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自然山水的起伏乃人类心灵的波动｜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

原创 凸凹 文学报

兴安（作家、评论家）

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

“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再讨论”栏目已经刊出第五期，在文学界引发了普遍关注。年轻评论家、作家首当其冲，积极响应参与，显示了他们的敏感和锐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评论家孟繁华先生称赞这个讨论“已成气候，蔚为大观”。王昉、沈念、刘诗宇、娜仁高娃、庞余亮、邹汉明、江子等分别从评论家和作家的角度，依据各自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入而有效的讨论。

其中王昉的《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的价值坐标与现实之维》在某种程度上明晰了“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异同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对作家创作的不同影响和制约；沈念的《为了告别的“厄律西克”》根据自己创作《大湖消息》的经历，重申了“生态共同体”与作家的使命和责任；江子的《毛姆的月亮和海明威的豹子》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自然”在整个文学史的重要性，它不止于文学的背景，也是文学的原型；庞余亮的《自然写作：保持蛙皮和树皮的潮湿》、娜仁高娃的《行走于大自然中的信徒》则从农耕或游牧两种文明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赋予作家创作的原动力；刘诗宇的《思索一些关于生态文学的根本问题》提出“生态文学”应该重建主体与客体、因与果之间的联系，找寻现代化生活与自然生态的平衡点。

丁帆先生的《自然文学书写之我见》是近期自然写作研究的重要收获，他的“自然”与“再造自然”，乃至“伪自然”的概念，拓展了自然文学写作与研究的空间，也强调了人性在自然文学书写过程中的主导性意义。他的关于“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抑或是“人类与自然两个中心”调和的中庸主义价值观等问题的提出，值得我们思考和回应。

本期推出作家凸凹的《自然山水的起伏乃人类心灵的波动》，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自然写作”的意义，即作家对传统价值的呈现和反思；人类情感与节气变化的关系；人在大地和环境之中的重新定位等等。他的思考基于多年的阅读经验和创作心得，颇有启发性。

在此，我感谢已经参与这个讨论的各位作家、评论家，也感谢《文学报》对这个讨论的全力支持，他们严谨、专业、开放、宽容的姿态让我敬佩。关于我对“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立场和主张，我在拙文《自然写作：一种文学与生存的建设性选择》中已经阐明，但作为主持人，我必须迎接和鼓励不同的声音、观点，甚至争论。中国当代的自然文学，尤其是生态文学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论据和方法舶来品居多，自主者鲜少。所以，研究自然文学或者生态文学，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也应该根植于真实的个体经验和国家经验，从而真正建构和完善中国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

讨论还要继续，还有诸多高论将陆续推出，欢迎更多的评论家、作家以及热心读者参加到这场讨论中来。

自然山水的起伏乃人类心灵的波动

—— 关于自然文学的写作意义

文 / 凸凹（作家）

自然文学的写作，要把对环境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作为根本的写作立场，要上升到生命伦理层面。要有一种自觉的人文意识，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当下，对自然文学写作的提倡已渐成风气：作家发奋，刊物助阵，已有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引起在诸多层面的思考，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象。这很好。因为“自然文学”其实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是世界文学中早有的传统；在中国文学中，也早就有“草木小品”。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仿效苏俄和日本文学，更是注重风景描写，《白杨礼赞》《长江三日》《天山景物记》等篇什，化石一般，依旧存在于各种教科书中。只不过，新世纪以降，现代风习作用下，物质主义、商业原则，排挤了自然之真、之美，欲望风尚的追逐遮蔽了对天地奥秘和“人情物理”的探求，人类生活，普遍趋于冷漠、枯槁，甚至无趣，人们便本能地反省、反思、反拨，呼唤有自然性情、纯洁精神、灵魂质地的文学登场，以浸润、教化、涵养人们的生活，自然文学也就应运顺势地“回归”。

为了让自然文学有写作上的自信、自觉与自适、自强，也更有力、更有效、更有益地滋养现代人的生活，便有必要，对自然文学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文学意义做学理上的探究，做到“明理而求”——

自然文学的写作意义之一，

系呈现天地间的“古老价值”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和阅读经验来说，国内自然文学写作者，早些时候，总体地以爱默生《论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郡年记》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为圭臬。近年来，“美国自然文学经典”传到中国，包括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特丽·T·维廉斯的《心灵的慰藉》和西格德·F·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等纷纷译介而进，又极大地丰富了写作者的视野。

