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桥︱高原上的南京人

明太祖朱元璋时，某一年的元宵夜。

都城南京处处张灯结彩，兴奋的民众在大街小巷穿行，观赏各个街巷的街坊们制作的各式花灯。猜灯谜的、卖小吃的、唱戏的、耍杂技的，整座城如滚锅一般喧闹。

突然，竹子巷里亮起了耀眼的灯光，一个巨大的花灯缓缓升了起来。这一年是猴年，竹子巷的居民特意扎了一个高达数米的大马猴花灯助兴，这个大马猴花灯高处的灯火比房子的屋顶还高，而且手大脚大，极为显眼。巷子里的年轻后生抬着巨大的花灯，慢慢向着大街行进；市民纷纷涌向竹子巷附近试图一睹马猴花灯。竹子巷成了这一年南京元宵庆祝最高的高潮，竹子巷居民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大脚马猴花灯给竹子巷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宫中的马皇后听说了大脚马猴花灯，气不打一处来。她幼年生活贫苦，未能缠足，一直被人在背后笑话大脚。大脚马猴，这不就是暗指自己吗？如此大不敬，如何能放过？在她的要求下，皇帝降旨，竹子巷居民胆敢侮辱皇后，全部发配边疆。

竹子巷居民转眼就莫名其妙地要流落边地了。上意不可违，竹子巷居民匆匆收拾行李，挥泪告别祖祖辈辈生活的南京城，被军士押送着向着未知的远方走去。

高原上的南京人

祖先来自南京竹子巷，这是中国西部边陲很多地方居民世世代代流传的传说。这一传说按历史研究者的眼光来审视，其实细节未必一定准确——南京并不存在一条叫做竹子巷的巷子。马皇后因大脚马猴花灯受辱将竹子巷居民发配边疆正史上也并无记载。尽管如此，他们的祖先来自南京，却是事实。

从贵阳向西往西不到一百公里，就是安顺。和省会贵阳的繁华嘈杂相比，小城安顺静谧得多，虽然拥有贵州最知名的景点黄果树瀑布，但甚少有游客在安顺城里游览。只有每天早市时，市场上络绎不绝的叫卖声、还价声才让这座城市显得有些人气。

和省会贵阳的繁华嘈杂相比，小城安顺静谧得多

这几乎是历史跟安顺开的巨大玩笑，明朝初年贵州建省时，省会曾经游移不定，在贵阳和安顺间挪动了数回才最终定于更靠东的贵阳。就此贵阳登上发展快车道，稳居黔地第一大都市。安顺，即便城内的文庙和武庙上的精美石雕都昭示着这里一度的富庶和重要，也终究由于行政级别的降低，逐渐变成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小城了。

作为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军工基地，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安顺的与众不同——城里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说一口道地的普通话，反倒是他们的子女不时在普通话和贵州话之间切换。这里曾经是中国军工的011基地，负责生产歼击机和教练机。至今在安顺公交车里，居民闲聊时还分“厂里”和“城里”。

不过可能“厂里”人不知道的是，600多年前的明朝，安顺就已经迎来了一批从南京来的开发建设者。

安顺周围的乡村地区风光秀丽，地势也相对平缓

安顺周围的乡村地区风光秀丽。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这里却相对地势平缓。每到春夏季节，大片绿色的田野在远处石灰质的山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青葱，就如江南一带的风光一般。在田野中则是一些石头房子垒成的村子。显眼的是，这些村子中往往有着高瘦的石砌望楼，在几公里远的地方就能看见。

在这些地方的集市里则会时不时撞见身穿奇怪服装的女子，她们衣服以斜襟素色衫为主，头上裹着头帕，头帕里精心梳着发髻，仿佛是从古装戏里走出来的一样。

当明朝接收了元朝的领土后，不少地方的人口都已经几乎被消灭殆尽。在北方，河南、河北都成了人烟稀少的荒芜地区。南方各地人口损失也相当惨重。尤其西南地区，由于元初采取山地壁垒战术拼死抵抗蒙古入侵，长期的拉锯战让原本富庶的属地人口凋零，西南边地更是情况惨淡。

明朝初年，中国剩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江南、江淮、山西、湖广等地，而正是这些地方，成为了明初主要的移民输出地。在明初的移民浪潮中，中国大约15%的人口被迁徙到故乡以外的地方，作为总括江南江淮地区的南京省，则是明初大规模移民计划的核心。

