度也更加模糊。纳粹党上台之后，新教部分牧师加入了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并在教会内进行改革，这些举措顺应了新政权的要求。天主教会则借助“神授”一说，同样承认了希特勒上台的合法性。而教会中也不乏有一些人士对纳粹集团的暴力措施可能会施加于天主教会发出了警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宏波研究员探讨了十九世纪末德国崛起过程中的外交政策。他以一战中德国战败导致德国崛起的过程中断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与世界的政治格局。当时的德国凭借雄厚的工业、科技和军事实力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成为欧洲强国，向世界强国迈进。当时的世界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中，表现在新兴列强对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起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明显的情况下摩擦和冲突愈加频繁等多方面。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德国在外交层面面临着地缘政治劣势凸显、对国际贸易市场依赖性过强的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德国及时调整了国家发展战略，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致力于从欧洲强国发展为世界强国。王宏波进一步探讨了德国外交在经济、政治与军事层面应对政策的得与失，为一战的爆发与德国的战败提供了区域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视角。

南京大学王涛教授从影像史学这一新兴领域出发，探讨了影像中的德国历史。王涛教授分析了将历史与电影并置在一起的价值。不同媒介书写历史的方式是多样的，电影以其声音、画面与独特的镜头语言为历史创造了可感知的空间，使历史视觉化。然而长久以来，学院派学者倾向于对以电影书写历史持保留态度，质疑其真实性。王涛老师引用了福柯的观点表达对历史虚构性与真实性的看法。他认为真相只存在于其相对的历史语境之中，书写的历史本身只是一种表述，而非确定的真理。因此电影对真相特殊的历史的叙述，并不比其他方式更低一筹。随后，王涛通过分析阿瑟·艾尔顿、海登·怀特等人的理论作品，介绍了德国史学界对影像史学由探索到逐步接纳的过程，并阐述了电影扮演“记忆之场”的功能，以及电影对于历史的学术价值，即电影如何书写历史、传播构建了怎样的历史。最后，他对《辛德勒的名单》与《再见列宁》两部经典德国历史电影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了研究者依据电影文本展开历史研究的可能方式。

《辛德勒的名单》电影海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分析了青年兰克的成长历程。在正式切入主题前，他分享并评论了数本关于兰克研究的重要著作，涉及兰克著作史、影响史以及兰克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传播。对于兰克青年时代的研究，景德祥以兰克书信集作为史料基础。兰克作为德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青年时期却非常艰辛，经历了身份与就业困境、政治困境与科研困境。兰克原本不是普鲁士人，而是萨克森选侯国人，拿破仑战争后，兰克的家乡被割让给普鲁士，兰克对萨克森感情深厚，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向普鲁士教育机构求职，最终成为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中学的教师。维也纳会议后，德国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自由民族运动，支持青年运动的兰克受到了“卡尔斯巴德决议”的政治高压。在移民计划失败后，他只能寄希望于学术以摆脱自身政治困境，但科研也同样面临障碍。兰克的第一本书写作过程非常艰辛。但他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凭借其第一本书及附本进入了柏林大学历史系任教，开始了其辉煌的史学事业。

北京师范大学侯树栋教授将视野放至中世纪的德国，探讨了奥托王权的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奥托王权与君主政治的关系。传统解释视奥托王权为真正的君主制。然而，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流行的另一种解释认为奥托王朝的权力是没有国家的王权，权力的运行通过个人关系实现，而非公共制度。侯教授从史学史的角度追溯了这一观点产生的源流。他认为，王权的个人性不能否认其是君主政治的实质，并根据东法兰克德意志公爵的特点，指出公爵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王权。第二个问题关于奥托王权与选举王权。一个常见观点是，理论上中古德意志是选举王权，而实际上基本是世袭王权。侯教授否定了这种对立观点，指出在奥托王权时代，国王指定的王位继承人必须经过权贵选举，中世纪早期世袭与选举并存是西欧政治生活的普遍现象。第三个问题关于奥托王权最大的政治成就。侯教授认为，其最大成就在于初步奠定了德意志的王国一体，奥托王权具有超越部族的对更大共同体的认同，即使十二世纪后德意志政治历史曲折复杂，诸侯领地邦国崛起，王国一体并没有被摧毁。

云南大学钱金飞教授探讨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体系。钱教授首先介绍了神圣罗马帝国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区别。为管理庞大帝国的疆域，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系统的统治体系。他探究了这一统治体系的具体安排与其实际效果。帝国的决策机构为帝国议会，其组成机构诸侯院实行集体票制度进行帝国决策。帝国司法体系由帝国最高法院与帝国皇家法院组成，确立了通过法律解决争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内的和平。帝国财政分为帝国税及帝国义务摊派两大部分。十六世纪设立的帝国行政区起到了承担政治、军事和财政协调责任的作用，其负责人成为行政区与帝国官方交往的桥梁。此外，钱教授也对帝国内领地国家的统治体系作出了详细阐释。钱教授最后指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互补性的帝国国家”，具有“帝国-帝国行政区-领地国家”三位一体的性质，每个部分既独立又相互补充。这一统治体系具有有效性、有限性、防御性与多元性的特征。

