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版《红楼梦》唯一的“民俗指导”——邓云乡先生

【编者按】

赵珩，生于1948年，北京人。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审、总编辑。由于家世的原因与工作的关系，赵珩先生六十年来与许多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文化人、学者先后结识，如陈梦家、启功、王世襄、朱家溍、史树青、翁偶虹、邓云乡、吴小如等等，他与他们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直至他们离世。这些老辈文化人、学者，恰好也是中国百余年来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一书就是叙述了作者与这些前辈交往的点滴，本文摘自该书的《文化古城的拾荒者——邓云乡先生》一篇，由澎湃新闻经中华书局授权发布。

用拾荒者来形容邓云乡先生似乎有些不敬，其实，是我们今天将拾荒一词理解得过于狭窄了。捡拾历史的遗迹，搜寻消逝的旧痕，又何尝不是拾荒？何况，邓云乡先生捡拾的哪里是文化古城的破砖烂瓦，他所发掘的正是那些被遗忘了的零金碎玉。

邓云乡先生的成名之作是他的《鲁迅与北京风土》，这本书于1982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其实，早在70年代末，邓云乡先生就由谢刚主（国桢）先生介绍给《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主编姜德明先生。姜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现代文学史料收藏家，我曾在80年代多次拜访他，直到他搬到金台西路人民日报宿舍。那时，姜德明先生曾多次和我提到“上海有个邓云乡”。正是由于姜德明先生慧眼识珠，邓先生的文字才能够陆续在副刊上发表，这也是后来《鲁迅与北京风土》得以出版的原因。

谢刚主先生不但为《鲁迅与北京风土》题写了书名，还为之作序，对邓云乡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的邓云乡先生并不知名，这本书首印一万七千册后很快销售一空，原因就在于这种体裁、风格和内容的著作在80年代初可谓是生面别开，虽是旧京遗事，却令人耳目一新。

邓先生的经历比较坎坷，直到五十岁时才真正著书立说，此前，他的名字是不见经传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上海的电力学院教书，所以一直没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邓先生长期从事《红楼梦》的研究，且更着重于其中生活风物、服饰饮食等方面的考证，多年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他是山西人，求学在北京，后来虽然生活在上海，对北京却最有感情。他十分注重近人的社会生活笔记，从中汲取了很多宝贵的材料，成为他后来著述的依据。

邓先生有较好的文史功底，且博闻强记，更以他谦恭好学的态度，游走于前辈学者之间，例如北京的俞平伯先生、谢国桢先生，上海的顾廷龙先生、谭其骧先生等；对于春明、海上的老一辈文化人更是趋门求教，执弟子礼甚恭。邓云乡初次来我家则是由许宝骙先生带来。那时邓来北京，经常去拜访俞平伯、许宝骙郎舅，而许宝骙先生又经常来我家，他知道当时先君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就特地请许宝骙为之介绍。那时我和父亲并不住在一起，因此邓先生来我家时，并未见到过。后来他听说我是《燕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也希望和我聊聊。

王扶林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虽是在1987年上演的，但是筹划工作早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1986年投拍，同时在北京南城西南角搭建了既是演出场景，又可永久保存成为游览地的大观园实景。这样的大制作在当时可谓是盛举。《红楼梦》电视剧有个庞大的顾问团，除了影视文学界的名家，像沈从文、吴世昌、启功、周汝昌、杨宪益、朱家溍、曹禺、吴祖光等这些文化界的人士也都在其中。彼时邓云乡先生虽尚没有资格列于其间，却因为他写的一本《红楼风俗谭》被《红楼梦》剧组看中，获得唯一的“民俗指导”名义。顾问者，可以顾而不问，但是这个“指导”却要事必躬亲。从那时起，邓先生就往来于京沪之间，亲临拍摄现场。他住在白纸坊附近的一家宾馆，离现场不远，是剧组安排的。像陈晓旭、张莉、邓婕、欧阳奋强等一干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也都住在那家宾馆中。那时的影视明星哪里有今天这样的排场？

1986年夏天，因为邓先生说想和我聊聊，而邓先生毕竟是长辈，当然是我去拜访他，于是我就和他事先约好，某日上午去那家宾馆看望他。说实话，那家宾馆也就是个招待所的性质，房间里连个卫生间都没有，我去拜访邓先生的时候，他正盘腿坐在硬板床上看书。

