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在相机与世界之间

在多数摄影史叙事中，相机与世界之间并无一物，甚至在摄影师和世界之间也并无一物。在后一种叙事中，所谓照片，无非是观念的曝光，物质和技术被缩减到最小，至少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位置。还有文学性的说法，比如中平卓马是“变成相机的男人”。似乎在摄影这个具身的反身性过程中，摄影师与相机的互动最终会使他们结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但这种结合，只是人的物化，而非物借助人建立了某种主体性。这种说法如此漫不经心，显然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上：

（1）相机只是一组没有生命的器械，哪怕是智能化的数字相机或者手机，也只是一个拍照的工具。

（2）只在有智慧、有情绪、有动机和有运动能力的人类手中，工具才能实现其事先设定的价值。

（3）人可以自由而无用，但工具是为人的需要设计的，必定为人所用，否则就不成其为工具。

（4）也就是说，工具和自由是两个无法兼容的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摄影史叙事总是以人为中心，很少关注物质和技术的原因。摄影史，和文学史、艺术史一样，主要不是通过对事实进行时间排序来模拟因果关系，而是对文化实践中的观念与行为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阐释。然而，摄影中的观念和实践，或者说，这种文化实践中何为因、何为果，根本是无法区分的。

摄影作为具身的反身性过程，物质和技术远非透明，它们也绝非以寄生形式存在于摄影实践中，就像攀援在观念之树上的藤蔓。相机与人，物质与观念，在摄影这种实践中，是如此明显的共生关系，只要不耽于主体的傲慢就可知，不通过相机，拍摄者就无法把观察转化成再现，也就是赋予所见之物一种非直观的、符号化了的形式。借助符号进行沟通乃是人类文化的本质。人借助符号才能形成复杂的行为网络，将经验变成知识（一种观念和行为的图式），并使其在不同地域和不同代际之间传播。

图像特别是照片，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符号，尚有争议。但无论在哪种意义上，我们都不是在看照片，而是阅读照片。我们根据特定的文化密码，解读拍摄者编写在照片中的信息，就像解读一条短信、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编码解码的过程充满误解，因为拍摄者可能是不自觉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必定会丢失一部分，而且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世代以及不同性别的人，都有自己的密码本。任何一种文化实践都或多或少基于误解，摄影尤其如是。

相机与世界之间绝非空无一物，而是有一整套看不见的文化密码横亘其中。摄影师据此拍照，而读者据此理解自己看到了什么，以及摄影师看到了什么。摄影师与世界之间也绝非空无一物。一旦习惯通过相机的视角观看世界，摄影师就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观看方式、惯习和能力；他永久获得了一种机器的观看方式，并从此被机器观看的特征所统治。机器的确延伸了人的感官，但机器也捕获了人的感官。人带着机器四处走动，相机则借助人的身体抵达特定位置，人从这个位置观察环境和事态发展，相机借助人的眼睛取景并调整构图，人帮助相机调整曝光参数，相机驱使人按下快门，从而得到一张照片。

相机与世界之间并非只有一套密码，也并非每套密码都是详尽的：也许所有密码都残缺不全。我们阅读图像的方式，与我们理解语言和文字的方式毕竟不同。这种文化实践的方式更依赖其传播语境，更依赖情绪经验，因此与身份认同关联更紧密。在摄影实践中，对风格的理解和选择非常重要。因为风格是一种程式化的形式，而程式化意味着某些风格更容易理解，它们对应着完成度更高和共识更多的理解图式。

对摄影师来说，理解并选择一种（或若干种）风格，是一件有得有失的事情。有些人的选择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有些人的选择是高度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也许过于自觉，以至于他们从相机后走到了相机与世界之间。相机不仅捕获了他们作为拍摄者的感官，也捕获了他们的思考过程——变成相机的代价过于沉重，但很少有人真正能够意识到。在摄影史上，中平卓马这个人是极其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