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论中美五大差异之一︱农耕文明vs航海文明

大背景介绍： 世人皆知，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深陷大陆腹地，远离其它文明中心。几千年来，中国人习惯了靠天吃饭、靠地活人，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擅长海上贸易、热衷海外扩张。中国古代圣贤，告诫后人要敬畏天地，靠土地活命。譬如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同时期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却一再抱怨国土贫瘠：“所有肥沃松软的土壤都流失了，只给雅典人留下了皮和骨头。”希腊面向地中海，多山地丘陵。所以雅典人炼橄榄油、酿葡萄酒，再由水路运至西徐亚，换取那里的粮食。如此商贸需求，又促进了阿提卡的制陶、造船、粮油加工。雅典人进而开采银矿，并利用大量贵金属，在海上往返贩运奴隶，生意越做越大。

大约在商周时期，希腊人支配了爱琴海的贸易：他们通过几十条帆船航线，不断前往黑海沿岸，直达非洲大陆。航海贸易因而成为希腊人的主业。更关键者：由于身处地中海核心地带，希腊人与埃及、巴比伦、波斯声息相通，继而在频繁互动中，形成了海洋文明的特性。从源头看，古希腊与中国古代文明大相径庭。其中三项特征，即向海而生、城邦立国、海洋霸权。

向海而生：柏拉图在两篇对话中，反复提及海洋王国亚特兰蒂斯（Atlantis）。其中一篇《提迈尤斯》称：海峡对面，有一大块海洋包围的陆地，那就是亚特兰蒂斯王国。它正要进攻雅典，不料突遭地震，沉没海底。

另一篇对话《克里特雅斯》中的叙述人，即柏拉图的表弟，他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听老师说过亚特兰蒂斯。对话大意是：地中海西面的大洋上，有一片神奇的陆地: 那里的宫殿全由黄金做墙基、白银做墙壁。在那里，文明高度发达，既有完善的港埠及船只，也有能载人飞翔的物体。

城邦立国：柏拉图《理想国》，开创了西方政治学（Politica）的传统。西方政治从何来？它起源于狭小复杂的地理环境，兴旺于地中海贸易，特别适合一种小国寡民式的城邦国家。何谓城邦国家（Polis）？它同中国古代城池有何不同？简单说，前者是围绕自由贸易、激烈竞争的诸多小国，后者则是一个封建大帝国治理下的各级统治中心，诸如帝都、省会、州府、县城。

不难看出： 西方人所谓政治（Politics），一向不关心什么要服荒服、编户齐名、农耕水利。相反，他们高度重视航海贸易、自由经商、贩运奴隶。而这一系列城邦事务，就是他们所谓的政治（Politics）了。

海洋争霸： 西方文明崛起，受益于海洋贸易，离不开海洋争霸。一千多年前，维京人（Vikings，即海盗），已在挪威、丹麦、瑞典一带，建立了北欧帝国。维京人是凶猛无敌的战士，也是卓越的工匠、水手与商人。他们善于周密策划、突然袭击。几百年血腥战争，让他们变得团结、残暴、不怕死。

公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维京人反复袭扰欧洲沿海，占据了英伦三岛。据考证，这些海盗的探险足迹，遍及欧洲，深入北极，直抵北美。维京人为何要四处劫掠呢？道理很简单：他们的家乡太寒冷，无法靠种庄稼生活。

十六世纪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西班牙也随之开启了第一轮海洋争霸。至十七世纪，英国实力大增，先后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赢了英荷战争。十八世纪，英国作为新一代海洋霸主，压倒法国，开创了大英帝国的海上霸业。二战后，美利坚合众国后来居上，成为第四代海洋霸主。

从维京海盗开始，直至美国海军: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一千年争霸传统？李伯重的《火枪与账簿》，指其“左手拿账册，右手举刀剑。他们是商人，又是强盗”。马克思的批判更为犀利而明确：“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在迦太基、罗马，还是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大象与鲸鱼 美国人怎样看上述陆海文明的差异？费正清直言：“对比中国的内陆封闭，地中海周边的各族文化截然不同。比如腓尼基人在海上经商，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相互争斗，他们还要面对大海对面的小亚细亚强敌。”