最后一场主题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郑寅达教授分享了他从事德国史研究的一些心得与体会。郑教授首先回忆了他德国史研究的学术道路，谈论了当时历史系教研组领受国家基金项目，收集翻译原始档案，撰写研究论文，以及他所负责的德国史专著出版的一系列过程。从中可以一窥前辈学者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筚路蓝缕、苦心经营。讲座的第二部分，郑教授讨论了德国史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德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他围绕部分代表性问题展开分析，如德国的诞生、中世纪德国国际地位、德国的资本主义、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等等。在历史教材与世界通史的德国叙事中，这些问题中的重要细节被省去，而它们在德国史研究中却是无法绕开的关键。郑教授认为，从事德国史研究关键在于把握德国贯穿始终的德意志特色，如此才能从更高的角度掌握德国历史的个性与脉搏。

近年出版的关于三十年战争的译著《战争的战争（1618-1648）》

主题讲座之外，本届德国史论坛共设三个分论坛：德国与世界、政治与社会、文化思想与史学史。共有三十二位青年学子进行专题报告。

论文讲评·第一小组

第一场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陈王子玄汇报了1918-1923年美国人道主义援助下德国的“求援外交”。这一外交政策促使德国获得美国援助并最终参与修订《凡尔赛条约》（尤其是赔款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顾年茂关注医疗史这一新兴领域，指出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关于细菌论和瘴气论的南北之争对德意志帝国的医疗行政管理与卫生权力运作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加快了公共卫生治理中央化的进程。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外交学系的何晓昕对德国联邦议会四次通过涉藏决议案展开机制分析，并关注这一行为对中德关系造成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屾将近代德占胶澳华人雇佣军与英占威海卫华勇营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两者在创立目的及发挥作用的一致性，以及规模、作战能力、存续时间等方面的不同之处。

本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超副研究员担任点评人，他肯定了几位学生的文章在学术史梳理、选题创新性、史料来源等方面的优点，并提出了一些不足与建议，提醒学生应更加注意文章标题的雕琢，善用副标题突出重点，使其精炼的同时充分地表达文章的中心思想。文章的选题意义也需要得到明确，选题范围过小则难以凸显文章的意义与创新性，而强行为文章拔价值也容易弄巧成拙。如果选题的意义不够明晰，则容易在文章的最后造成结论与预先设想脱节的反差，使文章的逻辑也出现前后矛盾，成为论文的硬伤。此外，王超也提醒学生们注意一些如文章篇幅安排、注释规范、行文语病等细节的技术性问题。

第二场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钮思佳研究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外交官、商人、其他知识分子组成的德国精英们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产生了独特的见解，他们的看法影响了当时德国对华的外交政策及当时的中德交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彭韵筑聚焦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中的“与敌合作者”，运用心态史的理论方法分析探究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揭示出迫犹浪潮下犹太民族多样化的应对方式和生存状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吴佳奕对中世纪德意志地区向东殖民运动与波西米亚族群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两者存在的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张斐聚焦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山西朔州地区的活动，以期在新的维度上为中德人员交往史的研究带来启发。

本场评议人《德国研究》编辑陈弢对同学们运用跨国史的视角，并结合历史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等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表达了赞扬。跨国史的研究突破了政治史与外交史的界限，建构了一种政府档案主导之外的新叙事。陈弢又从历史学刊物编辑的角度，结合同学们的论文，谈了其对于问题意识与学术史的看法。他认为同学们在选题时，除了填补过去的学术空白，更重要的是与前人对话，因此学术前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在陈弢看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越丰富，论文的选题越有意义，越有可能做出更有创新性的贡献。最后，陈弢指出论文写作应注意连续性与断裂性，关注研究对象与外在时间和空间的联系，这样才能更好地明确研究意义。

第三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婧研究了二十世纪初中德文化交流视域下的德国“智慧学院”，通过详尽的史料考证梳理其成立背景、组织结构、文化活动等等，并总结其对中德文化交流的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张翼通过对三巴会传教士的汉字罗马化运动的过程分析，考察了十九世纪中德社会文化互动的进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赵磊研究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不少德意志政治难民流亡美国的这一现象，他指出，这些“1848年革命分子”作为跨国史的载体，给德意志地区和美国均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本场评议人是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柏悦，她认为学生们论文报告的选题涉及传教士史、移民史等当前热门的跨学科话题，具有很强的创新性。针对有两篇论文均缺乏研究现状这一部分的问题，柏悦强调了在论文中对学术史进行回顾的重要性。同时，她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指导，如在拟文章标题时需注意的事项，如何在标题中体现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以及论证的重点。对于中德交流史的相关研究，柏悦建议同学们应在文中补充更多基于中国视角的论述与反馈，而非只局限于收集更多的德文材料，这样才能使跨国史的维度更加丰富饱满。

