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度与亮度：细读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编者按】

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著有《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河青山》等。曾参与英文版《剑桥中国史》明代部分的编写。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其著作在两岸三地多次再版，至今风行不衰，现已结集为《黄仁宇全集》（九州出版社，2012）。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1991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初版，全书主旨印于封面，即“追寻近代西方的发展动力，探索近代中国的问题根源”。国内简体字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97年首度推出，后多次再版。

本文作者赖建诚是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学术专长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著有《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经济思想史的趣味（增订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等。

作者于本文中认为，《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长处在“说理清晰内容丰富，知识性的养分很多”，但存在三项贯穿性缺陷：其一，篇幅分配本末倒置；其二，摘述二手著作再加上评论，而非依据第一手史料展开论证；其三，是局部的静态述说，而非宽广层面的动态分析。简言之，“广度大于深度”，“热度大于亮度”。

本文原刊于台湾《当代》杂志（已停刊）总第72期（1992年4月）。经重新编辑，略有删节；略去引文所附原书页码并适当调整上下文；部分人名和书名依国内通行译法进行调整。由作者授权刊用。

1991年11月下旬，在书店买到这本期盼已久的书。大约两年多以前，我就看到过出版预告。

之所以这么期盼，是因为在1986年的《食货》月刊（16卷第1至2期），读过作者的一篇长文《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当时我写了一句感想：“发人深省，启发良多。”后来这篇文章收在《放宽历史的视界》里，我又重看了一次，觉得作者对这个题材下过工夫，很有一些见解，所以想读到“全本”。

在这期待的过程中，我因为专业研究（经济史）的需要，把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法语初版，下称“布罗代尔著作”）细读一遍。我断断续续从头到尾，前后用了不少时间，学到不少知识，同时也累积了一些意见。

有了上述热身，我兴奋地买了这本印制精美的书。

近十年来台湾出版界蓬勃发展，学到西洋读书界排行榜的模式。历年来上榜的书，以实用或软性书籍为主，硬性的社会科学书籍一向销路有限。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台湾版一问世（1985）就激起很大反响，至今仍一再重印。这让历史学界和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年轻人，得到更多鼓舞。

西洋和日本的读书界，常可听闻到历史著作畅销轰动的事，这种情形在法国更是普遍。历史学家在法国的社会地位，和在台湾的情形呈现明显的对比。黄先生接续的几本通俗性著作，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登上1991年排行榜第一名，黄仁宇把台湾知识界的历史视野，推到了另一个高峰与新的层面。

一、结构

第一章“问题的重心”，先大略回顾研究资本主义的文献，指出若“以中国为本位的考虑”，资本主义这项题材对我们的意义何在？接着很利落地析论“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委”。我对这两小节的内容，基本上完全同意，觉得他对这个问题，替和我有相近看法的人下了结语，省却了持这一种看法的人往后的口舌。接着他说明马克思（1818—1883）、韦伯（Max Weber，1864—1920）、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以及陶浦（Maurice Herbert Dobb，1900—1976）所归类的分析资本主义的三个学派（即“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着重资本主义的精神”、“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令人失望”。黄仁宇所要找寻的，是“能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获得更切实的解释”。

接下来说明，他的分析角度以及所使用的工具。他强调要用“技术性”的角度来分析（这是他的核心概念之一，通见全书，下面会详论），其中最要紧的环节是：其一，资金广泛的流通；其二，经理人才的非人身关系之雇用；其三，支持性的服务业（如通讯、律师、保险）能通盘广泛使用。在这三项技术性格之下，还有更重要的法治，来保障财产权（广义的，包括发明专利权）。本章回顾过去的文献并指出缺失，站在要求解释中国积弱的立场上，提出自己认为能达到此目标的分析角度与工具。

第二到第四章分举威尼斯、荷兰、英国的例子，说明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这些国家产生，如何在各国经过漫长社会、政治、宗教与经济上的冲突与妥协，如何逐渐形成新的法律概念，再加上金融体系逐渐活络，资本累积才有显著的成果，造就了十六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的生机。这三个地方（国家），各有历史的包袱，情形迥异，虽然巧妙与难易各有不同，但必须达到上述三项技术性格，才有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的阶段。也就是说，黄仁宇把他所谓的技术性格，来当作一项公分母，用相当长的篇幅，析述各国达到这几项目目标奋斗过程。

这个手法，也运用在第六章谈美国、日本、德国的例子上，以及第七章的法国、俄国、中国例子上。读者马上会反映说，中俄两国并无资本主义，此书何以列入？如果我能替作者回答的话，我就说：这刚好是两个对照性的反例，用来说明这两国不能做到合乎技术性格的深层历史根据。读者也会问：既以国别为单位，为何在第五章插入思想面，讨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如果我又替作者回答的话，我就说：因为在第二至第四章讨论资本主义发达史实之后，也应该了解这个题材另一个重要面向：十五至十八世纪之间，不同领域（哲学、政治、经济等等）的学者，对这个急速改变的社会，有哪些不同的思想与反省。直到第五章的最后一页，作者才有一段说明这两点，其实可以在第一章内就指出来。

