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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北访书记︱京都临川书店冬季即卖会：羽田本掘出

尹敏志

2017-12-18 16:11

来源：澎湃新闻

今出川通上的临川书店每天至少要路过两次，一过鸭川东就可以看到，但几乎每次这里都大门紧闭。创业于1932年的临川书店现在主要是一家出版社，为以京大为中心的关西学者出版学术书，最近几年影印的《五山版禅籍丛刊》《中世禅籍丛刊》等古籍也很有名。要不是每隔几个月举办一次的“和洋古书即卖会”，几乎要忘记它还是家古书店了。

书店创始人武井一雄昭和四年（1929）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在《日日新闻》报社做了一段时间记者后去文求堂书店当学徒工。文求堂是战前东京地区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汉学书店，二代目店主田中庆太郎与郭沫若、周作人、高罗佩等私交极好，郭氏流亡日本时所有甲骨文研究著作都是由田中出版。（参见拙文《文求堂遗事钩沉》，《书城》杂志2016年第12期）学徒工阶段结束时，武井决定自己创业，因为不愿与老东家分庭抗礼选择来京都发展。

据脇村义太郎《东西书肆街考》所说，挥师西进前夕，田中庆太郎替武井一雄起了三个备选店名，最终拍板“临川”的是刚好在店里的郭沫若。今天临川书店的宣传折页上也宣称店名是郭沫若所赐，脇村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三十年代初京都府最有力的汉学书店是汇文堂，好在该书店一代目店主大岛友直也是文求堂出身，所以与武井相安无事。创业之初，文求堂受到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所长、专治中国哲学的小岛祐马先生特别关照，渐渐发展成为吉田学生街上的中国关系图书重镇。

很多人也包括笔者在内，会想当然地认为“川”字是指仅有几十步之遥的鸭川，但其实两者没有任何关系。郭沫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就是江西抚州临川人，其文集也名为《临川集》，另外京都西郊有临川寺，汉籍版本目录学中著名的“五山版”即包括临川寺版在内——更何况，武井最初根本没有想把店开在鸭川边上，他看中的店址是明治维新前日本天皇居住的京都御所附近，只不过没有成功而已。

临川书店的标识

上个月初的临川书店秋季即卖会上我只买了一册东洋史论文集，结账时店员塞了一张传单，告知今年最后一次的冬季即卖会在十二月十四日。京都书市目前有几分冷清，古书祭也不多，我将传单贴在墙上，提醒自己不要错过。来日本后逛了几次古书祭，也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就是一定要赶在开幕那天一大早赶就去，最好提前到，因为开始后不到半个小时内，好书就会被眼尖手快的本地书蠹们瓜分殆尽，剩下的都是一些鸡肋了。

京都冬天阴湿苦寒，又没暖气，即卖会早上九点半开始是不大不小的考验。早上九点吃早饭时忽然看到窗外开始飘起雪花，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心想糟糕，临川书店的即卖会一向在店头户外进行，雪下不停的话，恐怕得推迟或取消。再仔细一看雪花不飘不扬，裹挟着大量水分直扑地面，看来是不会堆积起来的雨夹雪。果然过了十分钟后雪骤停，朝阳也照到了阳台上，快雪时晴，我出门骑车向书店而去。

远远地就看到已经有接近二十个人等在了临川书店门口，秩序井然地排着队，匆匆一瞥，队伍中基本全是中老年男性。因为还有几分钟即卖会才开始，我先在附近停了车，然后慢慢步行过去，店员正把五六个手推车从店里推出来，排在门口，推车一放好马上就围了一圈人。

每辆推车上的书都大致有个主题，我透过众人的肩膀望过去，凡近现代文学的先不看，文库本不看，日本国语国文学的也不看，最后锁定了靠墙的一个书架，基本是东洋史相关书籍。我注意到很多是上世纪佐伯富、梅原郁等东洋史学者编的汉籍索引，如《资治通鉴索引》《事物异名录索引》《苏东坡全集索引》《庆元条法事类语汇辑览》等，这类索引和燕京大学洪煨莲教授主编的各类“引得”（Index）一样，在当年大为便利学术研究，功莫大焉，但在数据库日新月异的今天几乎已经丧失了价值。

