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盛赞《辽史补注》之于《辽史》如裴注之于《三国志》

【编者按】

近日, 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辽史补注》（全十册）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整理者陈述，与冯家昇、傅乐焕并称“辽史三大家”，他也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辽史》的主要点校者之一。《辽史补注》是其积六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辽史》一书在历史上因成书仓促，书中记事不完全、混乱之处颇多。《辽史补注》是陈述先生利用碑志材料以及大量宋人使辽、使金的资料对《辽史》进行的补注，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正误、补缺、补歧义、存类事。除了钩辑资料、考订史实，还为《辽史》补“选举”、“艺文”等志，同时增补140余位辽人传记，并把古今解释契丹语的有关资料汇集在一起，成“国语解补”，大大丰富了《辽史》一书的内容。该书征引书目八百种以上，集辽代史料之大成，陈寅恪先生早年为是书撰写序言盛赞道：“《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 顾颉刚先生也曾评价说：“陈述同志所撰《辽史补注》，正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可称一代史料的总集。”

《辽史补注》是陈述先生最重要的遗著，始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到1992年先生去世之前才基本完成，可谓倾尽毕生精力。在此期间他不断修改补充，其功力之深，在当代史学家中实属罕见。

陈述先生（1911—1992），字玉书，河北乐亭人。我国著名辽金史学家、北方民族史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早年师从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并深得傅斯年、罗常培等先生器重，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陈述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即专攻辽金史，著有《契丹史论证稿》（重版后改称《契丹政治史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金史拾补五种》、《全辽文》（系《辽文汇》增补后的改称）、《辽代史话》等；曾参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是《辽史》的主要点校者之一。

以下《陈述自述》一文，摘自高增德、丁东编辑的《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一书，题目为编者所加，原稿题作《求学自叙》，作于1983年。在《辽史补注》出版之际，回顾陈述先生的求学治学之路，或许是最好的纪念。

陈述字玉书，河北省乐亭县人。1911年10月20日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会长。幼年家境清寒。父亲是一位有修养的读书人，诚朴务实，在家里教小学。幼年随父亲学了小学课程，念过“四书”、《诗经》、《书经》和汉唐以来的古文若干篇，背诵讲解，被要求懂文义，对《论语》《孟子》的汉解，还时常彼此比较对照。常说“文无定格也有定格；辨事说话，也常用赋、比、兴启发思路，总要有个条理头尾嘛。”父亲不准看杂书、小说，幼年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的书。背诵几句唐诗，还是孩提时期，由祖母口授的。单一地学会“之、乎、者、也”的用法，也粗知历代学术、文章大概，当然是很皮毛的。一般文化常识很贫乏。

十二岁，母亲去世。十三岁，进县城高等小学。那年月，小学举行全县会考，我在初小、高小两次考取第一名。当时误以为年幼，接受快、记得牢，以后回想，实际是得力于教诲。

来北京上学，两次转校，先在香山中学一年，转入省立第十六中学（宣化），一年后，又转北京求实中学。由于连次换学校，倒培养了自学的习惯。

1929—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直到毕业（或文学士学位）。学校实行学分制，除必修课外，选课不拘束，自学的时间很多，我们有十来个人，围绕着陈垣（援庵）先生的讲授，分别读书上课，茶余饭后，偶尔也互相期错，形成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松散小组，援庵先生常讲，要把研究中国史的中心夺回来，不能让中国史的研究落后于国外。平常讲究方法、史源，要求提高识力，要求举一反三。他通过提问交谈，掌握学生们的进度，作个别指点。我们十来个人中，张鸿翔是老大哥，已三十几岁，我年岁小，还不到二十。

1932年以前，我作过四项系统的练习：

一、《陈范异同》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有一部分是重叠的，就像《史记》、《汉书》那样，一部分重叠。宋朝人倪思以史、汉重叠部分，互相对比，作成了《班马异同》，就是校对《史记》、《汉书》，看彼此的差别。我仿倪思的办法，作成了这本书。

通过此书，可以看出范晔怎样根据《三国志》增改成《后汉书》，增的是什么新材料，减的哪些是文字精简（即刘知几所说的“点烦”）或者有所移动。此书由师大出版科印了一个单行本。

二、《南齐书艺文志》

这个练习，要看《南齐书》、《隋书•经籍志》及其相关的一些书，要掌握目录学知识。当时上海开明书店筹印《二十五史补编》，顾颉刚先生在北京替开明访求、组织书稿，这本书被印在《二十五史补编》里。

