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伦敦雾》作者科顿：伦敦雾为何如此长寿？

“伦敦雾是什么？它不仅是一个物理对象，一个抽象的语义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网络中的结点。”《伦敦雾：一部演变史》译后记这句话可谓凝练。与我们熟知的，以“污染原因→污染危害→污染治理”为脉络的此类题材著作不同，克里斯蒂娜·科顿（Christine L. Corton）笔下的“伦敦雾”更像一面镜子，一种表征，投射出不同时期社会心态、思想气氛和现实问题。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间近一个半世纪的“长寿”岁月里，伦敦雾弥散在狄更斯，史蒂文森，康拉德这些天才小说家们的作品中，定格在惠斯勒、莫奈等该时代最伟大艺术家的画笔下，又或成为犯罪或侦探等通俗文学内神秘或黑暗事物的符号，幽默与讽刺漫画中熟悉的调侃对象与灵感来源。《伦敦雾》的特色之一，便是展现了文学作品、通俗小说、报刊或画作中的伦敦雾，并让读者看到大雾之下不同职业、不同群体的生活面貌：

诸如身处充满灰尘的环境中的磨坊、工厂、纺织厂工人，他们脆弱而短命，不得不借助酒精“来赶走体内的雾霾”；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看似受到最多尊重，实则在法律和道德上最弱势，大雾和日益增长的男性暴力凶险成为所有阶层敢于独自外出的女性的威胁；对艺术家而言，阴沉的大雾让伦敦的白天如同黑夜，一些画家不得不擦洗天窗，好提高一点工作室的能见度，但另一些外来画家却在浓雾中找到了艺术的灵感……我们能看到伦敦雾是如何与伦敦人的日常生活纠缠，并逐渐被后者视为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呈现雾霾之下复杂的文化心态和生活面貌的同时，科顿始终关注着一个问题：伦敦雾为何持续了如此之久？在这本书内，读者看到了伦敦雾治理中接二两三的失败故事：

19世纪中叶，国会下议院议员威廉·麦金农成立的委员会在8年间提交了不下6次报告以试图促成某种法案降低烟尘污染，这些呼吁都被工业家利益的代表们打败了，一些人甚至以“污浊的天气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为由辩护。1873年，本世纪内最具毁灭性的大雾爆发，一些新的法案终于出台并使控制烟尘的措施有了强制性，但随着城市迅速扩张，家庭燃煤骤增，“法律很快被首都暴增的人口吞没了”。19世纪80年代，医生和医学杂志作者欧内斯特·哈特（Ernest Hart）和社会改革家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建立了烟雾委员会，试图将人们对主要污染源的关注从工厂转向家庭；但整个20世纪头几十年，议会和立法都对干预家庭领域感到迟疑；英国人将燃烧的火焰和温暖的壁炉视为不可侵犯的权利，并对煤气普遍抱以不信任，“尽管被告知我家煤火产生的烟会毒害外面的人，可我更不愿意在屋内就被煤气毒死！” 一位保守党议员如此声言。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伦敦雾的治理都未曾获得真正的胜利。1952年12月4日，一场冬雾降临伦敦。没有人料到这会是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雾之一：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动物和牲畜备受折磨，全年烟雾致死数可能高达12000人。这场凶险的“伦敦烟雾事件”后成为伦敦雾治理历史中的转折点：此后普通民众开始觉醒，工党和保守党都开始承诺清洁空气立法，随着1956年《清洁空气法》终获通过，伦敦雾进入尾声。

伦敦雾到底是如何消失的呢？公众意识的觉醒显然是必要的。可另一方面，正如另一位书写伦敦雾霾治理史（《大雾霾》）的作者彼得·布尔布林科姆（Peter Brimblecombe）所说：“如果没有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条件，即使1952年的大雾霾也不会成为取得成功的同盟军。如果人们还有仆人们为他们清洁肮脏的壁炉和火炉，谁会为变革施加压力？如果人们没有对电和煤气合理定价，谁会由于禁用便宜、有效地取暖燃料而变得冰冷的家奔走呼号？”普遍治理的意愿和严格贯彻的法律构成了空气清洁的重要动力，但社会整体的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才是雾霾驱散的根本原因。

在此意义上，环境问题始终从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相比起《伦敦雾》中1950年代后齐心协力抗击雾霾的伦敦，我们面临的状况可能更为复杂：就产业和能源转型来说，被要求压产或关停的工厂往往牵涉数百到数万人的就业，而燃气供应的紧缺、成本的高昂、民众对燃气使用的陌生，让大规模“煤改气”工程在乡村显现诸多弊端。人们在环境问题上的争论和分裂，往往牵涉更深的社会和经济困境：社会阶层的分裂，地方资源的不均，资本的剥削，保障体系的欠缺……它甚至带来一种犹疑：我们应该为了“共同的”蓝天损害一部分人的生计吗？应该为了“共同的”蓝天损害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吗？《伦敦雾》或许难以作为我们当下困境的药方，却能够成为一种对话的资源。