第五章可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述几位资本主义形成期的代表人物，有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等人；下半部分述资本主义茁壮至成熟期间的几位代表人物：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马克思、韦伯与宋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五位。

第六、七两章所分析的六个国家，除了法国，都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兴起的（中国例外），排在第五章之后并不唐突。他认为以上诸章所讨论的国家或地区，是资本主义运动的“主流”（中俄除外），他在第八章中间，夹一节“主流之外的经验：丹麦与西班牙”。

我对这样的安排有些意见，因为：

首先，法国和西班牙（她在拉丁美洲的银、糖、殖民地）应该够资格独立成为两章，列于英国之后；就资本主义发达史而言，这两国远比美、日、德重要太多了。其次，丹麦绝不比葡萄牙重要。想想葡萄牙在巴西、澳门、非洲的殖民经营，而丹麦呢？第三，意大利统一前的热那亚（Genoa），在金融界的地位比丹麦重要太多。在两页不到的篇幅里，作者也没说清楚丹麦的重要性。

第八章的“总结”，以丹麦和西班牙的例子为分界，在此之前基本上是综述前面七章的要点，在此之后则放眼大中国地区，谈他对香港、大陆、台湾的看法，角度还是和前面诸章相同；就这点而言，倒是相当一以贯之。

二、内容

第一章和第八章的内容，在前面已略述过，以下就其余各章的主题做评论。第二至第七章的手法与观点，基本上互相贯通，就以第二章（威尼斯）的材料为主，说明我的主要论点。这么做的话，第三至第七章就可轻快带过。

以精美丰盛的牛排大餐为例，我们都知道虽然主菜是牛排，但不会第一道就上来，而有先送汤、面包等“前戏”，之后才是牛排“主戏”。我们从菜单（书名）上，以及从第一章的主旨（主厨特别推荐的独门菜）所看到的，是作者想从资本主义这个题材，来“追寻近代西方的发展动力”（本书副标题）。而他之所以宣称要予以特别处理，是因为既存的分析资本主义的三个学派令人失望，“一般视界太窄，注意力只及于局部”。所以他主张用前述的三点“技术性格”来探讨这个主题。

这是很诱人的饵，在我知识所及的范围内是首见。在第二章的第一段里，作者指出前戏技巧的重要性：“不如先引导出一件非常的事迹。”这事迹就是威尼斯总督华立罗（Marino Faliero，1274—1355）在1355年被威尼斯法庭判决叛国罪的前因、经过与后果，并夹述威尼斯的特殊法律、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这段前戏至少占了这一章的五分之三。

性急的读者早已不耐，熬不住想要看到广告上的要点：资本主义的三点技术性格，是如何在威尼斯产生的？发挥到何种程度的功效？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威尼斯这个例子上，真的是和这三点技术性格息息相关、环环相扣吗？过了三十页，作者才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决定何者是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格，何者是威尼斯岛国特殊的情形。”厨师很礼貌地交代这道菜的困难，我们自然耐心地等下去。

之后，作者话锋一转，分述意大利其他城市国家的情形，用以对照威尼斯的进步“在资本主义形成时，确是个中翘楚”。他用差不多十页的篇幅，扫射性地介绍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三个工商业发达的城（邦），等于是厨师又用了五分之一的时间，来说明为何这道菜比其他菜更具特色。真急人！到了最后十页，作者才拉回到主题。“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专业的三个原则比较容易着手。”在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里，他快速地上了这三道主菜。

单就篇幅的分布而言，未免有本末倒置之憾。再就这三道主菜来看，每道菜分不到三页的篇幅。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空间里，最多只能做到“写意”，而不能“写实”，更遑论“工笔”了。既以此三道为主菜，我当然期待“工笔”型的论证过程。对非专业读者而言，也会期待有“写实”层次的满足感。这种三页“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写法，有虚幌一招之嫌而无说服之力。如果把篇幅比例颠倒过来，或许情况会好许多。我觉得这是个很难处理的题材，作者有避重就轻之嫌。为何不扣紧三项主要的要求，详细论证其过程，再加上前菜与饭后甜点，岂不就名副其实了吗？

这种“牛肉在哪里？”的疑问，在下列诸章中还会出现。我觉得这是本书在内容上第一个贯穿性（各章皆如此）的缺点。

第二项贯通性的缺憾是这本书的“摘述性格”。从书名以及第一章的宣示，我所期待的是用西洋史料来印证三项“技术性格”，藉以彰显作者如何“追寻近代西方的发展动力。”