三、《蒋士铨年谱》

这个题目要广览清人诗文集，从史部以外求史，练习编年，熟习编年传记。1932年印在《师大月刊》（蒋士铨，字心余。此文发表时题作《蒋心余先生年谱》）。

四、《金史氏族表》

这个练习是参考《元史氏族表》体例并斟酌、改订，搜集宋、辽、金、元各史和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献作成的。

四项都属于习作，实际是沿着二十四史看书、查书，通过实践印象深，当然也有不足的一面，即带着框框去看书，无形中会受一定拘束，在实践中也发现新问题。年轻精力充沛，自知资质鲁笨，就“慢雀先飞”。全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用变换代替休息，锲而不舍。对《二十四史》和《清人著作》，有的细读过，也有的粗略翻一翻。因在课堂上学过《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史通》这一类的书，翻一翻也有一定的印象。

当时正值“九一八”，书生报国，也愿意知道一些东北史。

师大研究所作二十四史索引，要对各史标点，我标点了辽、金二史和元史的大部分。在进行中，有些不易断句的也需要查书。大辞典编纂处还委托标点者把特殊词目记下来，这使我对辽、金史又比较熟一些。

我听陈先生（垣）、朱先生（希祖）、陆先生（懋德）诸先生的课，平素注意史学史，既综观整个史学的发展，也留心具体著作的某些技术细节，注意前人有哪些成就，哪些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很有影响。

北海图书馆、学校里的图书馆是常去的地方。到北海去，一般是中午不回来，也有时是晚饭以后去。

1933年春，有一天，援庵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小型机会上，把《金史氏族表》交给两位先生看，并请估计作者的年龄，寅恪先生看了以后说：“可能四十左右。”他说：“他只二十一二岁，是我的学生。”对方感到还年轻，“你让他跟我见个面。”我就这样去到西四姚家胡同陈宅。那是初次见面，陈宅的看门者是位老年人，用旧规矩，把名片举在右肩膀上，导客入室。前辈对后学，倍极勉励，说今谈古，诚恳热情，给青年留下难忘的印象。临别还说：“平日我在清华园，周末进城，以后再来。”

1934年秋末，罗常培先生用电话约我到北海静心斋，说傅孟真先生要跟我谈谈。傅先生问了我学习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中研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我毕业以后能到所里来，我表示同意。转过年来4月就搬到北海研究所（先住蚕坛，后迁西院）。

进静心斋便门，顺西墙向北月亮门内，有个坐西朝东的小院，我就住在那三间西房的南屋，对面屋陈槃，左侧北屋住丁声树，出圆门，拾阶而上有徐中舒。在这个幽静的园中之园里，拱桥长廊，花木如画。每天早晚，连厨师茶房门者总共也不到十个人。读书就是办公。风雨鸡鸣，启人遐思。自度应当做点较大的工程，也算是担负时代责任。我考虑到二十四史在祖国历史的地位，辽金史在二十四史中的比例，辽金史里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做，也注意《新元史》的工作，效果并不完全理想美满。学问没有止境。任何学问都是积累的、长期的接力工作，所以不能不研究前人的经验教训。见贤思齐向人学，见有不合适的地方，就不再走弯路。柯劭忞就是在工作上疏忽了这一点，他虽然已经利用了当时所能利用的新材料，如《元史译文证补》、《永乐大典》等，作了渊博精审的考订，但是他没有从欧阳修的工作里吸取经验：新史既行，旧史不废。新史既是不能代替旧史，则作新史就是给读者添麻烦。我们应当提供读者以新材料、新知解，又要尽可能节省读者时间，便于翻检，这才是理想的办法。符合这种精神的办法，才是可取的。能够满足这样要求的体式，才算是有生命力的体式，才值得继承发扬。一个史学工作者需要知道一点史学史，就像一个门诊大夫，一面要对患者诊看病情，一面也要翻一翻患者的病历。

我在大学里学过日文、俄文，都是按规定，没有像学英文那样认真用功，时间也短。在北海时，和劳幹等三四人，请了一位教师，每周用三个晚上，在俞大纲家里学日文，寅恪先生说“和文汉读就可以了”。学了三个多月，因时局紧急迁南京，就停止了。在南京住定了以后，我每周用三天晚上从鸡鸣寺到新街口去学俄文，当时翦伯赞就住在新街口花家巷，上课前后，有时到他家坐一会儿，久了就成朋友了。尹达也在那里学过一段俄文。