费正清又说: “大西洋文明一旦开花结果，就会哺育出民族国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都有幸从向海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变成了海上作业者。海洋贸易，跨海征服，就此成了民族发育的引擎，直到欧洲一个个民族都漂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它们的殖民地与帝国。”

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指出： 中国人和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的两种人类：“任何一个人都能变成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他又高瞻远瞩地表示：如此深刻差异，造成一种战略均势，即任何一种建立全球霸权的企图，都会因此差异而遭遇失败。针对中美两国的陆海之别，他还别出心裁，把中美关系比喻为“海洋巨鲸、陆地大象”。

同理，费正清也在哈佛讲堂上，反复申明美国文明源自希腊罗马：前者依靠海上贸易与殖民，逐步扩展至欧洲、北非与北美。罗马帝国后期，欧洲分裂成一个个彼此争斗的民族国家。与之相反，华夏文明一直围绕黄河、长江流域，生生不息，循环不已。故此，老费将中国定义为“过于成熟发达的农业帝国”，并历数其“封闭保守、密集生存”的特性如下：

地理封闭，自成格局： 作为东亚文明的摇篮，中国地理封闭，进出困难，缺少与其它文明的互动交流。受此重大局限，中国文明自诞生起，即遵循一种自成格局、自我循环的发展模式。比方说，世界各国的现代文字，均脱胎于西亚的拼音字母。唯有中国汉字，完全是另外一套系统！

有学生问：美国在十九世纪前，不也是一个庞大农业国么？老费答：与中国相比，美国有两项不同。第一，美国人是从欧洲移居至北美的垦荒民族。他们登陆后，不断向中西部移动，继而作为海上强国，成功跨越了太平洋。

第二，美国传统农业，在西部体现为一种地广人稀的粗放开拓。它以大农场、大牧场为生产单位。在南方，则凭借大型贵族庄园、繁重奴隶劳作，广泛种植棉花、烟草、油料等经济作物，目的是参与海外竞争、攫取丰厚利润。

向外征服、向心凝结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称：中国的立国体制，与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比如古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城邦。每一城邦人口，也不过几万。罗马也是一座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了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期，国家疆土已同现在差不多，户口至少有几千万以上。

中国的立国方式，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然与罗马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所以我们不能责备当时的中国人，要他们推行民选制度。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在中国古代条件下，实为一种不得已、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办法。

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又说：中国考古发现，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文明体系。它由星罗棋布的农业村落，逐渐融合为几个较大的文化区，最终形成中原庞大的核心区。在这里，中国夏商周的三代递传，发展出了国家形态。其整体发展过程，是内聚，是融合。中国文明因而呈现一种安定与内敛的特性。

西方文化发展，遵循另外一种途径。新石器时代的欧洲村落，长期保持了渔猎、采集与畜牧方式。公元两千年左右，欧亚大陆进入小冰河期，本来水草丰美的地方，不足以维持那么多人口了。于是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开始乘坐马拉战车，陆续向南迁徙。这一大规模蛮族入侵，延续一千多年。所以欧洲的早期史，也是一部武装移民不断掠夺、四处征服的历史。其中一支经过里海、黑海，到达地中海沿岸，移植并吸纳了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农耕文化。

农田有限，精耕细作：费正清又对哈佛学生道：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大，但农田只有美国的一半，却要养活四倍于美国的人口！美国在短短一百年间，成为一个巨大的国际粮仓。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却是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关中平原养育了古代中国，但黄土高原久经耕耘，终于变成了荒山秃岭。秦岭以北的气候干冷，长城以北雨水稀少，遍布了草原与沙漠。

中国最有名的四大传统农业区，分别是种小麦的华北平原，种稻米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还有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故此，农田是中国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中国人无奈，只能仰仗一种皇天后土式的精耕细作。

中国的人口密度，约为美国的二十倍，即一个美国家庭农场，可养活一个两百人的中国村庄。现代中国所继承的大量农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只有百分之二用于放牧牲畜。美国人的粮食吃不完，于是将一半可耕地用于放牧。