我读到的，是程虹女士的译本。她每部书前的译序都写得很用心，准确地提炼出原作者的用意。对自然文学的本质有透辟的认识。她总结道，所谓自然文学，就是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与描写，呈现出天地间的“古老价值”。这些古老价值，是生命的基因，是人类最起码的行为准则、道德尺度，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流失，需要现代人去守卫。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部分中文版封面

她认为，在自然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爱的循环：自然文学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和人类之间的亲情融为一体，将土地伦理延伸为社会伦理，将对大地的责任延伸为对社会的责任。自然文学所称道的，是大爱无疆，是爱的往复循环。

我非常认同她的说法，因为我多年来所致力的乡土写作，特别是大地散文写作，就是立足于为世界（人类）大地道德的书写贡献中国经验。大地道德与土地伦理其实是一个概念，都是着眼于自然万物发育与生长的内在规律、内在逻辑和内在秩序，也就是大自然为什么有如此存在的道理。大地道德（土地伦理）对人有教化和借鉴意义，使人懂得敬畏，懂得“顺生”，而不是妄自尊大、一意孤行、乱性而为。而且土地有“净化”作用，它被自然文学阐释之后，完全可以引发现代人类在社会中的净化，从而涵养出纯粹的人性，给现代人、特别是钢筋水泥下的城市生活，洒下文明的阳光，并注入人性的温度。

自然文学的写作意义之二，

系表现节气的变换对人类情感的作用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生代散文家在自然文学写作上还是多有实践的，并在客观上也推出了一大批创作成果。梳理他们的文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自然的四季，与人生的四季，在生命层面，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互相牵动、互相作用的关系。换言之，节令的四季，不是置之身外的纯客观的季节，而是人类生命的四季。

奥尔多·利奥波德｜王铁铭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可否认，现代文学很少有自然风景的着意描画，倒是声、光、电、色在作品中是一种至高无尚的风景。一旦“想想清楚”，我们便认识到，这其实是人类生命力萎顿的征兆：因为，自然的风景是一种根性的东西，树木、花草有根须，山峦河流有根底，鸟兽虫鱼亦有可供栖止的凭依。有根性，便有不息的生长，便有蓬勃的生机。而声光电色，倏生倏灭，形同虚幻；在虚幻中沉醉不醒的人，是感觉钝似血性变凉的一群，生命退化的那一重阴影，自然会或重或淡地罩在心上。

所以现在人迫切需要与自然的季节作生命的亲和，与土地建立一种既诗意又质朴的根性关系。

自然文学的写作意义之三，

系揭示环境与人的关系

记得是2000年9月，我去了一次湘西，到了沈从文和黄永玉的老家凤凰。那里人情淳朴、风景优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首先是那里的环境有殊异的样相。那里的山，峭拔而苍翠，常有雾岚缠绕；因为有雾的游移，山似乎有了呼吸。那里的水，清澈而平缓，久也见不到流动的样子，显得矜持而含蓄，似有深刻的用心存焉。所以当时我想，凤凰这么一个弹丸小城，之所以出了沈从文和黄永玉那样的杰出人才，盖与它的山水景色有关。峭拔之境必有大品，深蕴之境必出奇才是也。

凤凰古城远眺

在凤凰行走，感受到了凤凰人的两个境界：一是对环境的珍爱，二是对文化的尊重。他们认为，美好的自然环境是造化之赐，我们不能不珍惜；好山好水自然能产生出优质的文化，那么，对文化的尊重，就是对自然之赐的人性回报。这些朴实的认知，正道出了环境与人的内在关系。所以那里的人虽然并没有走过太多的地方，也没受过太多的人为的文化教化，但谈吐里却有很深的文化味道，显示出人性的儒雅与温暖。于是，那样的环境自然会诞生了那样的人，这是天地间的道理。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友人的一篇名为《树诔》的散文。他写到故乡村口的一棵老绒花树被人砍了，从此他感到故乡再也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因为这棵老树不只是一棵树，而是故乡的标识，是故乡的象征，他甚至感慨道：这棵老树是我的一个亲人，是亲情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连着我根脉的亲人已失去了，故乡的梦也就残损了，甚至故乡也就不成其为故乡了。可以看出，环境可以直接构成人的精神谱系和心灵世界。

