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乐种到舞台主角，朱宗庆在台湾创造了打击乐奇迹

1986年，在台北一家火锅店，朱宗庆拉着几位好友围炉结义，成立了台湾第一支职业打击乐团——朱宗庆打击乐团。那时候的他没想到，这支乐团可以将打击乐的种子播撒到全台湾，甚至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开枝散叶，成为全世界研究的对象。

在三十年前的台湾，打击乐还是舞台边缘的冷门乐种，靠着 “苦行僧”一般的耐力，朱宗庆逐渐将之蜕变为舞台中央的主角。

创团之初，朱宗庆就为乐团定下四大发展目标——演奏、教学、研究、推广。

1991年，他创办“打击乐教学系统”，自基础教育来推广打击乐，至今已培育出超过13万学习人口，在全球共有30家教学中心。

1993年，他创办“台湾国际打击乐节”，每三年举办一次，促进了台湾打击乐与国际接轨。

1997年，乐团成立的第11年，朱宗庆逐渐走下舞台，不再做舞台演出，转而将大部分心力投注于艺术管理与行政事务。

目前，朱宗庆打击乐团下辖三个乐团：一团是职业乐团 ，负责重大项目排演、国际交流；二团负责儿童音乐会和推广音乐会，每年固定于台湾各县市以及中国大陆各城市巡演；三团负责校园推广，是培育“明日之星”的摇篮。

至今，乐团的足迹遍及全球31个国家及地区，演出超过2800场次，委托创作新曲215首，拥有数量庞大的曲目量。

朱宗庆

11月底，因为击乐剧场《木兰》在台湾公演，澎湃新闻记者有机会前往台湾，采访朱宗庆。

采访之前，工作人员向记者要了一份采访提纲，朱宗庆把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仔仔细细写在了白纸上，总计近万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朱宗庆的工作常态，不管是演出、演讲、采访还是发布会，他都会事先排演两三遍，确保万无一失。就像《木兰》在台中歌剧院演出两场，完整的带妆彩排和预演就有两场，工作量翻倍，整个团队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做事认真、细致、严谨，朱宗庆对己严于要求，也将这些要求传递给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很多人都说，朱宗庆同时兼具了艺术家的感性、管理者的理性，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高情商，也有强大的向心力。这也是很多团员数十年如一日，死心塌地跟随他的原因。

朱宗庆打击乐乐团团长吴思珊早在1988年就进团了。她是朱宗庆最早一批打击乐学生之一，自从进了团，就没想过离开。

“在台湾，随便一个学打击乐的人，多少都和朱宗庆有关系，他可能是在我们教学系统长大的孩子，也可能他的老师就是朱老师的学生。”吴思珊说。

从白手起家到桃李满天下，吴思珊见证了朱宗庆一路走来的变化。

“以前的他很害羞，不太喜欢讲话，上访问都要清场，做讲座会一直和我们练习。现在的他和社会的脉动联结很紧密，绝不是关在象牙塔的艺术家。”

在吴思珊的眼里，朱宗庆享受工作，享受和人相处，愿意学新知识，大大小小的事都会关心，全身上下始终保持着正能量。

“他好像不需要太多睡眠，什么类型的演出都看，知道文艺界的状况，关心政治，了解财经，也了解科技的最新动态，而我们只知道练琴。每次开会，他都会和我们分享各种见闻，通过他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的活力。”

“乐团需要优秀的演奏家，更需要优秀的领导者，我们愿意冲，但冲错方向就完了，领导者太重要了。”吴思珊形容，朱宗庆打击乐乐团就像一个“大家庭”，而朱宗庆就像是“大家长”，“我们会一起过节，一起或生日，有任何困难，朱老师都把我们像儿女一样照顾。就连结婚，我们都会先把另一半带给他看，再去见家人。”

贴近人心跳的乐种

澎湃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打击乐感兴趣的？

朱宗庆：在我小的时候，学音乐等同于学钢琴，学钢琴的小孩又等同于有钱人的小孩。虽然家里并不富裕，音乐却是这个家庭共同的爱好，我的祖父喜欢南管，叔公喜欢拉二胡，叔叔喜欢吹口琴，哥哥喜欢打鼓。这让我觉得学音乐是非常快乐的。

当初我开始玩打击乐，纯粹是喜欢而已！喜欢打击乐的原因，除了打起来很帅，还因为它能使手脚协调律动灵活。当时一套爵士鼓很贵，我父母愿意花钱买一套鼓，支持孩子的学习兴趣，尊重孩子的需求。买了鼓之后，也没有找老师来教，我就自己摸索，无师自通，乡下常这样。

考进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时，学校没有打击乐专业，我考的是管乐。我那个时候玩得不错的乐器，包括钢琴、打击乐、小喇叭和单簧管，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打击乐器。