所谓南京省，指的是明朝的南直隶省。元朝两淮一带大部属于河南江北行省，江南则属江浙行省。明朝初年建立南直隶省，以南京统领两淮，后来又把元朝江浙行省的北部地区，今天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带人口密集，经济繁荣区域拆给了南直隶，明朝以南京为中心，政治经济文化都执南方牛耳的南直隶形成。南直隶地区在明朝时常以南京代指，以至于有“南京省”的说法。

而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有组织移民中，军户移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个移民活动中，军事屯田移民要占去其中三分之一。

明朝军事方面采取世袭军户制度，军户子弟身为职业军人，一般情况下不能脱离军籍。军户驻扎在遍布全国的卫所之中，起到驻军和开荒屯田的双重作用。

为削弱本地势力，明朝设立卫所几乎都使用外地兵员。有所谓南方军户派到北方，北方军户派到南方的做法。南京省作为人口大省，又居于中国中东部的核心地区，离开需要设置大量卫所的各边疆地区都很遥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卫所兵士的一大来源。

明洪武14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令沐英统帅30万大军从南京出发，前往云南平定元朝梁王势力。顺道在贵州进行屯戍。安顺设置3个卫，2个守衙千户所。部分军户就此定居贵州，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原乡，成为屯堡人的祖先。

屯堡傩戏

这些生活在安顺的屯堡人，是这次移民的活见证。尽管生活在云贵高原，由于自然条件不同，生活方式有了些改变。即便如此，无论是门前的木质雕花门楼，还是颇似江南傩戏的当地地戏，仍然传承了南京祖先的风俗习惯。和几百年后的三线建设者们一样，屯堡人也搭起了内地与边地的文化交流之桥。

真正的云南人

如果说贵州居民中明确来自明朝军屯已不在少数，隔壁的云南则更和军屯息息相关。现今大部分云南汉族居民都来自明初那场规模浩大的大移民。当年的军士和家属，正是跟着沐英将军一路从贵州西行，通过两省交界的胜境关进入云南，扫除了蒙古梁王的元朝残余势力，让云南彻底成为中国一省的。

但是他们并非最早进入云南的中原人。在这些明朝将士入滇前1000年，这里就已经有了连接中原大地和极边西陲的桥梁。

内地进入云南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曲靖。19世纪开始，法国试图从越南向云南扩张，滇东重镇曲靖也是法国人活动的领域。这座被法国人称作Kutsing的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是大街小巷的招牌。

曲靖不少的招牌和招商银行的招牌字体比较像，非常特殊，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粗壮中有种笨拙的可爱，在别处很难见到。在这奇怪的字体背后，则是一段早期中原和边地交流的故事。

曲靖市爨碑体

公元405年，一位住在今天云南曲靖附近的年轻贵族去世了。他死时年仅二十三岁，生前也并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哪怕丁点的蛛丝马迹。 在他去世一千多年后的1778年，记载其生平事迹的一块石碑于曲靖出土，这位本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年轻贵族这才重新为世人所知。 他有个极为独特的姓——爨，全名爨宝子。

爨宝子有一个亲戚，时代比他稍晚一些。逝世于446年，享年61岁。他名叫爨龙颜，史书中同样也找不到他。爨龙颜死后12年，他的儿子们为他立了一块大碑，并由同宗爨道庆撰写碑文，这也是他曾经在世上生活过的唯一证据。

《爨宝子碑》

根据《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中关于爨氏家族的记述，他们家祖先是楚国人，出身高贵，乃是楚令尹子文的后代。祖宗斑朗继承了祖宗事业，后来先后前往河东（山西）、中原发展，衍生出有名的史学世家班氏家族，班彪、班固等人即其后代。汉末因采邑在爨，以爨为氏。后来在魏时族人爨肃官任尚书仆射、河南尹，他的后代进入今天的云南。

史书中对爨氏家族的记载，却和爨碑上的记录又有抵牾之处。 东汉班家显赫一时，但是史书上并没有对于班固后代的记录，传下后代的是他的弟弟班超。班超的孙子班始因杀害公主被腰斩，兄弟弃市，班氏家族自此销声匿迹。虽然无法排除班氏家族的旁支被封于“爨”地的可能，但是整个谱系存在着难以回避的缺环。

