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极简史

原创 徐志啸 中华读书报

楚辞作为诗歌作品，产生于战国时期，系由屈原为代表的楚地文人所创作，它是继“诗三百”之后，具有浓郁楚地风格特色——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有楚歌风味、突破四言体式的诗歌，其作者包括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到西汉时，刘歆辑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刘向编成《楚辞十六卷》，自此，楚辞开始正式定名，成诗歌总集，流传后世。

应该说，自楚辞诞生以后，由于屈原本人的崇高人格和以身投江殉理想的伟大壮举，以及其所创作的诗歌的巨大艺术魅力，在当时和后代，形成了二股潮流：一股，是在汉代形成小高潮、后代也有延续的文人模拟楚辞体式所创作的诗歌，一般称这些诗歌为拟骚诗，它们显然具有楚辞风格体式，内容有的怀念屈原、感叹自我身世，有的借题发挥、抒发个人情感；另一股，则是从西汉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直至现代）的研究屈原与楚辞的潮流，这后一股，自然强劲、壮大得多，无论人数、著作、影响等，它们即历来所谓的楚辞研究——楚辞学。

以下，笔者拟分四个历史阶段，分别阐述楚辞学的发展历程和每个阶段的大致特点，以及其代表学者与著作，以此一窥楚辞学在历代的大致概貌。

两汉楚辞学

两汉时期，是楚辞学的开端期。这个时期，随着楚辞其名的定名和诗集的编定，楚辞代表人物屈原的传记也随之问世，其时还出现了早期的研究者，产生了褒贬不一的认识看法，最重要的，楚辞学史上第一部最具权威性的代表注本——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在这个时期问世了。

楚辞学史上第一位对楚辞发表见解的，或谓第一位楚辞研究者，是西汉淮南王刘安。据《汉书·淮南王传》记载，刘安曾撰《离骚传》（可惜已佚），留下评骚文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而历史上第一位为屈原作传，并留下千古传颂赞词的（包括屈原其人及其作品），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其中写道：屈原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志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为屈原撰写了历史上第一篇最具历史价值、最有权威性的人物传记，并最早对屈原及其作品作出肯定评价，其影响波及后世百代。

楚辞之所以会以“楚辞”的名义流传后世，其最早的编定者和定名者是西汉的刘向，在楚辞学史上，他可谓功不可没——“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王逸《楚辞章句》）“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襃《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向的这一编集和定名，使屈原等人的作品，从此成为能区别于诗和赋而独立于文学史的一种文体——辞，《楚辞》也因此成为一部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诗歌总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它特有的篇章。

两汉的楚辞学领域，出现了持前后矛盾态度的扬雄和褒贬相异的班固与王逸，其中王逸的《楚辞章句》一书，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影响巨大，堪称里程碑。扬雄对楚辞可谓毁誉参半，他先是称道屈原作品，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也即，在扬雄看来，屈原的辞（即赋——汉代辞赋混称）“丽以则”，而宋玉等人的辞（赋）“丽以淫”，这是对屈原作品的推崇。同时，他还同情屈原的遭遇，“悲其志，读之未尝不流涕也”（《汉书·扬雄传》）。他还因此专门创作了《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等作品，说明他把《离骚》看作如儒家经典一般，特意仿效模拟之。但同时，杨雄对屈原作品的浪漫风格特色却认识不足，在比较屈原与司马相如两家作品时，他说：“原也过于浮，如也过于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法言》）所谓“过于浮”“蹈云天”，显然是贬抑屈原作品了。

东汉时代的班固和王逸，成了该时代也是整个楚学史上特别针锋相对、褒贬对立的两家，这是一场很有意思和影响的学术争论。班固虽然在《离骚序》和《汉书》中，对屈原作品有肯定之处，谓“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并说当世和后代很多文人“自谓不能及”，屈原本人“虽非明智之器”，可也是“妙才”，但总体上，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否认刘向对屈原的评价，认为“斯论似过其真”，“谓之兼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他指责屈原：“且君子道穷，命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对屈原作品的浪漫风格特色，班固也予以指责：“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离骚序》）这显然是站在儒家的“依经立论”立场作评判。东汉的王逸公开反驳了班固的观点，他认为，“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是夸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强非其人，殆失厥中也。”（《楚辞章句序》）对屈原作品，王逸作了高度评价：“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楚辞章句序》）王逸的这一高度评价，是对班固的严正驳斥。不仅如此，王逸对楚辞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楚辞章句》一书，这是楚辞学史上问世时间最早、至今保存最完整的第一部注本，它不仅对楚辞的每一篇作品作注，且有阐明每篇作品旨意的序和全书的总序，其间贯穿了王逸个人对屈原和楚辞作品的系统观点与看法。概括地说，该书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驳斥班固的谬论，率直表白自己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正面高度评价；二是汇集前人诸说，保存了不少先秦两汉时代多家研究成果，不发空言，不无据妄说，体现了广采博取的特色；三是所撰各篇序虽未必均系确言，却为后人提供了有价值的作者生平、作品背景、内容概要和艺术特色等方面的有益材料。当然，书中也存在不少偏误之处，故而南宋洪兴祖专门撰写《楚辞补注》，以弥补缺失。