总言之，《伦敦雾》向我们提供了双重的阅读视角：当我们将大雾视为一种文化表征时，这本书将引导我们通过伦敦雾在不同时期日记、小说、绘画中不同的文化内涵透视英国现代化进程中每一个节点的特质和症状。而当我们将大雾视为依然持续且紧迫的现实问题时，更加牵动读者内心的将是《伦敦雾》中奔走的议员、医生、科学家，是无数次挫败和艰难进展及其背后制度的沿革，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变迁，它让读者持续询问自己：我们身处哪个位置？我们和他们有哪些差异？我们可以信任并借鉴这样的经验吗？

澎湃新闻专访了《伦敦雾》作者克里斯蒂娜·科顿，以下为访谈内容。

“看”伦敦雾：大雾曾是英国人耻辱中的光荣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自己最初的想法是写一部关于狄更斯和伦敦雾的书，但在渐渐地，它成了现在读者看到的一部“广泛而综合”的历史。是什么促使你一步步推进研究？

科顿：是的，我最初的想法，是探究狄更斯在著作中表述和使用伦敦雾的不同方式：在《老古玩店》，雾被视为伦敦自然界的一部分，它作为自然之公义的化身，惩治了工业化的象征——书中反面人物奎尔普；而到了狄更斯1853年的小说《荒凉山庄》那个史诗般的开头中，雾成为对古老的大法官庭造成的蒙昧的隐喻，它反映出伦敦更黑暗的一面。但随后，我发现其他作者也以不同方式运用雾：漫画作者以它为幽默题材，画家为它作画，甚至有国外艺术家专程来英为伦敦雾作画。这也引导我进入音乐和电影领域，发现其中伦敦雾的踪迹。但当我开始关注伦敦争取《清洁空气法》的曲折历程时，主题变得更为严肃起来。争取立法并推行法案的努力在19世纪早期已经出现，可直到1956年国会《清洁空气法》出台之前，它未曾取得任何现实的成果。因此，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立法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而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帮助我们应对如今依然存在的空气污染问题？这是一本回顾过去的书，但我同时期望它能具有现代意义。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考察了伦敦雾的许多名字，“烟雾”、“豌豆汤”、“伦敦常青藤”、“伦敦特色”……你怎么看待这些各色各样的称呼？

科顿：伦敦雾的命名确实有趣。拿“伦敦特色”（London Particular）来说，这个名字常被认为来自狄更斯，但它在狄更斯写作之前已经被使用了。它有许多意涵：它是一种专门进口到伦敦的棕色马德拉葡萄酒的名字，因此，“伦敦特色”既传达了雾的颜色，也点明这是一种特属伦敦的现象（因此有别于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其它新兴工业城市的烟雾问题），另一方面，这个名字同样是情妇的别称，它或许暗示伦敦人对雾的暧昧态度就像已婚男子对婚外情的态度一样。不过更多时候，雾是以食物的方式被描述的，诸如“豌豆汤”（Peasoupers）——这特指一种黄色的豌豆汤，它是用晒干、剥开、发慌的豌豆做的，作为一种极为廉价的食物，这道菜往往与贫穷联系。事实上，人们在一开始也的确更多把大雾和首都贫民区联系在一起。而伦敦风向主要是由西向东的，东区是伦敦城最贫困的地区，也更容易受到烟尘的侵害。当然，这种情况迅速改变，大雾成为整个伦敦城的问题。除了“豌豆汤”外，托马斯·卡莱尔则将伦敦雾形容为“黑肉汁”（Black Broth）——另一种汤类。一些来到伦敦的游客甚至开始讨论雾的营养价值，在他们看来，雾就像某种食物一样。

从整体上说，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用这些奇妙的名字让雾变得浪漫化了。一位化学家认为这些名字阻碍了对伦敦空气的治理，1904年，他提议用“烟雾”（Smog，烟和雾的混合）来称呼伦敦雾，但伦敦人拒绝了这个术语，而坚持使用旧有的，更具色彩性的称呼。

澎湃新闻：你提到了这些名字的浪漫化色彩。这是否也意味着伦敦人对大雾一种浪漫化的倾向？

科顿：事实上，伦敦人很早就意识到了大雾对他们健康将造成的可怕影响——他们确实知道，严重的大雾足以威胁生命；而交通的混乱，生计的破坏，犯罪活动的上升，也让他们意识到了雾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大雾是如此浓重，以至于曾有人不慎失足落入泰晤士河并溺亡。但另一方面，伦敦雾也成为伦敦人自豪感的源泉——毕竟，“伦敦特色”的出现，意味着浓烟滚滚的工业烟囱，它象征着城市的蓬勃发展，也提供了急需的就业。而若烟尘来自家庭烟囱，则意味着这家人买得起煤炭；要记住，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煤火是温暖房间、烹煮菜肴、提供光明的唯一方式。对英国人来说，煤烟象征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的舒适。