作者在第二章第四个注释中说明，他在作此章时经常参考两部普及性读物，一为美国历史学者弗里德里克·莱恩（Frederic C. Lane，1900—1984）所著《威尼斯：一个滨海共和国》（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1973），一为英国历史学者约翰·诺维奇（John Julius Norwich）所著《威尼斯历史》（A History of Venice，1982）。是的，作者是诚实的，我们发现，在这章共67个注解中，莱恩的名字或其书名，至少出现在25个注解内；诺维奇的名字或书名出现在8个注解内。本章也参考不少其他的著作，但基本上还是以这两本为主。

从注解内的数据源分布，更加强了我阅读时的疑惑：到底这是一本论证式的学术性著作，还是一本摘述兼评论式的半通俗书籍？我现在确信是后者了。先确定这项性格，才不至于做过高或不适当的批评。从全章行文可看出这种摘述性格，从所征引的书目中也看出此点，因为他所引用的文献，都是西洋史学界所熟知的，而且只限于英文著作，或有英译本的专书，毫无单篇论文或档案文献，而这是研究型著作所不可欠缺者。

意大利或欧陆语文的原著当然不能强求，但有一项我认为不应该遗漏的文献，是布罗代尔著作第三卷第二章第二节专论威尼斯与资本主义的部分。黄仁宇在书中屡屡提及布罗代尔及其著作，但我只见到他引用第二卷，在正文如此，在书目内也如此，都未提及第三卷。这是个不小的疏失，因为第三卷才是论资本主义发达（尤其是金融、国际贸易面）的重头戏，在主题上是与本书最密切相关的专著。再就威尼斯这个题材来说，这正好也是布罗代尔最拿手的题材之一。

如果黄仁宇参阅布罗代尔著作第三卷相关论述，他会发现布罗代尔有许多基本论点，和他的第二章内容出入很大。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布罗代尔是从经济地理变迁的观点，来看威尼斯的兴起与衰落，他的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也是用这个观点写的。威尼斯之所以能兴起，基本上是因为十五至十六世纪的世界经济，是以地中海域为中心（西、葡、意为主），东西贸易的兴盛更是主因。

在此时期，威尼斯社会、政治、经济的组织结构，正如黄仁宇所说的，具有弹性的优势，几乎在各方面都肯迁就经济上的需求来调整，这是生存的一大特色，也因而能击败竞争对手热那亚（热那亚的国际金融业发达，但地理位置不利于控制海域，因而东方贸易的市场被威尼斯掌取）。此外，东西贸易以威尼斯为中继点，左右横接地中海域，往北通向欧陆内部，这种经济地理上的优势，才是威尼斯兴起的根本原因。

布罗代尔的说法用经济理论重述比较简洁：地方小、目标一致、内部经济、交易成本低，因而获利高、资本累积快。我完全同意这种兴起的说法。必先有此优势之后，才会有（也必然会有）金融业、服务业、非人身雇用专业经理的现象出现。

黄仁宇未点明这项世界经济局势的潮流，反而把重点放在“技术性格”的三项特征上。我总觉得这是局部、是“事后”而非“事前”的解释，因为如果技术性格的三个特征，能用来解释威尼斯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因果，那也应该能用来解释威尼斯是如何衰落，以及如何被北方的荷兰与英国取代。我认为不能，而黄仁宇也没做到。他谈到威尼斯衰落的问题时，简介一些传统看法之后说：“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

他对衰落面的解说相当闪烁：“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

这段结语说明两件事。其一，威尼斯的衰落与三个技术上的条件无关（我觉得也和其兴起无关）。其二，本章没能解答威尼斯为何衰落，而这是个核心问题，否则如何能“追寻近代西方的发展动力”呢？我觉得本章没有先解释威尼斯兴起的大背景，也没能解释它落衰之因。而布罗代尔的经济地理优势变迁说则是较有力的解释，这套解说出现在布罗代尔著作第二卷（黄仁字在本书中反复引用此卷），兹摘述如下。

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整个来说，在经济上已经取代地中海域（尤其是意大利）的经济主控权。这类经济重心的迁移，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例如回教徒兴起后，拜占庭就衰落了，回教徒的经济主宰权，后来又让给欧洲人（西斑牙人、意大利人）。1590年左右，欧洲的经济重心又迁移了，这次是移往北海（这个在当时最繁盛的地域，正好是基督新教徒居住的地区）。

从经济重心迁移的观点来看，欧洲经济的主控，曾经在地中海域的不同地点由拜占庭、回教徒、意大利人轮番主导过；后来地中海域的风光，逐惭被西斑牙和葡萄牙所控制的南大西洋海域抢过去，尤其是新大陆发现之后，西班牙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在十六世纪末宗教改革时，如果“资本主义”这个字眼能用的话，是应该用在欧洲的南方（意大利与西斑牙）。

南方的几个国家有了地理上的大发现，例如葡萄牙最早到东印度群岛、中国、日本；西班牙到了中南美洲；意大利的经商网也到过地中海域之外的地方。而欧洲北方的国家，在开拓方面却什么也没有做到。资本主义发达所不可欠缺的交易工具（如汇票）也都是南方发明的，甚至后来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也是仿效威尼斯的交易所（Rialto）银行模式。