自然环境问题，不是一个纯客观问题；也是属于人的主观世界的一个人性的话题。自然环境涵养了人的生活习性、思维习惯和人性深度，是人的情感之依、精神之本和人性之母。“人是环境的产物”，便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化了的哲学概念，而是一个朴实的生活道理。

所以，自然文学的写作，要把对环境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作为根本的写作立场，要上升到生命伦理层面。要有一种自觉的人文意识，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自然文学的写作意义之四，

系引领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屠格涅夫说，在草木中散散步，读读果戈理，真是件幸福的事。

他此时所读，是《钦差大臣》、《狂人日记》和《死魂灵》之外的文字，是《乡间通信》、《狄康卡近乡夜话》这些来自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乡村的东西。果戈理描绘乡间风情、乡间人物和乡间草木，活色生香，摇曳生姿，令人迷醉，堪称圣手。

令写作《猎人笔记》的屠格涅夫沉醉的，自然是土地上的物象、气候、风俗和与之相呼应的心灵信息。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作家，很痴情于风景描写，下笔泱泱，不遗余力，其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但那时的有关风景的经典描写，现在看来，颇觉得繁冗、沉闷、隔膜、无趣，不堪卒读。究其原因，或有二：

其一、匍匐于风景。认为风景如画，浑然天成，有玄妙莫名之美，乃神力与天地造化，便采取仰视的视角，醉倒之，描摹之，痴迷到目盲，只见风景而不见人。

其二、功利于风景。这是对前者的反动，仅把风景描写当作营造环境、塑造人物、图解观念、表达悲欢的手段，人为地呼风唤雨，而漠视风景自身的韵致，便只听人声而不闻景语。

两种态度，均把风景外化于人，非俯即仰，俯仰之间，是游离的状态。让人感到，中国作家对自然的描写，没有建立在“端正的态度之上”，先是失据，后是失真，就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便导致在当代作家的作品里，很少看到描绘风景的笔墨了。

有感于此，海子深情地呼喊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的这句诗，每个读到的人，都说感动，都感到有一种热流在内心里涌动。这其实正说明了人对于自然之美，有着本能的渴望，乃人性的状态，是永恒不变的。

“万物生长，诗人死亡。”这是终其一生，都钟情于书写“大地上的事情”，因而被称之为“土地之子”的苇岸的一句话。出自他对海子的一篇周年祭。现在吟味，顿生感触：这与其说是对海子的凭吊，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学山水精神缺失的痛惜。是挽歌，是呼唤。因而他呼吁，中国作家应该用心地读读日本的“自然文学”。

[日] 德富芦花｜陈德文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读到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让人痴迷，不忍释卷之下，内心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日本文学的山水精神涵泳得纯粹啊！

以为德富芦花乃专工风景散文的写家，不足为凭，便又读谷崎润一郎的《荫翳礼赞》，芥川龙之介的《侏儒的话》，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永井荷风《断肠亭记》，松尾芭蕉《奥州小道》，直至清少纳言的《枕草子》。

掩卷回味，确认到，日本文学得自然精奥，且贡献了足可凭依的描写经典。

东瀛美文，特别钟情于对自然的描写，几乎到了无词不景的地步。概因为，日本作家珍重万物，认为草木也有人格，而人，也不过是行走的草木——人和万物是平等的，不分灵愚，休戚与共，情感是相通的。

德富芦花对自己说：“要有个家，最好是草屋，更希望有一小块地，能自由耕种。”便毅然从都市逃亡，真的住在了乡下。“屋子虽简陋，尚能容膝；院子虽小，亦能仰望碧空，足可以信步遐想。”在他那里，大自然不仅是环境，也是精神，一如《圣经》所说，人不惧苦，苦的是找不到生之“喜乐”。何言喜乐？乃心灵的安妥、生命的自足。所以，走进大自然，不仅是“诗意的栖止”，更是“喜乐”的境地矣。

德富芦花把在大自然里的行走，不说是旅游，而是冶游。一个“冶”字，道尽了人与自然的万般风致。冶情，冶性，均与人性的涵养有关，其着眼处，不是人定胜天的迂阔与傲慢，而是对物语与天启的倾听，是对自然万物的欣赏与敬重。

儒家曰，物候不调，人心浮躁。

诗也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民谚说，蟋蟀鸣，懒妇惊。

其实在中国，对自然，对自然与人，早就有殊胜的思想与态度，好的风景文字也宏富地放在那里。但却被今人忘却了。

原标题：《凸凹：自然山水的起伏乃人类心灵的波动｜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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