敌机侵扰南京以后，随研究所内迁长沙，住在韭菜园圣经学堂西北楼，和临时大学同院，寅恪先生每周来教课，让我先把要用的书准备好，届时就拿着到课堂去，历史组的部分同人也跟着听，陈先生讲南方民族：巴蜀蛮獠，溪俚楚越，就是在那里讲的。当时丁则良是每堂必到的学生。以后研究所由桂林、南宁、转越南到昆明，住定了又开始工作，地方虽然迁转，业务连续未停。

在南京昆明作过几篇论文，如《契丹世选考》等，都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40年冬，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金静庵主其事，我被聘为研究院研究东北历史，地理、经济分别由各该系的两位教授兼。东大在城里，研究室在城外，还有几里路。住在研究室的，除了金先生和我，还有几位研究生。金先生半年在重庆，半年来三台。研究室附设两套石印机，一面编印《东北集刊》，一面印研究东北的专著如《东北通史》、《东北书征》等，还承印东大的学报《志林》，《辽金闻见汇系》、《辽史补注》也排入过计划目录，实际无力印。又因研究室改为研究所，任务由研究东北转向一般教学，1942年我专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导师，印书的事就搁置了。

在三台期间，因辽金史研究，得过哈佛燕京社的奖励金，三台同人中，丁山、陆侃如也因自己的研究项目同时得到，以后在梁方仲的传记里，看到方仲和寅恪先生、汤用彤先生也得到过。

丁山、孔德、我和蒙文通等创办草堂书院，我讲史部目录学（也兼教务），《四库提要史部笺》便是当时作讲稿用的。我在教书期间，除讲辽金史而外，又讲中国史学史，教学相长，这有机会得以熟悉祖国史学遗产，数点家珍，主要看前人在已有基础上，不断进步，不断更新。鉴往知来，就使我们在工作中，比较清醒主动。后人可以看前人，前人无法看后人，因此就要学历史（当然学历史并不限于看前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不论在哪一个领域里，知道一些本学科的发展经过，都是完全必要的。

我在三台几年，和很多同事们有同样心情，大家都盼着早日胜利，有那样一天——“青春作伴好还乡”。

日本投降了！大家交相庆贺。一片欢腾，也一片混乱。不少同事争先飞离四川，也有沿陆路过西安走的。臧校长（启芳）要到南京交涉复员以后的安排，委托我代理他任复员总领队，我就同全校人员别了三台，过重庆，顺江而东。出川的人多，交通工具少，秩序也差。一路耽误很久，才到南京。丁山留我在上海暨南大学，就没有到沈阳去。

到了上海暨南，同时又任复旦大学教授。教课之余，清理过一次战前校辑的《辽文汇》，也未能印出（此书在北京解放后，由科学院出版局印装成线装四册）。那一年，上海正处于反饥饿、反迫害抗议活动的高潮，罢课罢教，我也在反饥饿的大队里。一年以后，回北京师范大学。

在北京，也常遇同学、同事遭迫害。有一次，大家从厂甸步行到新华门请愿，整整在马路上坐了半天。

在北京，我写过《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刊在《辅仁学志》），用游牧民族的实际生活结合文献记载，证明汉人对《辽史》的附会。写过《论契丹选汗大会》（刊在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用实例说明选汗大会的前后变革和北方草原上的通例。

由北平研究院出版过一本《契丹史论证稿》，这是一本比较深入的讨论辽代历史的书，经过斟酌去取，详细考证。目的在用史料阐说祖国南北文化的结合奠定了祖国统一的基础。另册讨论制度，未付印。出版以后，鸟居龙藏曾对该书作了长篇的书评（刊在《燕京学报》）。他说“还等着再作一次光荣的评介”，即指另册言。书刚印的时候，市面上，已经使用金圆券，真正是“风雨如晦”的时候了。

美国洛氏基金会给师大一个教师进修的机会，可以去两年，学校让我去，陆先生（懋德）催我去。丁易说：“很多人已到石家庄（解放区），现在去美国，回不来了怎么办？”当时我也接到邮局寄来的印刷品，封面上印着《剿匪小丛书》，内容是《五一宣言》、《社论》之类，我意识到是党的地下同志寄来的。当时决定：安下心来迎接光明。陆先生说：“我多年教书，只遇到两个在学生时期能做出学术成果的，一个是你，一个是清华的张荫麟。既不出国，那就著书吧。”（陆先生在各大学教书，很有些学生有成就，我并没有做出怎么成绩，这只是加重督促。）话虽是勉励，其意若有失焉。

北京解放了！知识分子也翻身了。首先是学习改造，从头学起，转变人生观——怎么为人民服务。应吴晗提议，发起组织中国新史学会；因吴晗之介，参加了民主同盟。

听到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自己感到欢欣鼓舞，精神振奋，顿觉年轻了很多，也觉着是进入新的时代了。