为什么南方的经济重心会移转到北方？其中有一项简单而重要的因素。西葡两国的王室，对海外经营的国家独占权控制得很紧，主要是为了能增加国库收入，以应付日益短缺的政府开支，所以从海外回来的船货，都要课一笔可观的税。精于计算的商人马上意识到，只要往北再走几天，到北海域的安特卫普、布鲁日（Bruges）、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港口出售货物，不但能免除西葡的重税，而且货品因能透过多瑙河、莱茵河等内河网络销售到极需殖民地货品的内陆，价钱又可卖得更好。北方的港口方便，而且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新市场，在外货的刺激下，交易日趋活络。

另一项关键性的因素，是因为北方的开发程度较差，生活水平和工资费率比南方低。南方的工业逐渐被北方的低工资、大市场、廉价内河运输网、沿海有效率的船队等条件抢过去。再加上北方的资源（木材、谷物、羊毛等）比南方丰富，价格又低，北方的人工作较勤奋（相对于南方的“懒惰”），工业生产的重心，就逐渐由南而往北移。

1590 年左右，整个欧洲经济的景气走下坡，这对原先已繁盛的南方所造成的打击比刚刚才要起步的北方严重，这又是北方站起来的好机会。南方的海外贸易，因为国家与社会的约制而移转到北方，再加上南方的工业逐渐不敌北方的优势条件而相对没落。工业和商业这两项关键性的行业，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发生了一次经济重心的转移（当然这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以上论证可化约成一个简单的问题：南方的威尼斯衰落与北方荷兰兴起的诸多因素中，到底是经济因素（资源多、工资低、市场大、运费廉、自由低税贸易区）占绝对重要的影响力，或者是黄仁宇的三项技术条件较重要呢？附带说一句：前述布罗代尔著作第三卷第二章第二节谈威尼斯的部分相当精采利落，郑重推介。我觉得黄仁宇在第二章所说的内容，大多是soft facts （以岛内的事件为主），而布罗代尔所说的，才是“不可逆转”的结构、优势丧失之大悲剧（harsh realities）。

从这里我们看到本书的另一个贯穿性缺陷：作者没有处理“动态过程”，而是把威尼斯、荷兰、英国……当作个别的独立体分章析述；每个环节都做了个别的解说，但没能串连起来。如果历史能有借鉴的功能，那我们从威尼斯、荷兰诸国的兴衰过程，学到了什么呢？黄仁宇的三项技术性格，是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吗？或许是必要吧，但绝对不充分。我觉得布罗代尔做到了黄仁宇一向提倡的话：“放宽历史的视界”。

附带谈一项方法论上的问题。哲学上有个闻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意思是：我们所需要的基本材料，不必超过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换句话说，数据只要能用来佐证或否证命题即可，不直接密切相干的就不需要了。剪刀浆糊式的堆砌材料，反而不够利落，也误导了后生。因为这等于不教导选择的眼光，而在示范效率不佳的写作方式，以及不紧凑的文章风格。黄仁宇的文章体裁，对大众读书界或许有易读之处，但他的剃刀实在不够锋利。

以上借用威尼斯的例子，举出本书存在三项贯穿性缺陷：其一，篇幅分配本末倒置；其二，摘述二手著作再加上评论，而非依据第一手史料展开论证；其三，是局部的静态述说，而非宽广层面的动态分析。

以下几章也都有这种结构性问题，只要轻快点出即可。第三章的主角是荷兰，约三分之二的篇幅依例是综述荷兰的历史特征、地理特性、政治纠葛、宗教革命。之后进入主题，谈货币与信用的问题（银行、证券交易所、投机行为）。再之后谈荷兰的海外经营（北欧、西印度群岛、远东），其余是余论，较难归类。

单就黄仁宇的技术三条件而言，信用体系谈得最多，其余两项（非人身雇用专业人材、支持性的服务业），都简略到难以明辨的程度，宣称的远多于实行的。就篇幅比例的分配而言，和威尼斯的情形一样，本末倒置，就轻避重。以摘述性而言，本章的主要参考著作是荷兰历史学者伯纳德·弗莱克（Bernard H.M. Vlekke，1899—1970）所著《荷兰民族的发展》（Evolution of the Dutch Nation，1945）和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者约翰·莫特里（John Lothrop Motley，1814—1877）所著三卷本《荷兰共和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1856）。最后，他也未说明荷兰的霸权如何被英国取代。也就是说，章与章之间的关系并未建立起来。我还是推介布罗代尔著作第三卷第三章第一二节，相当精采，可惜黄仁宇未引用参阅。

第四章谈英国的情形，同样是宗教、社会、政治史、内战的内容远多于和经济活动相关的部分。我读得不耐烦时，作者适时说明：“这些琐碎情事，与资本主义之发展有何关系？它们没有关系。”之后又继续摘述政教之间的纠葛，再之后综述三项技术性格的发展过程。