当时，学校的管弦乐团需要打击乐手，我马上自告奋勇，进团负责打击乐组。后来，学校邀请了一些美国、日本的打击乐演奏家，有人对现代音乐很有研究，有人对鼓很有研究，有人对木琴有研究，在他们来台短期客座期间，我就掌握住机会尽量学。四年级时，在师长们的鼓励下，我觉得自己在打击乐上应该可以走出一条路，从此进入了打击乐的领域。

打击乐在三十年前是非常冷门的音乐种类，我相当感激我的父母，在那个大家都觉得学音乐没什么前途的年代，在经济与精神上全力支持我，我才能无后顾之忧地追求梦想。

澎湃新闻：打击乐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朱宗庆：很多啦。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和人的心跳贴近，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打击乐者，每个有心跳的人听到打击乐都不会拒绝。

打击乐乐器无所不在，木琴、铁琴、定音鼓、大鼓、锣鼓，我们身边的任何东西，桌子、杯子、椅子、身体都是你的乐器，你寻找乐器时，会有永远发现不完的素材。

因为乐器多，它的音色变化也多，金属的声音、皮的声音、木头的声音、石头的声音、化学的声音。这些声音会让你思考，你就会有很多创意产生。打击乐不一定是打，也可能是触，可能是摸，好听又好看。

乐器变化多，声音变化也多，所以它能跟很多艺术门类合作。我们和云门舞集合作过舞蹈《九歌》《薪传》《脉动大地》，也和兰陵剧坊合作过《萤火》，还和文学配合过，有太多好玩的东西可以分享。

打击乐和人的心跳太近了，人很容易忽略它。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呼吸，年纪大了呼吸不畅才知痛苦。一样，打击乐是很自然的，声音往往是没有经过选择的。

《锣鼓庆》

澎湃新闻：但在古典音乐和交响乐团里，打击乐还是很小众的门类。

朱宗庆：没错。在全世界，打击乐都是人类最早的乐器来源之一，是人的本能，但在国际舞台上真正被重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想这和当时的作曲家慢慢找到它的好玩之处有关。在贝多芬、莫扎特时代，定音鼓在交响乐团里都是用来加强气势、音响、节奏的，没那么重要，但在现代音乐中，打击乐越来越重要，我们就把它单独挑出来，独立于舞台上。现代作曲家给打击乐写的曲子太多了，眼花缭乱。

澎湃新闻：那么多乐器里，打击乐是否也是比较容易入门的乐器？

朱宗庆：入门很容易，但要打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情。它一碰就有声音，大家就觉得好像我也会。很多人学了打击乐之后，开始练习音色高低、变化、合奏，慢慢变成非常棒的打击乐家、小提琴家、钢琴家、舞蹈家，它是人进入艺术领域最简单、方便、自然的“入门砖”，但你要成家的话，还是要花很多功夫的。

澎湃新闻：打击乐大概有多少件乐器呢？

朱宗庆：乐器是算不出来的。我自己收藏了上千件，单是木琴、鼓、铂、锣就有很多种，同类乐器也分大小、厚薄、质料、造型，发出的音也不一样。

我们乐团很大，还租了仓库放乐器，常用乐器大概是一百多件。玩打击乐最大的快乐和痛苦，就是要收藏很多乐器，你要花钱，还要花空间。

澎湃新闻：现在是不是还在不断收藏？

朱宗庆：一定的，收藏不完，我还想做一个打击乐博物馆呢。

澎湃新闻：你怎么判断一件东西是不是适合做打击乐器？

朱宗庆：有两个，一是我有需要的时候去找，二是我创造出来后请作曲家把它变成声音。没有东西不能当打击乐器，连人都可以，《木兰》里的“十三响”就是拍打身体的各个部位嘛。

《乐之乐》

每天都和挫折为伍

澎湃新闻：从维也纳音乐学院留学回来，你曾是台湾交响乐团的打击乐首席，过得也蛮舒服，怎么想到成立打击乐团？

朱宗庆：之所以想成立乐团，始于我在留学期间的生活体验。在维也纳的两年半内，我走遍了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竭尽所能地去听音乐会、看表演，对于那种随时随地享受美的生活十分难忘，我期望将这样的感受带回台湾，与故乡的朋友们分享。

于是，在返回台湾前，我就动手拟定计划，希望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团，从事打击乐的推广，希望乐团成为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三十年前的台湾，打击乐是舞台边缘的冷门乐种。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跑遍了全台所有学校和教师研习营，举办了上百场讲座，利用一次次的讲习机会，去说服老师以及各公家单位，以打击乐为演出媒介，去探讨音色、节奏、旋律上的新观念，并带进艺术教育相关的业务中。