中国千年不变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仅以种稻为例，从灌水、育秧、插秧，到施肥、除虫、收割与打场，无一不依赖精细的手工操作。同样，中国传统的丝织业、制茶业、陶瓷业，也都要投入无穷无尽的辛苦劳作。看看小河边的水车、辘轳，乡间的手推车、滑竿，还有城市里的轿子、黄包车，无一不彰显这种密集生存方式。

施雅坚《中国的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又说：旧中国的乡村，就像一个蜜蜂窝。每个蜂窝都以一个集镇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或水路，通向约有六个村落形成的第一圈。这些村子与集镇相距不到五华里，农民挑根扁担，赶头毛驴，或推独轮车，或划一支小船，即可当天赶去集镇，从容往返。

集镇上有掌柜、工匠、地主，还有寺庙僧人、政府官吏。集市每十天举办三到四次。这种周期循环，让方圆十里的五百个农民家庭自给自足。集镇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个经济单元、一个社交世界。农民在集镇上卖出农产品，购买家用，进庙烧香，在茶馆会朋友，请媒人撮合婚姻，或在镇上缴纳田租与赋税。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小结：精耕细作的农业，须将大量劳力放在小农庄上，并以密集劳动来应付季节性需求。黄河与长江流域，都有不短的霜冻期，这段时间没法耕种，所以精耕农业，只能和农舍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使得过剩劳力，可以转化为农舍手工业的人力。换句话说，中国农业的生产者，即是手工业生产者。农民将产品送去集市交易，又形成毛细血管一般市场网络。

中国的精耕农业，造成一种亲缘式的地著团体。而在长久的帝国结构中，上述团体的稳定性极强，自我调节能力也很强。市场网络会因战乱而破裂，但只是破裂成几个小型的网。等到帝国再度统一，这些小型的网，又可整合成巨大的网络。中国为何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从精耕农业的角度看，中国历代的资金积累，始终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无法转化成别的东西。

密集生存，安土重迁：费正清继续感叹: 西方人习惯以渔猎方式，来弥补农业的不足。航海、通商与殖民，随之开启了他们的视野，鼓励他们跨洋征服。美国人更进一步，尤其偏爱冒险、发明与创新。

与之相反：中国人世世代代，密集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很少移动或迁居。这令他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即时刻关注人际关系，敏感于当地社会风俗。终其一生，他也很少生活在亲属圈之外。为何会这样？老费解说道:

农耕经济一旦形成，就会凭借惯性持续发展，造就一种密集生存方式，一套有关人的价值标准。比方说，中国的土地比劳力值钱，所以那些节省劳力的发明，多被看成是异端邪说。中国农民一年到头累断腰，那是一种本分。他们听天由命，吃苦耐劳，守望家园，堪称一种世代相传的美德。

再看欧洲文明中心。它习惯于不断向西移动，即从雅典到罗马，再到马德里、巴黎和伦敦，最后来到了美国纽约。而在中国，帝都的移动，通常不过几百英里，即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后来再转回到北京。中国四千年遗址，紧密依偎在一起。换言之，中国的景物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我们则完全不同。

一动一静，孰优孰劣  中美文明，差异鲜明，这就造成一个巨大的悬念：它们彼此较量，谁才能最终胜出？围绕这一难题，现有三个答案。其一是胡适“中国落后”说，其二是布热津斯基“均势论”，其三是费孝通“文化自觉”观。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首开中美地缘比较说，即中国是一头掌控了陆地优势的亚洲大象，美国则是一条称霸于海洋的庞大鲸鱼。他们双方各自享有一种相对而言的军事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无人拥有必要的武力手段，去侵占另一国的势力范围。故此，中美之间已形成一种稳定均势。然而全球化的技术发展，却让陆地与海洋强国的地理屏障，迅速地成为过去。

胡适《中国文化的反省》：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不知不识，故不重视真理的发现、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这种受物质环境的拘束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一种懒惰不长进的文明。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个土字用得好：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土地是他们的命根。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农业与游牧业、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民可以逐水草而居，做工业的人迁移无碍，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土里。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过剩人口就要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老根是不常动的。

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而非西方那种陌生人社会。社会学家通常区分两种性质的社会，一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谓的Gemeinschaft（传统有机社会），另一种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定义的Gesellschft（现代机械社会）。用我们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都产生了流弊。而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