较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宇摘述出农地财产权重新归属对往后经济发展的奠基性贡献。他认为这不只有经济层面的意义，也可藉此“重新厘定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间之联系”。这是他的评论要点之一，他把这个观点也施用在本书的其他例子里，我觉得这是个值得探讨的好题材。他同时给资本主义下了定义（或许用界说较适切），这也会在稍后详谈。我觉得这章的后半部谈与资本主义较直接相关的部分，比前两章有意义。同样地，我也要再介绍布罗代尔著作第三卷第四章第四节论英国的部分。其精采处是把焦点集中在英国的“国家市场”如何缓慢形成，以及对全国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影响，终于能压倒法国，进入日不落国的动态过程，内容精简，颇具说服力。

第二至四章的题材，我都没有专业的判断力，也不知道他所参阅的书籍是否够具代表性。我教了好几年的大三西洋经济思想史，第五章的题材，正好是我所倚为衣食者，读起来特别有职业的敏感。这章的篇幅相当长，讨论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软件面”（思想）。

第五章也可以拆成两部分，前半部介绍“资本主义思想之成熟”期之前，几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马基雅维利及其《君王论》（1513年成书，1532年初版）、霍布斯及其《利维坦》（Leviathan，1651）、极端派的理论、哈灵顿及其《海洋国家》（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1656），最后是洛克的思想。下半部是成熟期的代表性人物与思想：斯密、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李嘉图、马克思，最后是韦伯与宋巴特。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上半部我不同意，下半部我不推介。

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思想，经济思想史这个老行业累积了一世纪以上，在人物方面已很少有漏网之鱼。这个行业的生存空间，是在用更新的分析工具来做不同的诠释。黄仁宇在前半部所介绍的，说他们是资本主义成熟期之前的代表性人物，对我这个行业而言，除了洛克之外，都是首闻。细查黄仁宇所常引述的美国经济史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名著《经济分析史》（1954）的索引，未见马基雅维利之名，霍布斯也没有黄仁宇所说的那么重要。再查另一位英国经济思想史名家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W. Hutchison）1988年出版的名作《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也未见这几位人名有此地位，反而是上述两书内的几位重要人物，如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约1680—1734）、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却完全未提到。黄仁宇若要说服经济思想史学界，说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有重要性，恐怕需费相当力气。

下半部介绍的那几位人物，我没有意见。我教了这门课几年，觉得本章内容并未超过大三教科书的程度，还出现从字面上理解所产生的明显误解。例如，黄仁宇称斯密“接受了霍布斯及洛克的自然法则和劳力价值论，《原富》（即《国富论》——引者）书中多次提到霍布斯。”自然法则我不确定，但我确定劳力价值论不是从霍布斯来的。此外，《国富论》只提到霍布斯一次。

再举一例。黄仁宇说李嘉图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先造成几个极简单的抽象观念，视之为上天诰命，自然法则。以后的议论全用演译法，从这些抽象概念推断而成。”这样的说法实在是骇人听闻。这种方法怎能让人信服，李嘉图的目的是在“研究社会生产的每一阶级应得分配之规律”呢？

最后一例，说马克思至左，李嘉图极右，这也是我所初闻。请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长销、畅销四十多年的大一教科书《经济学》（1992年第14版），背后封里有经济思想史谱系表，他把马克思归在李嘉图这一支。况且，黄仁宇引述熊彼特的话，说李嘉图是马克思视作老师之唯一经济学家。马克思岂会私淑且赞扬一位“极右”的英国人？我也不明自“李嘉图之极右思想已替共产主义开道”之理。

以我的专业质之非专业的黄仁宇并不公平，但我也必须指出，非专业的摘述恐怕误人事大。再看他所参阅的两本主要著作，一是英国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罗尔（Eric Roll）的《经济思想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61) ，一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1954），都是当时的名著，但未免“不知有汉”了。

对马克思的部分，我有个感觉：他还停留在“孙中山式”的理解层次上（病理家vs.生理家）。我也感受到，他主观上有点排斥的味道。这个领域进展很快，新文献多得不得了。至于黄仁宇对韦伯与宋巴特的了解，近年来台湾知识界有过一阵子韦伯热，这种表面扫射式的摘述，韦伯专家恐怕会另有微词。

第六章的写法仍未脱第二至四章的模式，介绍美、日、德三国。我对这章的评论和前面二至四章一样，不赘述。第七章谈法、俄、中三国的例子，我对俄国例子的看法同上，对中国的部分没话可说，因为他比我懂得太多。我对法国的例子则相当有意见。

有关法国的部分，我所预期的是法国如何进入资本主义，可是，我想我没看错，他全都在摘述法国大革命的过程，这和本书的主旨何干？本章把法、俄、中三国的革命并在一起谈，中、俄的例子可以只谈大革命，因为这两国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反例，谈大革命可以衬出社会不合理的根基与结构。而法国的情况不同，法国和威尼斯、荷、英是属于同一类畴的。