当时的我就像个“苦行僧”，努力克服害羞、不擅言词的个性，一边演讲，一边示范。每次讲习，我都是一个人带着一车乐器，领到的车马费，往往不足乐器的运费。下过这样的苦工行脚，才为打击乐日后的发展扎下稳固的第一步。

澎湃新闻：开疆拓土时最困难的是什么？

朱宗庆：第一个是人才。那时大家觉得打击乐没什么好学的，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去拜托学校给我好学生。学生训练得不错，我还要去说服学生的爸妈，许诺他们一个前途。所以光是人才，我就要从教育机构、家长、学生方面，一个个去打交道。

第二个问题是道具和乐器从哪里来。我要想办法去找、去买、去租。到哪里练习呢？就在我家的客厅里，客厅太小了，容纳有限，就换到学校的教室里，不断去找空间。

接下来，作品在哪里？一开始我们全世界到处找作品，因为太少了，我们就自己改编，把台湾乡土民谣改编为打击乐，同时拜托作曲家写曲，从无到有，就这样累计了两百多首新曲。

接着，我们在音乐厅、教室、礼堂到处寻找演出机会，有了演出机会，观众从哪里来呢？从人、设备、器材、空间、演出机会、观众来源，到如何继承存活，我们都要一项一项去解决问题。

澎湃新闻：最开始那段时间难熬吗？

朱宗庆：永远都难熬，现在也难熬。如果做事不困难，也轮不到我做了。人生无论你活多久，都要珍惜，不断去追求，去寻找新的东西。因为喜欢，我就觉得这样的辛苦、忙碌、痛苦，都是值得且愿意承担的。如果你觉得不值得，做任何小事都会觉得是负担。

我也有低潮的时候，但我很快就恢复了，很快就走出低潮了。我常常从正面的方向去想问题，比较报喜不报忧。别人说我得天独厚，占尽了优势，其实没有，我每天都和挫折为伍，困难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但你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抱怨，别人不但不会同情你，反而会离开你。

当我遇到困难，我就去喝咖啡，和朋友小聚，或者看一场表演。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喝咖啡？就是给自己时间坐下来，自我反省，打气，加油。

澎湃新闻：三十年起起伏伏，你就没有很难坚持下去的时候？

朱宗庆：创团十周年是我最低潮的时候。十周年时，我带团员开了一次记者会，我坐下来就哭了，突然觉得自己好可怜。

那时候我们正从初创时的业余乐团向职业乐团转型，要和全世界去竞争，你要思考很多问题。有些团员因为不确定未来的发展，会感到彷徨，是继续做表演，还是出国深造。我就想要不要停了？但当我回到办公室，看见乐团在练习，工作人员在做计划，我又问自己，我能停吗？不管了，做吧。

那是我最低潮的时候。我常常有低潮，甚至一天低潮好几次，但人不能钻牛角尖，一直往坏的方面想，会越想越可怜，越想越气。

《射日》

从舞台边缘走向舞台中央

澎湃新闻：你要求团员在熟悉西方打击乐时，还得学习京剧锣鼓、醒狮锣鼓、南北管音乐等东方击乐元素，原因是什么？

朱宗庆：我对传统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小时候住在台中乡下，过年就在庙口看戏，看舞龙舞狮。在现代剧院没建起来之前，庙口就是文化中心，人们在那里喝茶、聊天、卖膏药。传统文化给了我太多养分，我就将它融合在打击乐里，变成我们的特色。

因此，每位团员除了熟稔、精进西方击乐学理和技法，更投注了大量时间和心力钻研传统京剧锣鼓、醒狮锣鼓、南北管音乐、甘美朗音乐等东方传统器乐，并以每年三季的年度公演，呈现多样的演出成果。

自创立乐团开始，我们便坚持把传统音乐的特色，融入西方音乐的演奏之中，不但大大丰富了音乐会的风格与内容，同时也成为乐团的一大特色。

澎湃新闻：朱宗庆打击乐团的另一大特点，是不断发表和首演新作，也是少数设有驻团作曲家的团体，至今委约创作了215首曲子，累积了大量现代的声音。

朱宗庆：1970、1980年代，在创立打击乐团前，我就和许多台湾作曲家一起共事，像马水龙、李泰祥、温隆信、钱南章、潘皇龙、赖德和、许博允，他们都是比我年长十多岁的前辈。这群充满理想和抱负的台湾作曲家时常发表新作，由于他们的作品使用了大量的打击乐器，我时常会被找去，为这些作品做“世界首演”。

受这些作曲家影响，1986年成立乐团时，我便希望透过委约创作，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神，形塑乐团的风格。因而，我们是少数设有驻团作曲家的团队，每年会投入大量资源，委托国内外知名作曲家创作。

