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无用”的人文学是怎样改变世界的

[编者按]

任博德（Rens Bod），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语言和计算研究所人文学教授，荷兰人文学史学会会长。他的著作《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被誉为“世界第一部人文学通史”，不仅囊括了语言学、逻辑学、历史编纂学、音乐学、艺术史等诸多人文学科的学科发展历程，更以广阔的视野将欧洲、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人文学发展历史尽皆纳入考察范围。任博德认为，作为整体的人文学其实从未中断过寻求原则与模式的传统，而科学（精确、基于实验、为普遍法则所支配）与人文学（被认为关乎独特事件和阐释方法）之间的“神圣对立”是一种错误。该著作的中文版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本文为任博德在2017年11月20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致力于探究原则与模式的人文学史”研讨会暨《人文学的历史》新书首发式上的演讲。

我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里，首先要向大家道歉的是，其实我并不是学历史出身的，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计算语言学家。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尝试过撰写一本人文学历史方面的书，而科学史方面的著作却很多，可能有超过一千本了。当我问一些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做人文学研究的时候，他们说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说你们至少可以尝试一下。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撰写工作，一开始我只是想关注欧洲和西方，后来我在阿姆斯特丹碰到一个叫做鲍尔森的教授，他说你至少应该包括大中华圈的各个国家，包括他们的传统、历史、语言、诗学、文化等等。我后来想如果，把中国囊括在内，那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我本来决定不写非洲，而我的妻子是非洲方面的学者，她对非洲非常有感情，她说如果我不写非洲的话，我可能会有麻烦。

其实人文学科现在在西方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在荷兰和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认为人文学对于科技和经济而言是无用的学科，而人文学者对这一论断的反应往往采取一种防守的姿态。他们强调人文学能够让我们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够让我们承担历史责任，能够让我们有历史意识，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一点，人文学也带来了改变全世界的一些洞见和发现。

荷兰前科学教育部部长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人文学科书写历史，但是科学则是创造历史。这是把人文学贬低到了仅仅是书写历史的地位，而我认为，首先我们需要对人文下一个定义。虽然没有普世皆准的定义，但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位德国学者狄尔泰的观点，他把人文学定位于对人类心智表达的研究，比如研究语言有语言学，研究音乐有音乐学，我们还要研究美术、艺术、戏剧、文本、史料等等。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自然科学主要研究自然，它包括物理、天文、化学、生物，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环境下人类的行为，主要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今天我要讲的首先是来自人文学的洞见如何改变了世界，以及人文学的主要方法和它几个世纪的历史。

因为我自己是学语言学出身的，所以我还是想先用语言学举例。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研究过印度语言学者帕尼尼，他在公元前630年就发现，人类语言看起来毫无章法，但背后都有一套规则，他称之为语法。他给印度梵文建立了一套语法，同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递归”，也被称为德鲁斯特效应，即我们可以在从句中不断包含其他从句，从而用有限的语法创造无限的从句。正因为递归的概念，我们有了算法的概念，而帕尼尼在两千多年前就得出了这个原型。帕尼尼语法从2000多年前诞生，通过僧侣传到中国，又传到阿拉伯世界，在19世纪又传到欧洲，因为这种语法形式，才有了程序设计语言，并在它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计算机算法语言。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学形式语言学有什么用，我会说很可能我们要再等2500年才能知道它的作用。

再看逻辑学。其实逻辑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文学的传统，它是来自于中国的墨子和他所代表的墨家，这大概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时候。墨家的核心观念是，逻辑是所有研究的核心，掌握逻辑学之后你就可以学习任何的学科，包括光学、经济学、政治学、科学。墨家的推理规律中也产生了后来更为人所熟知的矛盾律和排中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名称都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时代比墨子要晚一百年左右。根据矛盾律，如果两句话是相互矛盾的，则其中有一句话一定是错误的，两句话不可能都是正确的。根据排中律，如果两句话相互矛盾的话，它们都有可能都是错误的，而其中一句话一定是正确的。以墨家推理得出的这个规律为基础，逻辑学可以应用在很多其他领域，包括辩论、法理学和科学之中。

