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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美看东方|从考古文化遗存看上海古代文明
上海的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年曾有“上海无古可考”之说,经过上海考古界80余年的不懈努力,发现了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广富林遗址、马桥遗址、青龙镇遗址等丰富的文化遗存,以实证表明上海地区史前文化开端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其后经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广富林文化。
上海地域虽小,但已经确立三个以上海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广富林文化”。上海的考古发现证明上海地区历史文化渊源流长,内涵丰富,这些文化遗存足以串联起上海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轨迹,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近日走访了上海的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和广富林遗址。并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文明之美看东方》。
“上海的遗址有它们不同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看点。崧泽遗址的特点是体现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面貌,有上海最早的文化遗存;福泉山遗址的亮点在于良渚文化阶段,尤其是在良渚文化晚期可谓上海的中心;广富林遗址的精彩在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被完整地保存,并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高峰。”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对澎湃新闻表示。
崧泽遗址:把上海历史推至六千年前
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崧泽村的崧泽遗址是上海乃至太湖地区一处重要的史前遗址,也是第一个以上海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崧泽遗址发现于1957年,至今已进行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它是上海最早进行大型科学考古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发现了上海最早的水稻、上海最早的先民踪迹、上海最早的房屋基址和最早的直筒型水井等,把上海的历史一下前推至6000年以前。
2014年发掘区航拍图
崧泽遗址的核心区现为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该遗址博物馆经过10余年的筹备和建设,于2014年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当年是直接建在经过发掘回填的遗址原址之上,处于崧泽遗址最核心区域,当年的墓葬及“上海第一人”、“上海第一房”都是在这块区域被发掘出来的。
崧泽遗址博物馆并非现在严格意义上的“遗址博物馆”,因为展示的并非遗址本体。相较整个崧泽遗址约15万平方米的保护范围,崧泽遗址博物馆的占地面积仅为其十分之一。在没有发掘状态下,遗址保护区的形态跟正常的土地并无二致,举目望去四下是成片的农田和绿地。我国文物保护的十六字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所以后来的历次发掘基本都是配合基建需要。崧泽遗址博物馆可以说是目前公众唯一能够看到、可供回溯当年崧泽考古发掘痕迹的处所。
遗址所在的青浦区崧泽村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周围河港交错,农田棋布,这仍能反映在当下崧泽遗址博物馆周边生态中。
崧泽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 本文现场图片:澎湃新闻记者 陈若茜
走过崧泽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站在通往遗址博物馆的石桥上,底下是一条东西向的小河流,河道很窄,未经修整,沿河岸成片的芦苇弯弯曲曲向远处延伸,仿佛眼前的小河就是数千年前远古先民临河而居、围猎捕鱼、繁衍生息的那条河流。
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前的小河流
宋建对澎湃新闻介绍说,松泽遗址的保护实际上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当时的文保理念还比较落后,在整个发掘过程中文物保护所占的比重比较低;第二阶段也就是90年代以后,文物保护意识提高,在建设工作中将文物保护作为一种总体思路在做;到了本世纪,随着上海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考古理念的提高,考古工作不再局限于生活区,埋葬区的勘探和保护,更大范围的生产区也被纳入考古和保护视野。
崧泽遗址60年代墓葬清理工作照
20世纪60年代发掘人员合影
松泽遗址它的级别并不高,应该算是一个史前人类的普通村落,但是展现了上海这片土地上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同时,崧泽文化的发现填补了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的缺环。
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展厅
宋建在谈及崧泽文化的创造性和影响力时说,考古学者们都认为崧泽文化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思想非常活跃的阶段,比如崧泽文化的陶器,它种类丰富,造型富有创造性,这说明文明化开始于这个阶段是有它的基础的。
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
家猪陶塑
崧泽文化是文明化的开始,在整个环太湖地区、甚至扩大到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下游的上半段到安徽薛家岗文化这些区域都能看到具有崧泽文化特征的东西。崧泽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地位不可小觑,它为良渚文化达到史前文明的一个高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在去年揭晓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崧泽遗址又作为33项新石器时代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入选,足见其对于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重要意义。
福泉山遗址:反映良渚文明发展高度
良渚文化广泛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除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浙江良渚遗址,上海地区也是良渚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其中最核心的是青浦区福泉山遗址。该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150处大遗址之一。
1980年代福泉山遗址发掘场景