早在战国时期，魏国即有大将爨襄。因功被魏惠王赐田十万。当时魏国首都正在河东安邑。如果按照《爨龙颜碑》说法，爨氏当时离汉末得姓还有好几百年，爨襄与他们实应并无关联。在爨肃之前，南中地区已经有了爨氏。汉末爨习已经是建伶令，而且已为“方士大姓”。爨肃后代迁入云南要想取代当地爨氏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属小概率事件。种种迹象表明，爨氏家族迁入南中并做大的历史相当久长，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南中大姓”一员。

所谓南中大姓，指的是从汉末开始在南中地区崭露头角，自称为中原南下汉人后代的几个家族。成员主要包括“四姓五子”，即“焦”、“雍”、“娄”、“爨”、“孟“、”董”、“毛”、“李”氏家族，最主要的聚居地是建宁，也就是今天的曲靖和滇东一带。曲靖地处四川云南早期交通路线的要冲，直到唐朝，从四川入云南的主要通道仍是经过今天四川宜宾一带，即由云南最东北的豆沙关进入昭通，再沿着山谷南下进入建宁。

建宁远离滇池洱海，自然条件并不好，本地土著势力很弱。这块荒凉的土地却给这些中原南下的居民足够的发展空间。他们将带来的中原文化传入云南，奠定了未来2000年云南逐渐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基础。

公元339年，南中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霍孟火并。孟彦缚霍彪降晋，接着孟彦又被李雄所杀，引发霍、孟两家的大规模武装冲突。经过惨烈的战争，霍孟两家同归于尽。

南中地处偏远，东晋无暇顾及，就封了剩下的爨氏首领爨琛为宁州刺史。 爨宝子生活的时代，南中爨氏独霸的格局已经基本尘埃落定，到了几十年后爨龙颜的时代，爨龙颜碑里面更说爨氏“独步南中、卓尔不群”，爨氏自此世代掌控南中地区的统治大权，并且势力向着南中腹地发展，一举囊括滇池、洱海，直到唐朝天宝年间爨氏政权被新兴的南诏取代为止。

这些在2000年前就进入云南的南中大姓在后来的历史中早已灰飞烟灭。他们留下的碑刻却穿越了千年时光，构筑起纵贯历史的桥梁，让今人得以进入古人的世界。

山间铃响马帮来

中原和云贵高原的联系始自战国时期庄蹻入滇，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才彻底将高原统合。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除了历次大移民外，商队建立的经济桥梁对高原和中原交通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云南的土质以红土为主，大大小小的红土山山峦叠嶂，中间的石林喀斯特地貌坑坑洼洼得触目惊心。但是在高速公里路上行进，一路上逢山开隧，逢谷架桥，就连陡坡上也有类似栈桥高架桥。如果闭上眼睛不看车窗外的景色，可能会以为一路都在平地上行进。

然而，历史上，云南的贸易路线高度依靠马帮驮运。其中最有名的物资是茶，从云南南部的产茶区向北运送茶叶的马帮，让这条贸易路线有了茶马古道的名字。

曾经的茶马古道一部分，当年的马帮牵着马在山间寻路通是相当困难的

不过，对云南当地来说，与茶同样重要的是盐。茶尚且能从较近的地方获得，甚至能够贩卖给青藏高原上的藏民获利，但云南历史上的食盐却高度依靠内地供给。早在宋朝，中原政权就通过向边地羁縻豪酋赠送盐或者进行盐米互市来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

艰险的运输条件，以马帮驮运的传统方式让盐在这些偏远地区价格极度高昂。宋朝赏赐豪酋时经常有赏盐一百斤等记录，这当时的重赏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南宋在西南边陲买马买粮，更是直接以盐作为支付方式。一百万斤盐可相当于钱七万余贯。

1954年拍摄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中，尽管时代相差千年，边远地区吃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里面的奸商在山区卖盐，售价高达5万块1斤。按当时人民币的价值大约可以买到36斤白粳米。直到政府组织的马帮到来，盐价跌成了1万块4斤，只合原来的20分之一。

高昂的物价并不能全怪商人的奸猾，当年的马帮行走商路，动辄数月。中间风险重重，意外、疾病、劫匪都可能使马帮蒙受巨大的人货损失。就算是高价销售的商人，也不能保证货源一定充足。

今天，随便走进一家玉溪、普洱、西双版纳的商店，物价即使仍有波动，但是和内地相差并不大。同样，茶、芒果、烟草等当地的特色产品，在内地也可轻易获取。载着成吨货物的大货车来来往往，完全取代了旧时山间马帮的角色。这方便的背后，则是先民前后耗费数千年构筑的交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