我们现在再从古代跳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文献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洛伦佐·瓦拉，他所研究的文献学是不断去对比人文文本。一个文本经过历史长时间流变之后，产生了不同的变体，他试图基于流变之后的文本对比去重构最原始的文本，并试图发现文本是否有误。瓦拉在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君士坦丁赠礼其实是一份伪造的文件，这和中国学者顾炎武所做的事情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根据君士坦丁赠礼这份文件，本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打算在四世纪初的时候将西罗马帝国赠送给教皇。也就是说，瓦拉的发现对于后来15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马丁·路德，借用了瓦拉的重大发现，作为他在欧洲发起宗教改革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他的研究方法也对后来的遗传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研究方法被称之为谱系文献学。谱系文献学认为，如果经过传播之后的文本中存在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应该存在于文本的后代之中，通过发现和对比就可以构建一个图谱出来，最终可以通过这个图谱重构最初的原文本。这种方法被应用于DNA分析，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学的方法影响到了遗传基因学，只不过在遗传基因学之中，人们重构的不再是文本，而是我们的基因，这充分说明了人文学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讲一下人文学在美术理论方面的应用。在这个领域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阿尔伯蒂。阿尔伯蒂在1435年的时候，第一次对线条透视进行了描述。其实透视有不同的种类，比如几何透视、平行透视。平行透视在中国唐代就有了，而阿尔伯蒂提出的是线条透视，也称为数学透视。根据他的描述，对于现实的表现是由想象中的线条勾勒出来，这些线条将美术家的眼睛和描述中的物体连接起来，当这些线条被平面所分割的时候，就会形成构图。阿尔伯蒂的线条透视理论不仅与后来建筑学中一种新的设计技术有关，同时也影响到了欧洲后来的一些观念，即不符合线条透视的表现形式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被认为是现代艺术，这就改变了我们的现实观。

再说19世纪的语言学。我们都知道格林兄弟，他们往往是因为喜欢收集不同的民俗和童话而著称，但他们也研究语言的音变规律，他们在1835年提出了语言学印欧语假设，认为所有语言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原始印欧语，从而得出了语言谱系图。他们的研究影响到了后来的达尔文和进化论。不仅如此，他们的研究方法同样影响到了遗传学和基因学的研究。通过学科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我们发现所有学科都从属于一个大的知识谱系。

最后我想谈一下数字人文学的时代，我要提到一个人意大利人，罗伯特·库撒。他在1946年的时候，做了一个项目，被称为托马斯著作索引。他希望将阿布纳斯所有的作品实现自动的词形还原，而阿布纳斯的所有作品共包含1100多个词源。当时，他想找IBM做这个事情，但是IBM回应称他们的电脑只能处理数字，不能处理文本，但是他坚持这么做，最终得到了这款可以用计算机处理文本的软件，这也是第一次人类使用计算机处理文本。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让我们实现了用计算机处理文本的，不是数字而是文献学和计算科学的互动和结合，这本身也是来源于文献学对拉丁文本的研究。

那么，为什么这些非常伟大的人文学研究成果并不广为人知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在欧洲有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狄尔泰和文德尔班，在1900年，他们希望将人文学科从自然科学解放出来，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主要关注解释现象，以及搜集一些法则法规和定律，而人文学科更专注于理解，关注搜寻独特性和特殊性，直到今日这种看法和观点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但是它并不能客观描述人文学科所做的事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人文学者也在搜集着各种各样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文学往往遭到人文学者自己的批评，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批评他们的自我批评。一直以来来自很多人文学科重要的洞见和发现，都受到来自人文学自身的批评。例如之前的形式语法就遭到后代的人文学者批评，但在自然学科领域并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们今天仍然引用并非百分之百准确的牛顿力学。像谱系文献学，尽管年代久远，但它是非常好的人文学科，应该保留下来，包括史料对比和语法研究，都应该保持它们的影响力，并且传承下去。

我想强调的是，人文学科确实改变了世界，人文学科对我们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像瓦拉他的研究和纠错，导致我们对教皇的理解产生了革命。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多去教授人文学科，不仅仅向学生呈现一些现实，同时应该教给他们一些人文学的理论和规律，让他们警惕对人文学先入为主和偏见的想法，也向他们展示人文学之美。其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并不是没有相互关联的，而是同一知识谱系上的共同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区隔，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人文学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我们也应该向决策者们强调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