从本书的书名看来，我实在不知道，为何法国的资本主义过程，不能独列一章？要谈大革命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可以，但我不知有哪些文献分析过这个题材，黄仁宇也毫未示知，我只好又推介布罗代尔著作第三卷第四章第三节。布罗代尔谈自己的国家绝对不外行，他分析法国在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为何失利，而被英国领先占据世界经济舞台，内容相当动人。如果大革命与资本主义相关，布罗代尔为何在此节内一字不提？

三、概念

（一）定义问题

本书一开始就介绍资本主义名目的由来，基本上是引述布罗代尔的说法。然而，这只是列举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此名词的不同界说，还没有到下定义的程度。我很少见到有人敢给资本主义下定义，连布罗代尔都只在考证不同的说法，一直避免下定义。因为他很明白，会因不周全性而惹来更大的指责。

更过分的是，在布罗代尔的三本资本主义发达史里，他甚至避免给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提出清晰的界说。虽然读了他的书，也不敢确定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他这种闪烁的态度，读者都察觉到了。难道所谓的大师，都有创造“模糊的想象空间”的权利吗？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太不易捉摸，以致在原书出版十二年之后，还要劳烦他的美国弟子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这位“世界体系”的倡说者，写一篇专文（“Braudel On Capitalism, or Everything Upside Down”, 见于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91年6月号）来解说，到底在布罗代尔的心中，资本主义的概念是个什么模样。

黄仁宇在探讨威尼斯、荷兰、英国的情况后，在第四章中说：“将各种条件综合融合之后，我建议给资本主义以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他认为：“这样一个定义，已经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联成一气。其中各种因素相连结而发展到最高潮时，势必又涉及宗教。”在全书多处，他都有类似复述。

综合说来，我对他的界说或定义或理解都同意，因为资本主义在十五至二十世纪缓慢酝酿形成的过程中，在各国各地所遇到的事件，多到不可能完全被界定出来。所以任何人给资本主义下任何定义，在理论上都是可接受的，没有对错的问题。我认为好的定义是：其一，能捕捉住此现象核心的关键；其二，或能掌握住该现象的“最大部分”；其三，或能据以彰显出前所未见的现象。

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用阶级斗争进化史观来看资本主义，合乎第三项的特点；韦伯的新教伦理说，也可作如是观。所以黄仁宇攻击马克思是病理家是无意义的，这种够资格的病理家，在思想史上并不多见；况且，我们也很需要病理家。黄仁宇在本书中一再赞扬的霍布斯难道就是个好的病理家吗？

若以上述“好定义三条件”来看，我不觉得黄仁宇给资本主义所下的定义合乎其中任何一项。他的“新意”，在于把“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认为宗教也是不可疏忽的一环。我觉得这样的定义，是在界定范围（by scope）。“后现代”派的文化理论家会说：资本主义与文化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性也不小。所以，依黄仁宇的“范围界定法”，我们可以轻易地加上“文化”这一环，没有人会说那是错的或是不可以的。说极端些，这样的范围或定义，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地加添与延伸。

所以，问题不在“涵盖面的广度”上，而是在能以证据，来界定出其内容（by evidence)，然后理出其特质（by properties）。涵盖面式的定义，很容易流于字面之争。一套完整的论证说服过程，界定范围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界定内容，之后要理出特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第四步：要能描绘出内部重要因素之间，相互运作互动的机能（by mechanism）。例如：社会、政治、宗教、经济之间如何互动？这些因素与资本主义的生长如何相涉？如何互为表里？这才是“动词”式的定义，而非“名词”式的定义。

马克思和熊彼特做到能用不同的逻辑论证资本主义必将崩溃的“动态过程”。虽然黄仁宇在各章综述各国的情形，名之为“追寻近代西方的发展动力”，但我仍然觉得，整本书对我而言，就像他所下的定义给我的感觉，是以界定范围的性质为主，而且是综述性的，论证的深度相当不足，“动态过程”方面（尤其是国际间的兴替机制）的说服力不够。

（二）“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本书有两项主要的分析概念（也可称之为工具），在各章中随处可见。一是第一章所宣传的技术性格，前面已谈过了。二是数目字的管理（全书至少出现二十二次），这个名词在黄仁宇的其他著作与文字内也时常出现，可说是他的专利词。先说第一项工具的应用。

