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成立性别文化研究中心，关注女性发展与经济赋权

如今的社会，女性的活动领域早已不限于家庭，公共领域中女性的角色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现实中，女性发展依然会遭遇种种阻碍，难以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推动女性在经济领域的参与，改变女性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不平等境况，12月16日，“新时代女性发展与经济赋权”学术报告会暨上海财经大学性别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在上海财经大学创业中心举办。

据财大人文学院教授、研究中心主任姜云飞介绍，上海财经大学性别文化研究中心由财大人文学院中文系牵头担纲，联合社会学系的性别研究力量，整合新闻系、历史系、哲学系以及财大学报等性别研究资源而成立的跨学科、跨院系的专业学术研究团体。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涉及社会性别学、性别心理学、性别经济学、女性文学、性别伦理学、妇女史学等交叉学科，兼顾性别与媒介研究，性别与劳动，性别与金融，女性时尚文化、女性企业家研究等多个人文社科研究领域。

营造性别平等社会环境需要做出的努力

揭牌仪式后，“新时代女性发展与经济赋权”学术报告会拉开帷幕。

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王政进行了“社会性别与妇女经济赋权”的主题发言。她根据一系列调查结果提出，男女收入的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对独生女儿的教育投资，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且高等教育市场对女性的开放，也并未有效地增强女性在竞争领域的竞争性。而与此相比，美国的男女收入分化却有着明显的缓解。同时，她提出了另两组调查结果，中国目前高校妇女研究中心发展缓慢，有关女性与社会性别的学科在高校中也很难引起重视，通识课、硕博士点、学术期刊与欧美相比都较为稀少。而在美国，女权主义由于较早地进入了主流媒体，使得女权主义的概念在公共话语中得到了流通，在政治、文化娱乐等方面，日积月累的女权主义文化改造都起到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她还通过介绍密歇根大学的ADVANCE项目，说明了在美国有大批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各个岗位上执着地从事女权主义的社会文化改造工作，而这应该就是美国的男女收入差距在过去三十多年持续缩小的重要原因。因此，显然需要更多拥有体制内资源的女权主义学者和妇女工作者，来投入文化和社会体制的改造工作。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上海财大性别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而后，上海大学教授计迎春针对性别平等与人口经济转型做了主题发言。她指出在中国，女性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共同降低的现象，是政策和经济共同驱动的结果。要解决中国现在低生育率的困境，推动性别平等是一项策略。鉴于目前的经济需要面向创新型、经济型、服务型转型，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也随之增强。而推动性别平等，可帮助女性缓解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使女性可充分作为高素质劳动力，在劳动市场发挥作用，最终达到推动经济发展，帮助经济转型顺利实现的目的。计迎春表示，在实际行动中，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家庭友好的环境，政府、企业、社区和男性多方参与；同时，需要政府要把性别平等放在人口政策的核心地位，在制度设置和政策举措上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庭冲突，采取性别视角进行政策制定和评估。

性别平等文化构建可促进女性经济赋权

此后，在座的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与女性赋权的主题，分析了目前女性在经济领域不平等待遇的成因。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卿石松针对男女收入分化问题作出了分析。在传统的教育体制和市场之外，他看到了性别角色认同对于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通过剖析数据，他指出，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的教育获得、劳动参与、工作时间以及职业地位，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而，为缩小男女收入差距，仅仅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是不够的，需要从根本上建设一个现代平等的文化环境。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王西民则以《财经研究》为例，针对学术贡献与性别不平等问题作出了陈述。她提出，在学术产出上，女性学者大约是男性学者的四分之一，文献被引用率也偏低，同时高校女教师在学术资源配置方面也遭遇了一些不平等。

刚刚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性别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姜云飞另辟蹊径，以池莉作品中的女性经济活动为例，探讨了经济学视野中的女性劳动与赋权。她从理安·艾斯勒的“关怀经济学”和阿玛蒂亚·森的发展经济学对以追求利润效益为主的主流经济学缺失人文关怀的批评中得到灵感，以关怀经济学为理论视野，发现了许多底层劳动妇女在改革开放初年到21世纪转型社会时期，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表现出了极强的经济赋权的能力。这些在文学文本中表征出来的经过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洗礼的中国女性，通过经济赋权达到性别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可贵经验，值得关注与讨论。

女性经济参与的历史与现实

要解决现实中女性经济参与的问题，也需要到历史中找寻答案。对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董丽敏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苏熠慧现场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陈雁围绕女性与金融业的主题，介绍了民国时期女实业家以及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历程。女子商业储蓄银行1924年创立于上海。根据陈雁对它董事会成员的分析，可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经济赋权的多重面相。女子银行以为妇女谋求利益为宗旨，注重维护女性职员的利益，但它在注重提倡女子行业，号召经济独立的同时，没有以自身的发展为代价，以致该行的女性职员不得不面临家庭与职业的两难处境。但也正因为银行更多地选择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所以在那个时期，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才能存在31年的时间。而且能够平稳发展，并稳中壮大，实属可贵。

董丽敏则结合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对抗战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生产运动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指出其具有多重面向：它以动员组织妇女参加纺织生产为主要出发点，对传统男耕女织的性别与劳动分工进行了征用和改造，从而在妇女解放的维度上留下了值得讨论的新空间；它是抗日根据地在遭遇到经济封锁时的“自给自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更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合作社机制探索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重要环节；它询唤出了一批具有劳动自觉、尊严感与“公家”意识的新妇女，更重要的是，它初步建构了相对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的“劳动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未来新社会建构的可能路径。基于董丽敏的论述，延安时期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拓展了对“妇女”“革命”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以“延安道路”为成熟标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也亟待被进一步认识。

苏熠慧以“交叉性视角看经济发展中的性别问题”为题，同时关注到研究对象的劳动者与性别身份，并将她们与国家之间的对于公家的认同因素纳入分析。运用社会史研究方式，她选择了老家国营百货A和私营百货B进行对比。首先，二者的制度环境有所不同，在计划经济时期，主导整个经济分配的是国家力量；而市场化改革后，相关调配完全交给了市场，形成劳动力市场；其次，制度环境的变迁会带来对公家认同的变迁：原有的国营百货具有很强的性别分工，也掺杂着政治身份的考核；而现在的私营百货中更多的人员配置由市场主导，根据商品物化女性功能；此外，在原有的国营百货中，女性工作人员通过百货作为一个单位，与国家之间建立联系；而现在的市场化百货中是看不见这样的联系的；最后，国营百货去性化，形成了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而如今市场化运作的私营百货中，提成、工资、绩效使女性内部有很强的竞争性，且出现阶级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