澎湃新闻：伦敦雾与印象派发展的关系是你研究中一个重要部分，它似乎构成了人们对伦敦雾浪漫化情感的又一侧面：伦敦雾的审美化。我们看到惠斯勒、莫奈等画家在伦敦的大雾中找寻美学的灵感，将雾本身作为艺术主题呈现。你如何看待伦敦雾审美化的现象？

科顿：需要注意的是，印象派的艺术革命的引领者是来到伦敦的外国作家和画家，是他们看到了伦敦雾气形貌和光彩中积极的一面，并将雾作为绘画的主题加以表现。惠斯勒是美国人，而莫奈——这个伦敦雾主题上最成功的画家——分明可以选择回到法国吉维尼的家中享受明媚的晴空，却执意留在伦敦。伦敦天空与家乡天空的强烈反差让他着迷，太阳穿过雾气变幻出的不同的色彩极大地冲击了他的想象力，让他在其中找寻美的表现。当然，在莫奈许多画作的背景中，你常常能看到一个隐约冒烟的烟囱，它显示了污染和污染的原因。只是莫奈始终对伦敦雾抱有极为浪漫的视角。我想，只有一个从其它国家来到伦敦的异域者才可能真正抱有这种彻底审美化的心态。

事实上，19世纪其实已经有英国艺术家巧妙地试图展现空气污染与健康的关联，但出资购买艺术品的人往往是工业家，这些人不会对那些反映了他们的工厂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的画作抱有兴趣。

澎湃新闻：我想这段故事放到今天会产生强烈的对比感——雾霾问题在如今已经如此政治化且具迫切性，以至于任何对其“纯艺术”的观看都不免遭遇质疑和非难。事实上，你能在中国当代许多艺术家有关雾霾的创作中看到鲜明的政治意识。对比历史和当下，雾霾议题下下艺术和政治的日益联结是否也反应出一种认识的改变？

科顿：确实，在今天，无论雾霾在视觉上可能有何种美感，我们都将空气污染视为对人们（尤其是儿童）健康的威胁，没有哪个重要的艺术家能摆脱这种观念。当然，如今人们更容易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对雾霾危害的科学研究，科学家与医生的反复教诲使我们只能从有害面看待现在的空气污染。

我非常期望了解中国艺术家对雾霾问题的描绘和表达。就我对今天英国艺术家的了解来说，在伦敦国王学院肺部健康专家弗兰克·凯利（Frank Kelly）教授的建议下，艺术家德莱顿·古德温（Dryden Goodwin）创作了影片《呼吸》（breathe）并在英国国会大厦对面放映，其旨在强调生活在污染城市中的孩童的脆弱性以及污染的种种危险；该电影是一个名为《隐形尘埃》（invisible dust）系列的第二部。那一年早些时候，在奥运会开幕前夕，另一位同样与凯利共事的艺术家费萨尔·阿卜杜阿拉（Faisal Abdu'Allah）则展现了空气污染对运动员的影响。

“治”伦敦雾：“家庭”是治理最后一道坎

澎湃新闻：伦敦雾一大特点或许是它惊人的长寿：从19世纪30年代到上世纪60年代，它困扰了伦敦城近一个半世纪。而整个伦敦雾治理历史也可以说是充满阻挠和挫败的历史。在你看来，伦敦雾如此“长寿”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科顿：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立法的迟缓。19世纪早期，不少人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治理伦敦空气。然而，尽管维多利亚人在诸如水源清洁等许多领域取得了成果，却从未在空气清洁上有任何真正的成效。

而迟缓的立法后是更多阻力。诸如工业家及其政治代表们的力量：他们拒绝承担控制排放所需的成本，通过劝说立法者放宽烟尘消除法案，让这些法案最终一无所用。

而当工业家终于被说服和要求减少烟尘排放后，家庭燃煤成为主要问题。一方面，立法者对侵入家庭领域感到迟疑，毕竟“一个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当然，必须考虑到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人们并没有用于饮食、供暖和照明的煤炭的真正替代能源，家庭煤火在普通市民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随着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原来越便宜，立法本该更容易推行了吧？并非如此，英国人仍然固守燃煤，在他们看来，一个温暖的家庭不能离开炉火，连乔治·奥威尔也说，壁炉是家庭的中心。与此同时，直到20世纪后，伦敦人好像仍然对大雾抱有一种不以为意的态度，他们将大雾视为城市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带着某种斯多葛式的精神去接受黑暗，而正如我此前提及，“伦敦特色”、“伦敦常青藤”和“豌豆汤”这些漂亮名字可无助于实际的立法。我想，这些固执信念同样拖缓了立法的步伐。