有一天，徐老（特立）到我家里来，谈了一会儿，要看看《辽史补注》，同来的还有中宣部的两位同志，前后翻着看了几段，说，“很好。和王先谦的《补注》并不相同，以后我替你设法印。”我很感激徐老的鼓励。和王书不同，当然指的是不专考订训诂，而在增补史实。当时大学里，师生一同学习《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在学习高潮中，自己也积极学习改造，在革大研究院学习了十个月。

除在师大教书外，又兼过中法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讲辽金史。学习马列理论，觉今是而昨非。改造思想是长期的，通过业务更觉得思想改造的重要。

从1952年任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配合民族识别、民族调查，几年的时间里，作过《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来源的文章，发表在期刊杂志。写过一本《达斡尔历史》（待刊）。组织上编写三套丛书（简史、简志、区域自治概况），跟着大家一同审看润色。新的风气，常有集体协作任务：边界材料、历史地图、辞海，任务带动工作。也有外边送来的，如历史所送来过蒙古人民共和国（丕仍来）的博士论文，要求作学术鉴定，写评语。外交部送来过回答匈牙利人问中国匈奴史的问题。博物馆有时也带来地方馆的问题，军队某部来问过城防沿革，长影的同志来问过契丹男女衣装，也有青年来信问书。几年里，跟大家一样，显得忙忙碌碌，没有做出什么成果。

在民院曾兼院图书馆主任，也兼过研究室主任。印过《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前者属资料工具，后者是解放后学习研讨契丹历史的一本书。台湾把我在解放前后印过的书文，差不多都在《辽史汇编》里翻印了。

由上边布置的和翦伯赞等编过民族史资料（由中华印过三本，唐以后待续），对文献检索查对，还需要有工具书，我做的《辽史五种》既是资料，也是工具书。有了工具书，替后人省时省力，也避免误解。“读史共推《纠谬》细”，《纠谬》即纠《新唐书》的失误处，但有的如恒山作常山，是避唐讳；程昌胤作程昌裔是避宋讳。虽未统一，不算谬误。区别了同名异名，可免张冠李戴。资料工具工作，就是为本学科的前进奠基铺路。

五十年代里，日本、苏联有些讲契丹字的文章，他们都是追求读者，我看了他们主要的材料意见，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找出些音义，再再解读实践中，去其未合，存其可取，用已知推位置，试探开展。为了找中世纪蒙古语文作参考，把《元朝秘史》的汉字记音，用英文字母登入卡片，注上汉文。又用汉字字义按笔划制成卡片，随附标音的蒙文，见于《辽史》、《元史》和其他文献的译语也注进去了一些，未能做齐，就开始批判“三家村”。

因和吴晗认识，又在初期替我一个学生说了两句公道话，运动不就，就被拨入扫地拔草大队。除了写交代材料、外调材料外，动笔的机会不多，十年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信，书已加封，这是认字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段全休。

惟有棚栅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休也休不全，得空还是看看书，放不下，当然没有什么收获。藏也藏不住，有外边来人通过工宣队来座谈边疆问题。下干校之前，还经工宣队安排写过三次边疆材料。

在干校养猪种菜一年多，被调回参加标点二十四史。

每天从西郊进程，早出晚归，这不仅是比起来在干校轻松了很多，更感兴奋的是又接触了书纸笔墨。直到任务结束，回研究所工作。收束辞海未了项目，作过契丹文字三论：历史概况；有关解读的几个问题；解读释例（我的学生、友人们有可喜的进展，当然离全部通解，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这要靠众手接力）。

拨乱反正以后，心情舒畅。精神旺盛，虽然年事渐高，但体力转健。从1979年以来，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上欣欣向荣，更激发了学习、工作的积极性，除带研究生、进修生和其他工作任务外，还发表了学术论文十来篇，印了《辽代史话》（普及读物）、《全辽文》（一部辽代当时直接史料的总集），打算印《辽史补注》的同时，再印《辽金工具书十种》。我的学习工作范围，重在证实纠偏。证实以见当时历史实际情况，纠偏则纠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

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辽金两代在祖国历史上有特殊贡献（如沟通长城南北，稳定祖国北疆，融合南北文化等），过去由于民族偏见、旧时代正统观念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作辽金研究，应当深入学习宣传，消除歧视偏见，蔚成风气。

愿和青、壮年同志们一道，升入学习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开展实事求是的学风，投入“四化”建设。

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