邓云乡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非常真诚随意，只聊了一会儿，他就说要带我去大观园里走走，边走边聊。那时大观园的一期工程尚未结束，好像只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刚刚修建完毕，到处还是一股子油漆味道，而“稻香村”、“栊翠庵”等还没有建完，园中散落着砖瓦和水泥等建筑材料，邓先生领着我到处参观。可能那日还没有正式拍戏，不过那些青年演员出出入入，都与邓先生混得极熟。恰巧遇到陈晓旭和扮演迎春的东方闻樱、扮演妙玉的姬培杰（姬玉）等几个结伴而来，邓先生就招呼她们过来，向我一一介绍说“这个是演黛玉的”、“那个是演妙玉的”云云。这些女孩子都很活泼，对着邓先生嫣然一笑，然后就牵着手跑了。

我们坐在“潇湘馆”的廊子上聊天，倒是和邓先生无拘无束。他说和先君很熟悉，就是没有见过我。我也希望他为《燕都》写一些稿子，邓先生说一回到上海就整理出些以前的稿子寄来。从此，我和邓先生就十分熟识了，书信往来频繁。前时整理旧箧，发现留下的书札中就以邓云乡先生寄给我的最多，竟有二三十封。

邓先生八九十年代经常来北京，谢刚主先生过世后，邓先生拜访最多的则是俞平老，再有就是许宝骙先生。邓云乡对这郎舅二人的称呼也很有意思，他称俞平老为“夫子”；而称许宝骙为“仁丈”，自然都是以长辈视之，却有春秋笔法——仁丈是一般尊称，但是夫子就暗示有师生关系。许宝骙又是先慈的姨夫，邓先生当然是和先君同辈分，但是他对先君和我都非常客气，而后来则是与我来往更多。

邓先生是山西灵丘人，他出名后，家乡的出版社上门约稿。大约是在1991年，邓先生来信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向他约稿，要到太原去一次。我回信说恰好我不久也要过去，和山西古籍出版社有事洽谈。于是邓先生希望和我同时到太原，也有个伴，就约好时间在当地见面。不料北岳文艺将他安排在迎泽大街上的三晋宾馆，而山西古籍将我安排在山西大酒店，实际只在一起吃了顿饭，就各干各的去了。邓云乡先生虽然说着一口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但是对山西的人和事并不十分了解，尤其对山西的文物遗存和古迹，还不如我这个走遍晋南晋北的人了解得多些。那次邓先生在北岳出的书叫作《水流云在杂稿》，没有一篇文章关乎山西。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则是《陈师曾艺事》、《〈北平笺谱〉史话》和《〈旧都文物略〉小记》几篇。其中《〈旧都文物略〉小记》一篇是我在80年代向他约稿的，最先发表在《燕都》上，后来又经修订，收入了这本杂稿集。

1987年以后，我经常去上海，每次去都会和邓先生见面，我们聊的范围很宽，几乎无所不及。邓先生在上海的人脉甚宽，我要去拜访什么人都会告诉他，他拿走我开列的名单，第二天就会给我这些人详细的地址电话。十之八九他都比较熟悉，不但有上海的老派学人，也有新文化领域的作家、学者，例如耿庸先生，我并不熟悉，也没有前往拜访的计划，无奈他已经和人家说好，不得已只好去拜访一下了。

最难忘的是1987年我初到上海，都是邓云乡先生奔走联络，安排住处，这些我将在《在上海美丽园的日子》一文中详谈，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但凡我在上海的日子，邓先生都会来住处和我见面，还有两次亲自接我去他家吃饭。邓先生在家里基本不做什么家务，都是他太太和一位内亲操持，所以邓先生在家中过得不错。有年端午节，上海已经是酷热难耐，一到他家，邓先生就打开电风扇（那时还没有空调），他太太端上来几个冰冻过的江米粽子。那粽子的个头儿很小，没有馅儿，剥开外面的粽叶，一股粽叶的清香扑来，因为是冰箱里刚取出来的，冰冰凉凉，蘸着玫瑰卤子吃，香甜清爽，沁人心脾。