“往小里说,在距今四五千年,上海的政治中心就在福泉山;往大了里说,福泉山遗址放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坐标中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宋建认为,目前所知的是杭州的良渚是良渚文明的一个中心,但是良渚文明延续了1000多年,“随着良渚文化晚期象牙权杖等考古材料的发现,福泉山文明在良渚文化后期,其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至少和杭州良渚是不相上下,甚至是超过的。”
良渚文化玉钺,福泉山遗址出土
吴家场墓地良渚文化权贵大墓M207出土的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象牙权杖
吴家场墓地出土的双把陶匜
福泉山遗址是上海青浦区重固镇一处以“福泉山”为核心的古文化遗址。最早发现“福泉山”台地的时候,考古界的元老苏秉琦先生将其与埃及的金字塔相提并论,称之为“东方土筑金字塔”。
自1962年遗址发现以来,至今已进行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发掘、保护和研究。该处遗址由于良渚文化晚期权贵墓葬的发现,为推动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上世纪80年代福泉山远景
考古发掘也揭示福泉山遗址完整保留了6000年以来的各个时期文化叠压遗存,内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与战国——唐宋时期的遗存,是上海古代历史的浓缩。
福泉山M65 玉琮
从1980年代围绕“福泉山”本体的考古发掘,到2008——2011年、2017年至今以“福泉山”为中心,对“福泉山”周边区域开展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考古工作,福泉山遗址每阶段的考古工作都是带着一定的学术目的去做的,也经历了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接力。
实验室清理后的M207
当下,福泉山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工作正在开展中。据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考古队员周云介绍,新一轮发掘延续了201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联合大课题的学术任务,上海的工作重点围绕以福泉山遗址为中心展开。
福泉山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工作正在开展中
上海考古下一步的重点将继续做好福泉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加强考古成果的整理阐释和文物基因库、数据库建设,用实证的方式清晰勾勒上海地区文明演进路径,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和内在机制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广富林遗址:见证五千年“上海之根”
广富林遗址最早于1959年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1999年才正式开始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从1999年至2015年,通过持续17年不间断的考古发掘,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包括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周代至宋元等各个时期的文化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并确认了广富林文化。
广富林遗址公园
考古发掘表明,广富林自从距今5500年崧泽文化晚期就开始有人在此居住,此后延续数千年基本没有中断过。“松江被称为上海之根并不是说它的历史最久远,而是从松泽文化晚期直至近现代,松江始终有人们生产生活的遗存,历史脉络未有中断,广富林遗址就是这一历史脉络的见证。”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副主任黄翔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广富林遗址南发掘区全景
广富林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无疑是发现并确认了“广富林文化”。广富林文化代表了良渚文化之后、马桥文化之前一个新的文化类型,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是第一次发现。
2008年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场景
黄翔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广富林文化是一个内涵纷呈的地方性文化,虽然它的持续年代很短,仅两百年左右(从距今4100年到距今3900年),但却非常重要。在空间上,它是连接了长江和黄河早期文明的重要桥梁,在时间上连接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和夏商之际的马桥文化,它填补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空白,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考古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上海的考古工作不断有重大发现。崧泽遗址、马桥遗址、福泉山遗址等,确立了上海地区史前文化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展序列。良渚文化之后一般认为就是马桥文化,这中间其实存在缺环。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器
当时学界一直困惑于良渚文化衰亡以后的去向问题,当时提出很多种设想,有说良渚被水淹掉,或说良渚被外族统治赶走……而新发现的广富林文化正好处于长江下游地区文明最发达的良渚文化之后,属于良渚文化没落以后的一个延续。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钱三漾阶段鱼鳍足陶鼎
广富林文化发现之后,学界对广富林文化的源流问题展开了研讨,也呈现了对良渚文化衰亡后去向问题的思考。
良渚文化石圈
黄翔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广富林文化的产生,学术界目前已有共识,即广富林文化是由多种文化因素融合产生的,但进一步分析后还存在“外来说”和“本地说”两种观点。
有考古学者提到,广富林文化先民是上海最早的移民。相比良渚文化而言,广富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原有传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性,在文化面貌上,差别甚大。“距今4000多年前,以王油坊类型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越过长江到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后,最终征服并取代了良渚文化,将自己的文化顽强地移植于原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内。广富林文化遗存发现于良渚文化遗存之上的事实表明这些外来的北方文化具有顽强的征服和生存能力,他们在原来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带立地生根并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
【注:本文参考《实证上海史》(陈杰著)和澎湃新闻此前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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