论文讲评·第二小组

第一场

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党嘉宇关注“偿命金”这一法兰克时代法律冲突解决领域的重要概念，并对其运作机制进行分析。偿命金数额差异建构起一种权利边界，进而促成新的身份边界和群体的认同，服务不同的政治目的。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的董坤考察了汉堡自由港自1888年创立至2013年关闭期间的发展历程，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因素，并希望借此为中国自贸区的建设提供经验和教训。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黄昆文依据最新中外档案文献资料，探析在解决德国国家外部安全的问题上，施密特均势战略思想以及联邦德国在美苏《中导条约》达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港源论述了纳粹统治期间德意志银行的“雅利安化”，这一过程成为纳粹德国工业、贸易和金融等方面“雅利安化”的有效工具和中间平台。

评议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岳伟副教授指出，同学们的选题新颖，研究材料也很充实，但仍然存在不少可以改进的问题。部分同学的文章存在文不对题的现象，标题范围太大或是太小，使读者在阅读文章时产生与标题的割裂感。同时，岳伟也强调应注意文章的结构安排，使分论点能层层递进，也要处理好分论点之间的交叉，使文章能够呈现完整的逻辑关系。在史料选用上，岳伟提醒学生，在将私人信函、文书等非规范性史料与官方文件等规范性史料交叉使用时，应注意对前者的史学价值作出解释，使自己的史料引用更具有信服力，而非前后不一，从而难以自圆其说。同理，在使用陌生且关联全文的重要概念（如“雅利安化”）时应引用权威资料，对其作出定义与解释，从而使文章符合学术规范，更具有信服力。

第二场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剑枫研究了一战前夕德国军费投入和使用情况，并对过往西方学者将军费比例高视为德国军国主义狂热程度远超其他国家的证明这一观点，提出了有力质疑。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楼天雄关注冷战初期的德国天主教问题，研究了梵蒂冈、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与《德梵政教协定》的合法性之争，他认为这种争议实为权力博弈与意识形态较量，反映出梵蒂冈外交战略的现实性与灵活性。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的任淑媛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青年阿利亚组织，探究其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对德国、巴勒斯坦以及欧洲犹太社区的影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石非凡研究二战中不同阶段美国空军的对德战略轰炸，并探析美国社会各界、美国政府与前线指挥官等不同群体对该战略的态度与反应。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葛君在点评中强调同学们需重视论文的问题意识。研究者需常常与自己对话，与前人对话，明确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类似的研究相比，创新点在何处，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何处。围绕这一问题深入地展开观点与论述，才是衡量一篇文章学术价值的关键所在，才能使文章避免陷入史料堆砌式百科全书的误区。针对国际关系与历史学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葛君也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与看法。他指出历史学研究不能只引用官方档案作为唯一的史料来源，还应收集各个角度的史料展开论证；同时，在对外交政策详尽梳理之外，更重要的是深入挖掘行为者背后的意图。此外，他也提出了一些更加细节的建议，如在对军事费用等数据梳理时，可以将数据整理成清晰的表格；在对某一具体方面进行跨国比较时，应注意控制变量，排除其他影响因素。

第三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林关注将十六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的历史解释为教派化运动时期这一观点，并考察围绕这一教派化运动展开的丰富争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王志华研究十八世纪下半叶德意志贵族的家庭教育，探究其兴起背景、主要特征与社会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友杰考察早期萨克森社会，对其“统一族群”与“部落联盟”两个标签进行详尽地辨析。

本场点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周施廷副教授，他对汇报人论文选题的新颖度、资料丰富程度、学术史的细致梳理、框架结构的清晰度表达了赞赏，并就德意志贵族家庭教育中教师来源的统计、萨克森人与法兰克人的融合与区分等问题与汇报人进行了探讨。他也鼓励同学们运用更多跨学科的资料来丰富自身的文章内容。

论文讲评·第三小组

第一场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陈琬睿以1946年德国《世界报》为例，展现媒体在盟军占领初期既接受占领区政府审查、又竭力保持独立与客观的复杂处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范继敏通过五张具有典型性的海报，将西德和平运动中的“美国形象”具体化，以理解西德和平运动对美国政策的批判与期许，以及对美国主导之世界秩序的变革诉求与局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任小奇研究魏玛时期乌发电影入上海的历程，认为电影的流转筑起了一种跨越空间的想象与感知的可能，这种间接性的转映也映射了日本在东亚的霸权。

