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来自耶路撒冷的焦虑；失去希望的印度反对党

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焦虑吗？

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美国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国际上对特朗普的指责络绎不绝，各方领导人都表达了对“巴以问题”恶化的担忧，而华盛顿至今并无撤销这一决议的任何征兆。

这一事件的余音持续在中东地区发酵。然而，对于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民而言，这个声明意味着什么呢？

巴勒斯坦当局协同巴勒斯坦各方政治力量表态，倘若特朗普持续一意孤行，“愤怒的日子(days of rage)”即将到来。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作者Jalal Abukhater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上撰文表示，这一“愤怒”是自上而下制造的，国际上所有的声音都在预测耶路撒冷问题将恶化，就好像昔日的状况并不糟糕。

事实上，作者指出，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都在承受着以色列单方把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城市的现实政治。大多数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并不对这一国际愤怒感同身受，因为他们常年都生活在系统性、制度性的暴力之中——他们的学校会遭遇催泪瓦斯，孩子们会被捕，住房会被拆除，居住许可证会被没收，只要以色列当局想这么做。在作者看来，特朗普的声明仅仅让“巴以和平进程”这一假象的真实面目被暴露了出来。

以往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民自下而上组织的抗议活动很少得到巴勒斯坦当局的支持。而今天，这种自上而下被“制造”的愤怒，其核心是巴勒斯坦当局对其自身合法性的恐慌。虽然一直以来以色列政府都在所谓“和平进程”中表现出顽固的不合作、持续违反国际法的现象，然而因巴勒斯坦当局存在（巴勒斯坦并未正式建国），“和平进程”的神话就依然存在。而当“和平进程”失败时，巴勒斯坦当局就是去了其所存在的理由。所以，当局开始制造这一“愤怒”。

这一急躁的对于人民抗议的呼唤，在很多人眼中是企图掩盖巴勒斯坦当局的失败，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领导层在试图重建某种合法性以延长其执政周期。在作者看来，这一对“愤怒”的呼唤并不令人信服。倘若在巴勒斯坦仍然有“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存续的可能性，即全球范围尤其是欧洲认可1967年所划定的边界，使东耶路撒冷成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巴勒斯坦当局才能保存住其唯一的生命线。

如果这不能发生，剩下的两条路是同样灰暗的：一条路是接受现状，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持续窒息和痛苦，将不再有任何机会改变现实；另一条路是巴勒斯坦当局接受宣布自己的失败，把权力全部交由以色列当局，让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按照国际法对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口担负全部责任。

印度反对党还有希望吗？

近日，印度反对党，也是曾经多年执政的最老资格政党国民大会党实现了领导人更替，领导人从意大利出生的索尼娅·甘地递交到了她和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儿子拉胡尔·甘地手上。

美国《大西洋月刊》刊出了印度作家拉古·卡纳德（Raghu Karnad）撰写的文章，为索尼娅·甘地自1998年开始执掌国大党的经历留下了总结。

来自意大利的索尼娅在1960年代结识了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之子拉吉夫·甘地并坠入爱河。英·甘地是国大党主席、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女儿，1960年代，英迪拉巩固权力，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偏左、偏社会主义的家庭式的政治团体。索尼娅嫁入的正是这样一个连续接掌印度最高权力的家庭。

1980年代，这个家庭前后遭到了数次重大打击，英迪拉·甘地在发动“蓝星行动”镇压旁遮普锡克人的独立运动之后被自己的锡克族卫兵刺杀；其后接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开始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但其后竞选失败下台，又因为派兵介入斯里兰卡内战而被印度境内的泰米尔人暗杀身亡。

索尼娅·甘地本可以离开印度返回意大利——毕竟这里是她的伤心之地。然而1990年代国大党的惨淡局面让她不得不出山应对。她是外国人，虽然嫁入印度家庭意味着也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但这个“半外人”能否在印度政治中生存下来仍然是个问题。令人意外的是，从2004年到2014年，不被看好的索尼娅先是带领国大党赢得了大选，结束了政治对手，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的连续执政，又通过任命锡克人、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担任总理稳定了经济，她还带领国大党和印度共产党等党派形成松散联盟，在新自由主义和进步的左翼政治之间取得微妙平衡。

但印度政治的复杂性让国大党的第二个任期内情况急转直下，经济不彰，官员贪腐等等问题开始困扰索尼娅的政府。与此同时她的蹩脚的印地语、外国人身份也不断遇到质疑。关键在于，尝到了经济发展好处的印度选民一旦面对经济不景气便感到愤怒，对国大党的怨言也转化为了对索尼娅的怒气。本来她赖以集聚人气的尼赫鲁-甘地家族背景，也就变成了对“王朝式家族统治”的不满。

2014年，索尼娅推出儿子拉胡尔·甘地参选总理，在大选中大败于印度人民党推出的政治明星纳伦德拉·莫迪。莫迪上任至今，印度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路线上不断推进——禁止屠牛、排斥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群、女性地位遭到贬低、宗教矛盾激化——这些现象和莫迪推进“印度制造”，鼓励经济发展的口号同步。而在莫迪率领印度人民党在各地攻城略地，执政位置越来越稳固的同时，索尼娅-拉胡尔的国大党则进一步衰退，前有逐渐控制一切的第一大党印度人民党，后有不断涌出的新政治力量（比如攻下德里的“普通人党”），原先国大党对阵印度人民党的两党制幻想，一下子便戳破了。

如今，虽然身为最大反对党，但拉胡尔·甘地接手的国大党，短时间内已经不具备全国范围内挑战印度人民党，实现政权重新轮替的能力。而国大党试图笼络在旗下的诸般政见和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宗教宽容，也在人民党“印度性”和“反叛国”的种种运动中千疮百孔。印度政治与社会的基本图景显然会在莫迪治下彻底从重塑。再往后，人们想到索尼娅·甘地时，会发现那时候的印度，居然还能接受一个外国出身的女性带领一个由锡克人担任总理的内阁。但印度反对党的真正希望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