魏晋至唐楚辞学

这个阶段的楚辞研究所呈现的状况，与汉代不可同日而语，不仅没有像东汉王逸《楚辞章句》那样的专门注本，连专论文章也仅有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其他就是散见于各类文章和诗作中的评述文字了，当然，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也能看到其时的研究概貌。这里，试先就这些评述文字做些阐释，而后专谈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及相关篇。

首先是高度肯定屈原的品格及其作品成就。魏曹丕将屈原与司马相如作比较，有谓：“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比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北堂书钞》卷一百引《典论》）这显然是褒扬屈原。晋人皇甫谧所说也类似，《三都赋序》道：“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论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同时代的挚虞在《文章流别志》中，更以十分推崇的口气，从文体角度评价了屈原与楚辞：“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南朝梁代沈约更把《诗经》与楚辞并论，谓 “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并认为，楚辞是“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宋书·谢灵运传论》）唐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自序》中将楚辞与《诗经》并论，赞美楚辞是“不虚美不隐恶”。唐代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分别有赞美屈原的诗句，体现了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赞誉：“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戏为六绝句》）诗人李贺则对楚辞作品有直接肯定评价：《离骚》——“感慨沉痛，读之有不欷戱欲泣者，其为人臣可知矣。”《九歌》——“其骨古而秀，其色幽而艳。”《九章》——“其意凄怆，其辞瑰玮，其气激烈。”《天问》——“语甚奇崛，于楚辞中可推第一。”《远游》——“铺叙畅达，托志高远，取意可也。”《卜居》——“为骚之变体，辞复宏放，而法甚奇崛，其宏放可及也，其奇崛不可及也。”（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该时期当然也有贬抑屈原及其作品的，例如裴子野、颜之推，沿袭了班固批评屈原的“露才扬己”说，唐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屈辞浪漫风格表现了不满，认为“义类不具” “六义缺焉”。但应该承认，总体上还是肯定者居多。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专辟了《辨骚》篇章论及楚辞，且书中其他篇章也多处涉及了对屈原与楚辞的评论。重要的是，《辨骚》被列入了全书的总论部分，“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可见，在刘勰心目中，楚辞非常特殊，不归入“论文属笔”类作为一般文体，而是划归了“文之枢纽”，说明他对楚辞的特别重视，而“辨骚”的目的，乃是“变乎骚”——要总结和吸取《诗经》至楚辞间的文学变化经验，阐明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的原理。不仅《辨骚》篇，其他如《诠赋》《时序》《才略》《颂赞》等篇，也论及了楚辞，抓住楚辞的根本特征，高度评价其艺术特色与成就，指出楚辞在汉代至六朝间文学史上的重大影响，总结了汉代楚辞研究的经验与不足和由楚辞而引申的文学创作的经验，特别高度赞扬了屈原的人品。应该说，刘勰的这一系列对楚辞的综合论述，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属于一座高峰。当然，刘勰也有不足，《文心雕龙》全书虽然体大思精，但对楚辞的论述也还存在着偏颇，未能摆脱汉儒“依经立论”的框架，对楚辞的浪漫风格持片面看法，对“楚艳”难免有偏激认识，还有其他一些疏漏不照之处。

这一时期，还应提及属于楚辞音义类的隋代释智骞《楚辞音》，该书“善读楚声，音辞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隋书·经籍志》）可惜此书早佚，现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有法人所盗中国敦煌石室的藏本。

宋元楚辞学

说到宋元时期，就楚辞学而言，宋代在整个楚辞学史上，无疑是个高峰——主要是南宋，出现了朱熹、洪兴祖等突出的楚辞学者及其代表注本，而元代，实事求是说，在楚辞学方面，基本是空白，这是由元代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北宋晁补之有《重编楚辞十六卷》，该书在楚辞篇次的编定上，以及作品的作者归属上，与刘向所编《楚辞十六卷》有所不一，可以作为参考，以了解楚辞在历代流传过程中作者和篇次的变化。

重要的是，南宋时期出现了两部特别有价值，影响特别大的注本，这就是南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这二部注本，可以说是整个楚辞学史上极有代表性也极有价值的。

