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祠记②｜民间祠堂是如何兴起的

祠堂的历史其实并不久远，徽州祠堂乃至闽南、浙江等地的祠堂建筑最早不过明代而已。这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些既有的史料证据，来讲讲祠堂是如何在民间兴盛起来的。

皇室贵族才能祭祖

明朝草创之初的洪武时期，有过多次对于祭祖的规定，以《朱子家礼》为模版所修编而成的《大明集礼》代表了当时国家性质的礼制象征。《大明集礼》卷六《吉礼六.宗庙》有“品官家庙”、“家庙图”、“祠堂制度”诸条，这是明朝最早的祠庙祭祖规定。其中品官家庙一文写道：

先儒朱子约前代之礼，创祠堂之制（即《家礼》的内容），为四龛以奉四世之祖（高祖、曾祖、祖、父），并以四仲月祭之……至今士大夫之家尊以为常。……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官品同而椟（注：这段文字表明，在这一时期，祭祖的礼制仍仅是官宦家族的特权）。国朝品官庙制未定，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以寝之，大概略同于品官焉。

以上内容算是明朝第一代皇帝对祭祖制度的官方概述，基本上原样照奉了宋人朱熹所撰《家礼》中的祠堂之制。而当时的实际状态是：家庙制度未定，且民间祭祖有其实际情形，因此“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定下“品官祭四代祖”而“庶民祭两代祖”的规矩。

至嘉靖时期，发生了“大礼议”事件，这原本仅是皇室内部宗庙制度的争议，却因为夏言的奏疏实行“推恩令”，而直接推动了民间祭祖制度的改革。夏言的这道奏疏全名为《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从其疏名即可知，夏言要在嘉靖皇帝“九庙告成”之际，请求臣民“得祭始祖”，而不仅仅是两代或三代。因为在明嘉靖之前，礼制规定皇室贵族才享有建立祖庙祭祀始祖的权力，民间祭祖僭越礼制。

普通百姓为何不能建祠堂

为什么原先普通百姓不能建祠堂祭祀祖先？这其实源自一种非常古老又耳熟能详的古代礼法：宗法制。《礼记·大传》记载：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大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

要明白以上这段话，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大宗，什么是小宗。大宗小宗非绝对概念。天子的嫡长子继承天子，别子（庶子）成为诸侯，二代天子就是大宗，诸侯之于天子就是小宗；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别子成为卿大夫，此时诸侯世代的嫡传就是大宗，奉戴始祖（第一代诸侯）。

故《礼记》载：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比自己地位高的祖宗是不能随便认的，因为对于小宗而言，其后世子孙的地位已因自己的庶出身份而被降级。宗法制，正是通过祭祀的特权来保证嫡长子继承的稳固性。

按《礼记》的说法，大宗应只针对“皇统”而言，别子之后是“百世不迁”（即后代持续奉祀始祖，不改变），普通百姓官民都是“五世则迁”（即奉祀自己以上的四代祖先，共五代人），是继承“高祖”的小宗。

这就是为什么明清之前的普通百姓不能祭祀始祖，奉祀的世代越高，意味着身份越高。而在明清祠堂出现以前，祠堂是只相对于“皇统”大宗才存在的祭祀制度，官民之家只有所谓“家庙”的概念（庶人祭于寝），家庙最多供奉四代先祖，这一规定直到在朱熹的《家礼》中，仍是被明确限制的。

直到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出现——这个原本和皇位八杆子打不着的藩王（兴王），因为堂兄正德皇帝是独生子，早逝且无子继位，他才意外成为了皇帝。根据宗法制，朱厚熜在成为皇帝前属于皇室小宗，由于大宗无以为继，才找了一个小宗来替。

而“大礼议之争”所争的，就是帝位的“继统”问题——他要破例追封其亡父的帝王谥号，以此来表示自己是以嫡子的身份继承大统的。这是新皇帝本人出于自己的立场对旧礼制的一次反抗，最终带动了民间礼制的改革。

嘉靖之后，旧的限制被打破，官民百姓皆可奉祀始祖了。于是，人人都有了一个所归属的“大宗族”，这是中国历史上宗法制的一个极大的转变，一种新的宗族秩序在民间诞生了，《礼记》中所强调的大、小宗，即嫡长子继承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大宗被曲解成了“大宗族”，小宗被曲解成了“小宗族”（这两者只有大小之分，而无等级差异），乃至于“家庙”这种称呼也逐渐消失，而产生了“宗祠”、“支祠”的分别。这些礼制的改变，除了嘉靖年间的一道推恩令，在明朝官方修编的《大明会典》里并没有明确的规范说明，实际上只是一个被默认的宽松政策，逐渐成为了一种民风习俗，在明清时代的南方社会里扎根下来。