澎湃新闻：是什么促使伦敦人改变了这些想法呢？

科顿：当媒体广泛强调伦敦雾对健康的损害，而电力和天然气成为更便宜的能源时。普通民众的觉醒在50年代后，各类抗议运动兴起，有关雾霾危害的科学研究也更为人所知。我还想强调一点是，二战以后，人们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在大雾下绝对的黑暗中度过日日夜夜——这种黑暗叫人回想起绝望笼罩，黯淡无光的战争时期。他们刚刚打完这场苦涩的战争，人们要求享受更清洁、更健康的空气的权利。而当每个人开始要求改变，要求政府承担职责时，他们便愈发能接受政府对家庭日常生活的干预。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对19世纪80年代的女性来说，伦敦雾意味着一种威胁：阴暗的大雾带来暴力和犯罪的凶险，女性被视为身处危险、因而是需要男性保护的。对比今天的中国，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改变：一方面，女性不再以“危险中的女人”形象出现，而更多以“母亲”的身份在雾霾中站出来，另一方面，她们呼求的不是男性的保护而是政府的责任。伦敦雾的治理真正获得全民重视和治理成效是在战后，你是否关注过这个时期雾霾问题下女性的行动、地位以及她们呈现在公众话语内的形象呢？

科顿：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如果我想写一本更大的书，应该会在这部分投入更多精力。1956年，乔克农场（Chalk Farm）的租户和居民们举办了一次“反烟雾周”活动，而这次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母亲们推动的。我相信，还有存在其它由母亲们带领地方焦点团体推动清洁空气立法的案例。同时，伦敦的空气清洁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卫生工作人员和律师的影响——其中一些是妇女。但总地来说，我并未发现任何在母亲身份的基础上反空气污染运动的重要女性组织。另一方面，议会中大部分辩论是由男性控制的，当然这毫不奇怪，因为它如今依然是一个男性主导的机构。

澎湃新闻：你认为伦敦雾治理经验中有能为当下受到空气污染问题困扰的国家提供的教训或启示吗？

科顿：我在伦敦的煤火和如今的汽车使用间看到了相似的地方。就像当年的伦敦人一样，我们一方面意识到了煤火或汽车对空气的污染以及对整体健康的损害，当另一方面又依然希望使用它们。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技术——更清洁的汽车，而我们需要为此呼吁。尽管改变需要时间，但人们必须尽早开始为更清洁的空气呼吁，让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但到底什么是“清洁能源”呢？我们也曾在“清洁能源”上走过弯路。人们曾被劝说柴油车是一种更清洁且更高效的能源，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科学研究必须小心避免既得利益者的干涉，以获得真正正确的结论。

在政府推动和企业宣传下，欧洲曾长期认为柴油发动机更清洁更环保。

澎湃新闻：你一直强调使用更清洁的能源，但这不仅需要立法和规管，也依赖于整个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转向。我们知道，伦敦摆脱雾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通过将传统制造业生产向外转移以完成产业转型。但这并非全无代价：关停或迁移工厂，会带来大量工人失业。往往大多数工人阶级不仅是环境污染下可获得保护最少的人，也是环境治理中承受代价最大的人。在此意义上，环保的“共识”似乎仅仅是中产阶级的共识，而一部分人呼吁的“蓝天”是以另一部分人的生计为代价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伦敦是否遭遇了相似的事？

科顿：首先，我认为不仅是中产阶级在为更清洁的空气发出呼声，工人阶层同样已经意识到他们如何深受空气污染的危害。在伦敦，更富有的阶层往往在伦敦外另有居所，但大多数普通工人阶层却没有远离伦敦，或周末去乡村的小别墅度假的机会，他们困在东区，且由于自西向东的风向遭受更大的烟尘损害。因此，在科学向大众广泛普及雾对健康的危害之前，工人们早已深有体会。

当然，我同意你所说的一切。清洁空气不能以就业为代价，特别是在社会保障网络尚不完全的情况下。但一般来说，当更多资金投向替代性的新能源时，它也创造了更多机会。煤矿业可能关闭，但核工厂的则会开放新的岗位。这一切无法一蹴而就，考虑到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的技能转移，这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伦敦，工厂从城市移出，有效减少了城市烟尘的排放。这或许看起来像是把一个问题从一个地方移动到了另一个地方，但工厂的移动也带来了建立并使用更清洁，更现代化的设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