先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这部注本，是洪兴祖针对王逸《楚辞章句》的不足予以补充而成——《补注》乃补《章句》之未详。全书重点是补义，在《章句》之后先引诸异本，以正文字，而后补王说之义，或引书以证其实际古义，或辩解以明其要，都是王注在前，洪补随后，章明句显，发王义之幽微，抒洪个人见解。此书被朱熹《楚辞集注》采纳较多，为后代楚辞学界所推崇。现代一般通行的楚辞权威本，就是《楚辞补注》本（《章句》附《补注》）。

其次是朱熹的《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在朱熹看来，王逸的《章句》和洪兴祖的《补注》都“详于训诂，未得意旨”（《四库全书提要》），于是，朱熹便自编《集注》一书，着重在义理方面作阐发。他在《序目》中说：“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此话点出了屈原创作的宗旨。他同时又对王逸和洪兴祖两著的缺失，提出了自家看法，认为王著之所取舍“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王、洪两家对楚辞大义，均不能“寻其文词旨意之所出”，以至“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这就是朱熹编注《集注》的根本原因，也是该书的特色所在。朱熹一生倾力于儒家经典的解说，著述宏富，影响甚大，其所著《楚辞集注》一书，在阐释义理方面确有独树一帜特色，故而该书在当时及后代，传播很广，尤其明代，版本甚多。

宋代还可以提及的两本楚辞注本，一是黄伯思的《校定楚辞》（附翼骚），该书已佚，但黄《自序》中的一段话，则是后代对楚辞为何姓“楚”的权威解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另外一本是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对“辞义严密，最为难诵”的屈原《天问》和“深宏杰异，析理精博”的柳宗元《天对》作解，殊为难得（黄伯思《楚辞》序）。此外，宋代还有一部宋仁杰的《离骚草木疏》，属于专对楚辞作品中的草木作注解，先引原文，次引王逸、洪兴祖之说，而后是作注者本人的按语，并辅以《尔雅》《神农书》详释之，不仅有名物考证，更详于物类的特征与品质之善恶，从而让读者明白楚辞借草木以喻贤愚善恶的用意，此乃屈原创作手法之巧妙处。《四库提要》评此书谓：“是编大旨谓《离骚》之文，多本《山海经》，故书中引用，每以《山海经》为断。……以其征引宏富，考辨典核，实能补王逸训诂所未及，以视陆玑之疏《毛诗》，罗愿之翼《尔雅》，可以方轨并驾，争骛后先，故博物者恒资焉。”这个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明清楚辞学

明清两代堪称楚辞学的高峰，特别是清代，因时代社会条件和考据学繁荣的原因（考据学繁荣也是时代社会所致），楚辞研究出现了学者众多、注本丰硕的现象，这是之前任何一个阶段难以比拟的，据姜亮夫《楚辞数目五种》不完全统计，清代光辑注类注本就有70多本，还不包括音义、论评、考证、札记类。

先说明代。明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注本是汪瑗《楚辞集解》，该书由汪仲弘补编，汪文英撰跋，书中有“山海舆地全图”等精致十图，弥足珍贵。书中跋语谓，该书“考核精详，疏解缜密，超出诸家之上”。可见，至少在明代，这是一部堪称上乘的楚辞注本。明代还有几部楚辞注评本也值得一说。其一，黄文焕《楚辞听直》，借屈原以寓感，其“所抽绎，概属屈子深旨，与其作法之所在。从来埋没未抉，特为剑拈焉。”（《楚辞听直》“例言”）其二，李陈玉《楚辞笺注》，“其笺注屈、宋，涉忧患，寓哀感，别有会于屈子之意。故体验实有过人之处，因亦有过量处。”书中新义异人、立义阐幽方面，在明代属“多别解者”（姜亮夫《楚辞数目五种》引语）。其三，陈第《屈宋古音义》，这是继《毛诗古音考》后作者又一部上古时代的古音类著作，焦竑“序”说：“得此编，不特与楚词声韵犁然当心，而与毛诗古韵相为印证。学者当益自信不疑矣！”其四，蒋之翘辑《七十二家评楚辞》，此书虽不是单纯的楚辞注释本，但却对楚辞研究者了解参考历代楚辞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它收录了从汉代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到明代蒋之翘（包括蒋本人）对屈原与楚辞的评论文字，可谓一册在手，历代可窥，从两汉到明代的几乎所有著名学者文人评论楚辞的文字，尽收书中，极有参考价值，故黄汝亨“序”中写道：“上自汉魏，以及国朝，凡百名流，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荒谬若予者，无不搜罗而备辑之。甚至注与评而载之未详者，君必考诸他书，裁之独见，为并详之。”