澎湃新闻：据说乐团每推出一台新作品，你都会亲自参与设计，就连“豆荚宝宝”这样的儿童音乐会也会参与？

朱宗庆：三十年前的台湾几乎没有为儿童量身打造的音乐会，要让小朋友在音乐厅里正襟危坐一个多小时，实在不太可能，所以我们便策划，将儿童音乐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让孩子聆赏音乐、投入其中；第二部分，透过互动和说故事的方式，让孩子认识乐器、知道音乐常识；第三部分，借由音乐游戏和唱游，让所有人一同参与其中。

1988年儿童节，我们在台北新公园举办了首次儿童音乐会。至今，儿童音乐会已迈入第29个年头，每年全台巡演四十多场，“儿童艺术”在台湾也不再是陌生名词，针对儿童设计的艺文节目如雨后春笋。

我推出儿童音乐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的小孩刚出生，他为我带来很多灵感。我开始思索，身为一名父亲、一名打击乐家，如何让自己的小孩从小就接触并喜欢上打击乐，同时提供机会，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亲近、体验艺术。

第二，我在推广打击乐时，规划了一个十五年的长期计划，希望把演奏、教学、研究、推广结合在一起。然而，我个人推广的能力有限，所以组织了一个乐团（朱宗庆打击乐团二团），专门进行推广工作。儿童是打击乐观众的基础，从小培养他们欣赏节目，未来他们就很有可能成为最忠诚的艺文支持者。因此，我创造了专为儿童设计的儿童音乐会。

自从每年定期举办儿童音乐会，我们感受到了孩子对打击乐的渴求，这也促成了我开办“击乐教室与教学系统”。我想创造一个环境，让孩子们去玩，再透过玩，感受与喜欢音乐。有了系统的教学，许多父母会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在打击乐的陪伴下成长。

朱宗庆打击乐教学系统

澎湃新闻：台湾观众接受打击乐，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朱宗庆：全世界观众都一样。第一个是接触，接下来是好奇、怀疑、感受、喜欢，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们乐团是目前台湾票房最好、观众最多的表演团体。一开始，一年有500个观众我们就要拍手了，现在我们一年演出一百多场，全世界跑，观众十七八万人次。

台湾以前学钢琴、小提琴的人最多，2007年左右，有人做过调查，学钢琴的人还是第一，但学打击乐的人已经变成第二了，第三是小提琴，第四是长笛。到了2011年，学打击乐和学钢琴的人数拉近了，和其他乐器拉远了。所有学音乐的人都必须学钢琴，钢琴是基础，所以它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澎湃新闻：1995年，朱宗庆打击乐团第一次来大陆巡演，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大陆观众对打击乐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朱宗庆：刚去的时候，我担心大陆观众不接受，后来我发现他们很喜欢，毕竟打击乐是人的本能。

1993年，我和打击乐团团员首度随云门舞集到大陆演出，担任《薪传》的现场音乐伴奏。

1995年，乐团第一次赴大陆，到西安演出，此后我们每年都去大陆。大陆太大了，但有四个地方——上海、北京、广州、西安是每年必去的，其他地方是两三年去一次。我们累积观众很快，尤其是小朋友很欢迎。

要鼓励未曾欣赏过打击乐演出的观众走进剧场，需要做许多教育和推广的工作，在这个层面上，我会将不同的社会“民情”考虑在内，想办法切入当地的脉络，让观众能够接触、感受、理解、接受、喜欢。在创作上，我不会去迎合或迁就观众，不过，我会在推广方面想办法“接地气”，以此将观众的来源扩大。

澎湃新闻：四个常演地方里还有西安，这个比较出乎意料。

朱宗庆：西安是文化古都，那里有我尊敬的打击乐家安志顺，农民锣鼓也很多。1995年我们去西安，你都不敢相信，路上竟然有一万个人敲着锣鼓迎接我们，西安电视台还做了全程转播。我对西安是很有感情的。

澎湃新闻：除了管理乐团，你还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教了多少年？

朱宗庆：34年，现在教打击乐和艺术行政管理的博士班。

澎湃新闻：所以不管是朱宗庆打击乐教学系统，还是台北艺术大学，你都在不断给台湾输送打击乐人才？

朱宗庆：当然，打击乐人才和剧场管理人才。

澎湃新闻：林怀民最近发布了退休宣言，你也会面临退休和选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有计划吗？

朱宗庆：会有哦，我们团在打击乐人才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经营方面的人有困难。

以我为例，我是音乐人，也会做运营，团员几乎都是我的学生，我和他们的沟通是很顺畅的。几年前，我开始有计划地培养。我身边有四个资深团员，每个人都跟着我30年了，从我个人开始建立一个群体，大家共同领导，互相分担困难。

林老师决定2019年退休，提早两年宣布，就是为了让新人上来，他再慢慢从一线退到二线，这是很了不起的做法，也是很有计划的做法。我们也在做这件事。中国人都很喜欢永续经营，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做下去，给自己弄很大的包袱，也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