临川书店即卖会现场

首先挑了一册村上直次郎（1868-1966）译注《耶蘇會の日本年報第1輯》，1943年东京拓文堂版，封面有“日葡通交四百年纪念出版”字样。此书翌年应该还有第2辑，但这里没有。旁边是同样由村上翻译的《バタビヤ城日誌》上、中卷，バタビヤ即Batavia，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旧称，但这两册污迹较多决定放弃。村上1895年毕业于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文科大学史学科并留校任教，1928年转任“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南洋史学讲座教授。

在“台北帝大”时，村上因为精通等多门外语被学生称为“欧洲语言学大师”，据当时的学生中村孝志回忆，在村上指导下，“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的后半阶段开始利用午休的时间，接受课外的速成训练。到二年级时用这样的西班牙语开始讲读史籍。在此同时，学生被要求修习新的荷兰语课程。大体隔年西班牙语和荷兰语交替作为主修，一般说来前者的学生以菲律宾，后者的学生以荷领东印度关系的题目作为主修来写毕业论文。”

村上直次郎《耶稣会日本年报》

同时重视外语、史料学的训练，是战前日本东洋史研究水平在世界范围领先的重要原因。今天日本旧书店的书籍囊括各个语种，就是这个传统的遗产。收下这册日文书后我走进平时不能踏足的临川书店玻璃门内——收银台后面就是编辑部——在靠墙一堆和刻本中挑出民国九年刻本一册，为湖北陶福山版佛经，是《大乘法界无差别论》《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彰所知论》三种的合集。这册线装书以清末民初较为廉价的竹纸印刷，已发黄发脆，由书末的印章可见，是一个名叫伊藤东慎的日本人从上海购入的。

和刻本推车低下还放着一个纸盒，里面杂乱地堆着七八册大开本的英、法、德文学术书，无人问津。秉持着不管什么书只要和历史相关都要翻一翻的原则，我一个人蹲着翻翻捡捡起来。这批书都是平装本，装订简陋，有些已经散页，书店给每个都包了一层塑料膜，因为没有人在后面等着，我就不厌其烦地一本一本抽出来看。

半个月前一位老师带我们去滋贺县朽木村爬山，闲聊时老师说自己曾在日本古书屋网站上买了一本关于准喀尔的外文书，寄到后打开一看，居然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给京都大学前校长羽田亨的签赠本，上面还盖有羽田的藏书印。羽田家三代治学，其囊括各语种的大量藏书中善本大多捐给了京都大学，现在分藏在文学部图书馆、羽田纪念馆等处，听说正在整理目录，但还有一部分早已流出，散落在东京的各个古书店中，偶尔还是会被人意外买到。

但当我看到手上这本《DIVANÜ LÜĞAT-IT- TÜRK TERCÜMESI Ⅰ》第一页盖着“羽田藏书”的朱文印时，第一反应还是不太敢相信。最初无法判断手上这本书是哪国语言，但看到里面夹杂的波斯文时，觉得应该是与内亚研究有关。此书是十一世纪喀什地区学者Mahmud al-Kashgari编的一本突厥语辞典，一百多年前又经过奥斯曼帝国学者Ali Amiri的再次编纂，所以是一本土耳其语书籍。

羽田亨旧藏《DIVANU_ LU_G_AT-IT- TU_RK TERCU_MESI Ⅰ》扉页

原书因为装订得不好，书脊已经碎裂，前面十分之一的散页已经重新装订，封面写着“1939”年字样，应该是购书或阅读日期。书中留下不少黑笔、红笔、铅笔批注，还夹杂了一张印有“北狄传”字样的工作用稿纸——也就是说，这本书之前的主人即使不是羽田亨，也至少是其子《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的译者之一羽田明。书只要一百日元，当然是要收下。当天晚上承蒙热心友人特地将照片发给京大文学部一位教授看，最终确认这就是羽田亨本人的藏书印。

买到了这三本后我对上午的收获心满意足，下午又来了一次，以两千日元买到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本元典章刑部》两册。《元典章》最常见的本子是陈高华先生主持、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现代整理版，最近又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洪金富的新校订本，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于1964、1972年出版的这个版本不但最早，而且装订实在精美。结账时幸抽地到了一张折扣券，下次书店开即卖会时可以使用，店员在包书时把三月十五日的宣传单也塞入袋中，小声地叮嘱一句：“明年记得再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