书中常见到“本书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这样的句子。阅读的过程中我有点迷惑，因为在第一章中我看到：“本书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也可算作陶蒲所谓的第三派之一。”从前文得知这一派“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我就从这个说法，来看“技术性的角度”这个名词。但到了第二章，他说：“除非先站在技术的立场，将荷兰独立的沿革和背景作较详尽的叙述……”此处这个名词和“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内容就很不同了。到了第五章，说亚当·斯密“倒是决心从现局里，站在技术的立场上，推敲各种问题的由来，而考究不同的对策”。虽然我不很确定其所指，但这应该是另一种内容的“技术性角度”。在同一章，他说：“站在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低估意识型态），……”，那显然又是另一种内容。第六章论及美国时说：“……资本主义……于技术上代表一种紧凑的组织与运动。”我想这属于第一章提到的“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的类型。而到第七章讨论法国大革命时又说：“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此地的技术立场不知何指？为何和大革命相干？

综言之，从上面的引述，我被导引到不同的方向。我试着归纳出两种内容，一是第一章中说的“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二是第五章中的“低估意识型态”。或许他交叉使用，而未意识到对读者可能引起的困扰。我认为第一种内容，才是他的主要要求，因为第二种“低估意识型态”，在文史研究上是没有意义的宣称。会有人宣称他是以某种意识型态来写历史的吗？他只会用“理论”来要求，而且坚信自己的是理论，别人的才是意识型态。

所以现在只需看自然经济蜕变到金融经济的过程即可。这是本书最核心的概念，因为作者要由这个观点来追寻西方近代发展的动力。我觉得他应该以此为利器，一斧劈往这个面向。可是，如上文所析，就整本书的篇幅来看，这个面向所占的百分比实在过低，反而被其他事项掩盖，未能让读者感受到这项概念原本应发挥出来的分析特点。

把视界再在放宽一些，资本主义是个多面向的综合体，除了第一章所界定的三项技术性格，也应该包括生产面与贸易面。我觉得十五世纪以来西方经济（或资本主义）的大幅增进，基本上是人口增加、东西南北贸易量大增、新大陆的开发、工业生产力（效率）的提升，使得资本累积、再投资成为可能。此外，物价波动、景气循环、国际间强弱对比也很关键。

黄仁宇完全忽视这些重要面向，而执着于技术面，就好像是只从企业管理、金融服务业来谈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塑）作为一家企业成功的因素（动力）。管理者与后勤支持当然重要，然而更深层的决定因素，仍在于台湾的劳动力相对便宜（或英国的生产效率高），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以及本地天然资源的天赋条件（矿、林、农、地势交通）。“技术面”是经济发达之后，必然产生之果，而非其因。我觉得单单侧重技术面，是重末轻本。

（三）“数目字的管理”

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看他的法宝概念（magic concept）：“数目字的管理”。这个概念是全书内使用频率最高的，但有个缺点：缺乏论证过程。从索引反查，找到全书提及此名词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项概念以两种简单对立的模式在运用。其一，论及资本主义成功的国家或地方（第二至四章），他会说：“这也就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其二，对俄中两国无法实现资本主义的地区，他会说：“于是无从使国家现代化，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可是他从来没有证明过：荷英等国在哪个年代，用了哪些数字，管理到哪些项目，管理的效果如何。

西欧诸国在十七至十九世纪之间最进步的，首推有日不落国之称的英国。“英国的经济组织不仅超过荷兰，而且成为世界之最先进，而且执全世界牛耳达好几世纪之久。”

从一本有关英国历史统计的著作（B.R. Michelle，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1988）中，我看到几项数字。英国的人口数，在1541至1801年间只有“全国总额”；有性别、年龄的分类，是1841年才开始；郡级的人口资料是1881年后才有的；依职业分类的劳动力人数，1841年才有；各项农业产量是1867年才有数字。最傲人的，恐怕是他们职业统计数字：1697年开始有“总额”。这些数字，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算是粗略的，有些甚至是推估的。所以大致说来，英国有诸部门的数目字，是十九世纪的事了。

如果认为英国的例子不够，还可看同一作者编的另一本有关欧洲历史统计的著作（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5, 198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陆国家的数目字，比英国的还不完整；以年代而言，也是十八世纪中叶之后才有。我实在不明白，黄仁宇是根据什么证据，说英国在十八世纪时“全国可以有如一个城市国家样的以数目字来管理”。我更不理解紧接着的一句理由：“因为其一切因素均由市场力量支配。”英国的情形如此，荷兰及更早的威尼斯，想必也无法以数目字来管理。

以1990年代的台湾现况来说，“行政院”主计处所公布的各种数目字，可算是相当先进，然而“有数目字”和“可管理”之间，是有相当差距的，试看台湾地下经济和逃漏税的严重程度即可知。黄仁宇把“有数目字”和“可管理”，混为一个“动名词”来用，他主观地认定西欧诸国已达此境界，一方面不合史实，二方面在概念上也未能区分，有数目字和可管理性之间的现实差距。

我班门弄斧，举一个他拿手的明代史料为例。1988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2至53册是史部·政书类的《万历会计录》。黄仁宇在写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时看的是微卷。唐朝李吉甫（758—814）取宪宗元和年间（806—819）的统计数字著《元和国计簿》，类似现代的国家财政收支账。宋朝丁谓著《景德会计录》 （1004—1007年间），田况著《皇佑会计录》 （1049—1053年间），蔡襄著《治平会计录》 （1064—1067年间），苏辙著《元佑会计录》（1086—1093年间）。元代是否有会计录，尚不可知。