本场由《探索与争鸣》的杨义成编辑担任点评人，他从学术期刊编辑角度对三位汇报人的论文进行了点评。指出，现在不少同学选题对象的范围都相对狭窄，为了体现案例研究背后的选题意义及学术价值，研究者往往会给文章添加副标题。然而，不少文章只是对案例本身进行分析，行文中却缺乏对副标题即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的论证。因此杨编辑指出，如何在论述中做到以小见大，展现自己的观点，是同学们都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于图像史学领域的论文汇报，杨编辑也给出了中肯的建议。他提议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同学们可以引入相关的史学理论，以丰富文章的论述。除了对海报内容本身的分析外，也应关注其生产传播与消费机制，从而更好地描摹图像背后代表的不同群体。杨编辑也建议汇报人们充实文章的历史语境，使论证更有说服力。

第二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思婕关注美国德裔女性作为“他者”的维度，探究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德裔女性的双重困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杨晶晶聚焦于《德意志帝国》一书，考察其作者汉斯-乌尔里希·维勒的社会史书写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杨琪依托丰富的史学史资料，研究二战之后，在学术和社会纷纷转型背景之下联邦德国开展的历史教育学改革之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尹仪明研究了1945至1949年民主德国建国神话的形成，分析关于二战的国家记忆由“罪责记忆”到“抵抗记忆”的原因、形成过程与影响。

论文汇报结束后，评议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吕和应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与点评。他指出，在展现跨文化的“他者”视角时，应重视对两者研究对象的对比研究，使关于“他者”的论述更加充分。同时，他也强调同学们在行文时，应注意文章主要篇幅的时间背景与历史语境不应超过标题中的范围，否则有铺垫过长，论述离题之嫌。在对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论时，同样需要相关材料来支撑自己的论述，而非仅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评述。对以国家政策维度展开历史记忆的研究，吕和应肯定了其角度的创新性，同时也强调应该尽量使用一手文献，且不拘泥于单一的档案资料，应丰富史料的来源。对于史学史方向的文章，他提醒学生应多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注意行文的灵动性，摆脱论述的机械化，使读者对相关理论有更清晰的认识。

第三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张铄研究德意志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反讽理论，寻觅其哲学基础、双重力量与真实诉求，从而发掘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为欧美文学发展所奠定的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殿宇的研究以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意志政论家、国务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革命观为例，探究十九世纪德意志保守主义中所蕴含的复杂思想因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豪浩关注哥廷根史学，探讨了施洛泽和加特雷尔之间发生的关于“学者角色”与“认知美德”的学术论争，及其对哥廷根史学的形塑。

本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范丁梁担任点评人。她肯定了三位汇报人文章选题的新颖，问题意识的清晰以及扎实的史料基础，并交流讨论了关于文章标题与论文内容是否相称，以及富有哲学思辨的理论性文章是否可以增添一些历史语境的色彩等跨学科问题。对于人物思想史的研究，她也向同学提出了一些建议。如研究者可以不止步于对人物思想的分析与阐释，而是进一步追问研究对象思想的渊源，用思想解读思想；同时也应关注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立场与态度的细微差异，展示其变化，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对研究对象的刻画更加彰显深度。对于书信等资料丰富且易获得的思想史人物，她鼓励学生进一步耕耘，尝试建立起研究对象的个人思想网络，从而创造更丰富的学术价值。

结业式

7月19日上午，孟钟捷教授主持了论坛的结业式。

第一个环节是学员代表发言。来自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尹仪明表达了对老师们耐心指导与鼓励的感谢，并指出论坛的发言主题涵盖了德国历史研究的多维方面，与来自不同领域的同学们的交流使自己收获颇丰。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陈琬睿同样表示了对此次论坛能够举办的感谢，她分享了自己所做论文报告结束后老师们一针见血的点评，以及从中获得的对德国史研究的启发，同时也表达了对疫情结束后大家能够线下相聚交流的期许。

结业式的第二个环节是青年教师代表发言。华东师范大学的范丁梁表示，在论坛进行过程中，她既受教于师长与同事们精彩的讲演与评论，又获益于同学们别具匠心的文章，由此也表达了对德国史学科再攀新高峰的热切展望。《探索与争鸣》编辑杨义成也分享了参与此次论坛的感受。他表示，名家云集的德国史论坛为青年学子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作为论文评审者，他建议学子们在选题中需更加关注研究意义与核心价值，同时，他也对未来新一代德国史学人的崛起表达了美好的展望。

最后，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代会长景德祥研究员做闭幕致辞。他表达了对老一代学者筚路蓝缕开展德国史研究的敬意，并鼓励年轻学者们解放思想，以实现中国的德国史研究在世界领域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