生于明代，一生跨明、清两朝的贺贻孙，有一本《骚筏》值得一说。该书与一般楚辞注本不同，它重点不在诗篇的注释，而在诗篇旨意的阐发，“曲畅旁通，颇有会心。于芳草美人之喻，党人险佞之状，尤能钩稽比戡，得全文全书旨意。可谓善用心者。于文章脉络，尤能明指而出之。如谓世叙数语，是《离骚》一篇本领。变与不变，是通篇柱子。此外如合《湘君》与《湘夫人》为一坛，《国殇》与《礼魂》为一坛，《九歌》十一合而为九。……皆能从字里行间，体会作者心情，发人所未发。”（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引语）自然，此书也有失误之处，如认为《天问》无首无尾、无伦无次，不免贬低《天问》，说《九歌》是思君之歌，也失之牵强。

从楚辞学史看，清代的楚辞学者及其注本，无疑是整个古代楚辞学史的高峰，其时，名家辈出，注本丰硕，笔者拟择其要者概述之。

先看王夫之《楚辞通论》。王夫之治学以汉学为门户、宋学为堂奥，可谓汉宋兼顾、以宋为主，故其论楚辞，偏重义理阐释，《自序》中他说：“今此所释，不揆固陋，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九歌》以娱神鬼，特其凄悱内储，含悲音于不觉耳。”“彭咸之志，发念于怀王，至顷襄而决。《远游》之情，唯怀王时然，既迁江南，无复此心矣。必于此以知屈子之本末。蔽屈子以一言曰忠。”这些见解，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周拱辰《离骚草木史》虽非仅注《离骚》，实际兼及楚辞它篇，但对《离骚》篇的山川草木禽鱼，确实花了注疏功夫——“窃覩《骚》中山川人物草木禽鱼，一名一物，皆三闾之碧血枯泪，附物而著其灵。而汉王叔师（王逸）、宋洪庆善（洪兴祖）、朱元晦（朱熹）三家，虽迭有注疏，未为详确。”

清代比较公认的相对有特色的三部楚辞注本是：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它们基本上代表了清代楚辞学的水准，对后代颇有影响。应该说，三部注本各有特点。林云铭《楚辞灯》求诗旨大致吻合，脉络分明，所释时有会心之处，然词旨尚显浅露，该书“自序”中说：“夫屈子之文，屈子之志也，志不以世而夺。” “屈子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伸，义无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万世之纲常，寄之于文以自见。”所言切中诗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对楚辞作品的排序“虽不无可商，而明快为旧说所无。《余论》中分析考论，虽有驳谈，亦时见精邃之言，终非明以来泛言可比。”且书中参考引述之书达六百四十多种，决非“率尔苟且”之作，蒋骥自己说：“独于《离骚》，功力颇深。订诂之外，益以《余论》《说韵》若干卷。” “盖《离骚》二十五篇，所以发明己意，垂示后人者，至深切矣。”可见，该书的《余论》也颇有值得参考之处。戴震《屈原赋注》“以大义贯文旨，以训诂明大义。不为空疏皮傅破碎逃难之说。” “指博而辞约，义勤而理确。” “过明清诸家远矣。洪、朱而后，谨严笃实博雅精约无过此书者。”（姜亮夫《楚辞数目五种》引语）——这是对戴震此书很高的评价，清代当世之诸多注本概无出其右者，戴震自己道出其中内理：“予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自序》）举例来说，对楚辞作品的注释，戴震确有道理，比如《离骚》中的“三后纯粹”，此“三后”指谁？历来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认为指楚之先君；又比如，“夏康娱以自纵”，不少注本以为“夏康”指“夏太康”，戴震认为，应“康娱”连文；《九歌》《东皇》等篇，皆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祠神所歌；有人认为屈辞未尽其善，戴震说“屈子辞无有不醇者”——所说所论均在在有理。

清代还有一部值得一说的有特色的楚辞注音本——江有诰的《楚辞韵读》，其在楚辞韵读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江有诰曾有《诗经韵读》问世，可见他对上古时代的古音韵很有研究，《楚辞韵读》是古音韵读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一，书中对楚辞原文分别予以注音，还同时附注了古音、叶韵、通韵、借韵等诸例，其体例与《诗经韵读》相通，此书对读者了解楚辞古音韵读不可或缺。

此外，清代有些著名学者，并不专治楚辞，但他们的学术类随笔和札记中，也有涉及楚辞研究方面的文字，这些文字表述，大多能显示出学术方面的内容，也可资参考，因毕竟他们都是著名学者——如，王念孙《读书杂志》“楚辞杂志目”、俞樾《湖楼笔谈》《宾萌集》等楚辞札记、孙诒让《札迻楚辞》、孙志祖《文选考异楚辞札记》等。

原标题：《楚辞学极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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