还有一次是他请我和台湾、香港的两位朋友一起在家中吃饭，菜都是他太太和那位亲戚做的，虽然谈不上十分丰盛，但是都很精到，尤其是其中一道栗子鸡做得极好。邓先生说，上海买不到北京怀柔的板栗，要不然会更好。我也请邓先生在外面吃过几次饭，他从1956年定居上海后，对沪上饮食已经十分熟悉，都能道出这些本帮菜的路数来。

邓先生在上海居住了四十年，却没有见他写过上海风土人情和人文掌故的文字，偶尔说一两句上海话，也显得很蹩脚。他的著作都是关乎北京——这座令他魂萦梦牵的文化古城。

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文化古城旧事》，责任编辑是中华的沈致金先生。这本书出版时，先君刚刚去世。秋天，邓先生寄来了这本新著，题写的上款是母亲和我的名字。这本书的重点是写故都时代的北京，实际上就是国民革命以后，结束了北洋政府时代后的“北平特别市”时期（1928-1937）。这也是我做北京史研究探索时最为重视的十年，是北京旧文化的“落日余晖”时期。其实，这个题目也是我每次和邓先生长谈时最主要的内容。

邓先生在这本书里，着重于北平时期的文化教育，他以亲身经历和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将北平时代的教育状况娓娓道来，也涉及大、中、小学的体制与课程。在学人佚事一节中，从王国维、梁启超、柯劭忞到叶恭绰、章士钊等都有涉及，有些是史料，也有些属于掌故轶闻类。同时还谈到当时遗老和旧文人的生活状态，有些材料弥足珍贵，例如他曾与柯劭忞之子柯燕舲相交友善，而柯燕舲是有名的才子，后来因吸食鸦片而潦倒，其下落很少有人知道。我读是文后曾写信给邓先生，补充了关于柯劭忞的一些材料以及《新元史》的几点问题，都得到邓先生的认可。邓先生的《文化古城旧事》出版后，遭到的质疑意见最多，批评意见也不少，指出了其中不少错谬之处。但是，无论怎么说，邓先生钩沉旧事的一家之言还是很有价值的。前人的闻见不可完全作为可靠的依据，但会勾勒出一个感性的社会形态，因此，像邓云乡先生这样的笔记也是不可或缺的。他的著作，以信史论之，或不足以引证为凭；而以笔记视之，则可以扩大视野，补益时代之人文，同时也是文化圈子中的社会生活史。邓先生一生中在北京的时间不算太长，他对传统文化在北京最后的辉煌却极其珍视，像陈莼衷（宗藩）的《燕都丛考》等，就是他最推崇的北京史料。他多年来在这些史料中搜寻着旧京的遗迹。

在50年代初，邓先生曾供职于燃料工业部，后来到了南方，在苏州、南京和上海电力学校教书，始终未能真正从事他所钟爱的文史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做些《红楼梦》的研究，他能有晚年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邓先生既无显赫的家世背景、社会关系，也没有正式的师承，完全是靠他自己不懈的努力，求教于众多的前辈学者，其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文化古城旧事》之前，他还有一本《燕京乡土记》（后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燕京乡土记》），这是部关于旧时北京社会生活、市井百态的民俗著作。也许有人会说，邓先生不是金受申、不是张江裁，何以有资格谈北京的乡土民俗？我以为，邓先生的这部著作有异于那些老北京琐谈，他在这部书中对很多风俗都能够溯本清源，道出成因和背景，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

云乡所著……是不可多得的乡土民俗读物，写燕京旧时岁时风物、胜迹风景、市尘风俗、饮食风尚，文笔隽永，富有情致，作了结合文献资料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很有趣味的叙述，其价值应不让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作，所以它不仅与历史人文地理有关系而已，无疑还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极好的素材。

邓云乡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80年代后的社会环境给了他广阔的写作空间，他的书能在那一段时间连续出版，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近代北京历史人文的关注。曾有人说，邓先生的文章中兑的“水”多，东拉西扯多。我想这要看如何考虑，只要“兑水”兑得适当，引起读者的兴趣和触类旁通的知识，就不足为过，总比干巴巴的理论叙述要引人入胜罢。更或许，这就是邓云乡的书能得到那么多人喜爱的原因。

1999年，突然接到邓云乡先生去世的消息，几乎不敢相信，他的身体那样好，精力那样充沛，怎么会说走就走了？终年只有七十五岁。每当想起我和邓先生的交往，都会觉得他依然在世。邓先生如果晚走一些年，他一定会有更多的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