据《万历会计录》卷一得知，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与弘治十五年（1502），都有过类似的会计录。现存有“全本”可查的，是《万历会计录》，《光绪会计录》也还在。我被《万历会计录》43卷1373页的内容惊住了。田土、人户、夏税、秋粮、田赋、饷额等大项不说，文武官俸禄、内库供应、钞关船料商税、马草、杂课也很齐全，数目字精细到小数点的程度。

所以，要说有数目字，中国比西欧诸国不但先进而且更精细；至于可管理性，那就不敢说了。因为《万历会计录》的数字，都用大写壹贰叁来表达，我不知道管理者如何能把“文字数字”转译成“可管理的数据”。我常看到圣批“知道了”，我猜除此之外，他也无从查对起。第二，这样的数字表达方式不易对账：从县报到中央的中间层级不少，官吏在数目上稍一调整，中央单位如何能对账？

综合感觉是：其一，会计录的记载形式不易一目了然；其二，见后忘前，不易前后查对；其三，内容大杂碎；其四，单位大多，未能换算成简单的共同单位。

所以我更加确信，有数目字不见得就能管理，古今中外皆然。

黄仁宇的这一“法宝概念”太笼统，在西欧史上查无证据，在中国的例子上也未点出，中国的数目字毛病在于“只用数目字来管理”，而未顾及（或已无法顾及）数目字与实况之间的鸿沟。汉唐盛世不必有数目字也可以强大，明中叶后徒有数字却早已失控了。有数目字且可用以有效管理的，大概只有二次大战后的几个先进国家吧！此外，既然这么看重数目字的重要性，黄仁宇为何不在书中用统计数字、曲线图来“管理资本主义史上的数目字”呢？这样岂不更有说服力？

说得过火一些，我觉得他有点滥用这个名词。他在综述时，遇到社会组织紊乱的情况，一时想不出可解释的逻辑，就把这句话往上一套，当作万灵丹来用。例如论及法国大革命时说：“1789年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乃是环境需要采用一个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则低层机构中各项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真是说来容易，我看法国到了十九世纪末，也未必能达到此项要求。

四、结论

黄仁宇想必是发过宏愿，经过多年阅读与思索，才写出这本大部头的著作，功劳、苦劳、疲劳想必兼有。这本书的好处，是说理清晰内容丰富，知识性的养分很多。本书对读书界的贡献，余英时在序言一开始就点明了：“我们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个概念竟缺乏基本的知识，正是因为中国史学家在这一个题目上完全交了白卷。现在这个缺陷已由作者填补起来了。”

这句平实的话使我感觉到，我们的西洋史学实在薄弱，这是个不幸的事实。我对这本著作虽然有上面的批评，但那是专业上的攻错。就社会意义而言，黄仁宇这本书是苦心为教导自家子弟而写的，这本书应当能带动起国人对西洋史学理解的追求。

很快综述我对本书的评论：

其一，广度大于深度。本书涵盖面甚广，这可一目了然。他所提出的“技术性角度分析”和“数目字管理”，我觉得不够犀利深刻，还需要更严谨的论证过程，才会有足够的说服力。他的防线过长，一个人难以有效地坚守各据点。他的解剖刀不够长、不够利，单是放宽历史的视界还不够，更要深入历史的脉动来相辅。

其二，热度大于亮度。家庭用的灯泡，点亮几分钟之后就十分烫手，原因是电力的一大半耗在热度上，导致亮度效率不高，所以后人又发明了不烫手的高效率日光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已译成多国语言，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相当的热潮。这本资本主义史，基本上是摘述西方著作，然后用自己所提出的架构，来评述他所摘述的内容，不是原创性很强的研究。若译成外文，恐怕引起外国史学界注目标机会不大。整体而言，我觉得这本书对中文知识界所产生的热度，远大于对历史学理解上的照亮度。

让我有点纳闷的是，以他对经济事务、经济概念之陌生（非其专长），竟投入一个以经济现象为主体（资本主义史）的题材，而又把重点放在非经济面（社会、政治、宗教）上。在我所知的资本主义史著作中，这倒是一大特色。我因为先读过布罗代尔的三卷资本主义史，所以对本书有先入为主的参照点，加上第五章又是我的专业，所以意见不少。大部分未如此热身过的读者，恐会觉得我言之过厉。

我从《万历十五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及黄仁宇的其他著作里，学习到许多知识，在此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但并未因而改变我对他的尊佩。我引一段李嘉图的话来作结语：“现在，我亲爱的马尔萨斯，我的话都已说尽了。正如其他的好辩者一样，在经过这么多的辩论之后，你我皆可保留住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些辩论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事实上，即使你完全同意我的话，我也不见得会更喜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