在古代圣人眼里，这恐怕是一次彻底的礼崩乐坏了。因此，我们要知道：今天认知里的宗族社会以及宗族秩序，仅有明清两代四百多年的历史，“大宗族”实际是一个新的概念，祠堂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也是一件全新的事物。

在徽州，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汪道昆在许氏家庙碑中写道：

夫七世之庙惟天子尊，次五而三，次二而一，要皆以位为差，不仕不田，不田不庙，礼有顺而讨者是也。文公之制《家礼》也，位不必同而庙同，我世祖（即嘉靖）因之，合九为一，无虑诸侯王大夫士庙一而已。吾郡故行礼俗，尊世祖而法文公，凡诸贵族世家一祠足矣，礼有经而等者是也。既祠而庙，君子何谓已渎乎，宗则有祠，继别而为大宗也；家则有庙，庙继祢而为小宗也。

“不论诸侯、王、大夫、士，都建一样的家庙”、“地位有高低之差，但祖庙和祭祀可以一样”，这些都是当时寻求民间建祠合法性的一个说辞。加上有了世宗皇帝本人的行动表率，这股在民间兴建祠堂的浪潮就此拉开序幕。

新建筑——祠堂

祠堂形制及其祭祀礼俗是如何被定义的呢？

《家礼》卷一开篇即写道：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

文字所明确描述的祠堂形制是：三开间、中门、外门、两阶和周垣（四周围墙）——只有这五个元素和祠堂建筑真正有关，十分有限。

后人根据《家礼》的文字描述，揣摩并绘制出不尽相同的图示，这也正是明代探索“祠堂”这种新的建筑形制的开端。

《明会典》中的家庙图和《书仪》(宋司马光)中的影堂

参照朱熹《家礼》成书之前借鉴的司马光私撰的礼书《书仪》影堂图可见，家礼中所描述的那个“三间”的祠堂主要为“供奉祖宗牌位”的功能，“举行祭祀典礼”只需要在阶下的空地处便可，或者“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极度简陋。但这一功能空间，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见的祠堂里最为庞大而宏伟的“中堂”（享堂），而在《家礼》中，并没有关于确切设置“中堂”的叙述。但在《明会典》的家庙图中，可以看到“中堂”建筑被明确化，这可以理解为“影堂”扩大为宗族“祠堂”的一个必然现象。

同时，嘉靖时期祭祀制度的开放，也导致今天所看到的明清祠堂，因为宗法礼治的重新定义而被极大丰富，形成了许多前世所未有的新功能和新形式。宋代的《家礼》已经无法完全被明清的建造所参考，必须更多地结合现实需求和当地的建造习惯。随后，各地出现了许多不尽相同的祠堂形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真正的主体建筑——中堂的“规模”多大，“规格”最高的总是奉祀祖宗神主的寝堂，寝堂的台基也一定比中堂高。这是我们的先祖在解决“现实功能”和“法理需要”时所必须用到的办法。

徽州婺源经义堂，可以看到建筑整体明显的起伏关系。（作者摄）

那么祠堂真正的形制，和《家礼》所规定的又有多大的联系呢？从我们的实际考察来看，浙江部分地区的祠堂，在平面和功能的布局上是最符合《家礼》所规定的。但在徽州地区，祠堂成为一组递进式院落的整体，并产生了明确的“中堂”（宗族举行典礼、议事之用）与“寝室”（摆放祖宗牌位）之分，这种变化显然受到当地原有建筑特色本身的影响，或许可以理解为徽州祠堂的形制是民居的扩大版。当然，在徽州也有一些例外，祠堂的建造形式不一而足，但古代先民一定在相当程度上遵照古典礼法的规制，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越有根据的建造，越具合法性。

浙江金华兰溪的长乐村，白虚线标出的是金大宗祠。（图片来谷歌地图）

在罗马和巴黎各有一座建于不同时期的Pantheon，同样是拉丁语Pantheon，我们在汉语的翻译中却将罗马的译为“万神殿”，将巴黎的译作“先贤祠”，因为巴黎的先贤祠是不具宗教性质的殿堂。这里安葬着为法兰西的历史进程作出贡献的伟大人物：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和卢梭、作家雨果和大仲马、物理学家居里夫妇和朗之万、法国社会主义之父让·饶勒斯等法国历史上最为翠粲耀眼的人。建立一座国家先贤祠是为了敬仰、怀念，也是一座鞭策后人传承先辈的精神纪念碑。

在中国的许多村落里，除了不同家族的祠堂，也有公共的先贤祠。祠，是为了纪念过世之人的建筑形式，这类纪念的行为对于当代精神的反思是有意义的，除了对逝者所怀精神的纪念与启示，亦涵养了后人的庄重、礼敬之情，正如宋儒明道先生所说的：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

（作者陈勃文系米兰理工大学建筑设计与历史学研究生，九樟学社成员；任丽系东京艺术大学文化遗产保存学博士生，九樟学社成员。本文经编辑删减，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九樟学社”jiuzhang-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