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电影《芳华》，严歌苓原著中的女子命运有些悲惨

如果说指向年轻群体的“文艺青春片”的市场潮流暂退，那么电影《芳华》未尝不是面向40、50后的怀旧青春。电影有限叙事能力注定了它的情节不会有原著丰富，但它的留白可以隐现许多独到的意图。严歌苓的原著小说《芳华》端出了丰富却残酷得多的人物和现实，其中时代之变迁和人性的牵绊力透纸背。电影和小说的双重线索之间产生碰撞回响，勾勒出文学对现代中国之精妙阐发。

《芳华》

何小萍在原著中名叫“何小嫚”。在小说里，她的成长经历使她养成了典型的“缺爱”人格：父亲在“反右倾”中被打倒，众叛亲离中“畏罪”自杀。小嫚随母亲改嫁而进入当厅长的继父家，成为继父家庭和弄堂四邻眼中的“拖油瓶”。这段童年在小说中是浓墨重彩的——饺子只能吃碎的，衣服只能穿旧的，被整个家庭排挤；甚至在有了弟弟妹妹后，连母亲也对她日渐疏远。只有在重感冒到发烧的时候，她才会得到珍贵的母爱和拥抱。在其他人很富足，只有她缺食少衣的家庭环境里，她只有故意生病才能获得关爱，而这为之后她扮演“小战士”时偷偷调换体温计装病的剧情埋下伏笔。在电影中，何小萍装病不想上台演出，完全是出于对文工团群体的彻底失望和排斥；而在小说中，何小嫚是为了沉浸在文工团战友的关爱中，期待这种关爱能一直延续。这一瞬，她的长年缺爱仿佛得到了补偿。

电影《芳华》剧照（下同）

这一补偿的瞬间，在电影《芳华》的结尾处以更加甜美的方式体现，给出了一个和原著小说不同的精致留白。刘峰是在文工团唯一不嫌弃何小萍体臭，愿意与她跳舞的男演员。电影结局是暮年他与何小萍相遇，他又一次给了小萍“抱抱”。这为观众留下解读空间——刘峰与小萍之后的晚年故事是什么？小说《芳华》是留白的残酷却现实的填补：刘峰离婚后在海口打工时也曾浸染红灯风尘，还不忘凭图书推销来劝人从良；晚年身患肠癌，这时何小嫚才挺身照顾。两个人虽一起生活但却分房间住，并没有过多的浪漫和肢体亲昵：“刘峰的心是爱她的，疼她，怜惜她，但身体不爱她……一个人一生，能碰到心和身都去死爱的人，是太难得了，就像二十岁的他，碰到二十岁的林丁丁。”

如果说原著对小嫚和刘峰更加残酷，则对林丁丁也是残酷的。林丁丁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离开文工团就直接嫁给了澳洲华侨，过上富足洋气的日子。她第一次婚姻嫁给高干子弟王老三，却被“首长”的家庭嫌弃。她“没文化”“不上进”“不会外语”，“不配陪丈夫海外陪读”，而被扫地出门。“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她二婚澳洲华侨，开中餐馆的潮州人丈夫“让她吃了三年的鸡翅尖（因为快餐的炸鸡翅不能连带翅尖），也让她包了三年馄饨和春卷（十个手指头都皴裂了），还让她看了三年他在豆芽鸡蛋炒米饭里加酱油”。林丁丁再次离婚，最终以家庭保姆、看守空房子为业。

就连在电影中风光无限、“门当户对”做了司令儿媳的郝淑雯，在小说中最终也被大款丈夫的诸多“小三儿”逼退位，只得到两套房产，成为“租一套住一套”的包租婆。在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中，没有谁有幸福的婚姻结局，没有真正的成功者。这种幻灭仿佛一切都起源于“背叛”——早年刘峰的“触摸事件”，本是他对林丁丁真挚的表白和拥抱，却被告密而判作“猥亵”，造成他被逐出文工团，去往越南战场，最终失去右臂；萧穗子爱恋的男兵少俊被郝淑雯背地里勾引上床，郝说服他告发萧穗子写情书，从而引发对萧穗子的激烈批斗。严歌苓借郝淑雯之口，宣读对过往时代的质问：“我们当时怎么那么爱背叛别人？怎么不觉得背叛无耻，反而觉得正义？” 在这种“正义的背叛”的洗礼下，所有人的命运都是扭曲和痛苦的，而背叛人之人也终会遭人之背叛。

电影《芳华》试图在原著基础上做出诸多创新，比如上文讲过的对刘峰和何小萍之晚年关系的“精致的留白”。而其隐去了郝淑雯、林丁丁等人物的失落一面，单取其成功的形象，未尝不与刘峰、何小萍等人的命运产生鲜明对比。这种命运的两极差异，在时代变迁的大环境下是不言自明的。何小萍始终是弱势群体的最失落者，刘峰则代表着过往时代的光辉之善。电影通过“留白”将二人的晚年关系给出更多期待，也许只有过往时代的光辉之善和最失落者之间才能获得共情。这种共情虽仍鲜见，但有其未来的丰富可能性。

何小萍变疯的过程，在电影中并没有太多着墨，而小说则讲述了她在战场上偶然被媒体发现，被报道成了“英雄护士”、“战地天使”、“平凡中的伟大”。她是在被树立成典型、被迫四处作报告的过程中突发精神分裂的。她发病时反复念叨“我离英雄差太远。我不是你们找的人”。这也许在暗示，失落者之现实处境和赋予给她的“英雄”话语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撕裂。这种撕裂只有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中被治愈。

电影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个可贵的创新，那就是让变疯之后的何小萍在草地上跳一段独舞，这是原著里不曾有过的。英雄和失落者的二元撕裂下，何小萍在遭遇着自我身份丧失。“变疯”意味着她没有合理的话语来言说自己的身份和命运，在他者眼中只能被定义为“疯”。在草地独舞的何小萍虽身着病号服，但她在用融入血液的舞技来诠释实质清醒的自我意识。这就是文艺之真谛，即用形象来创造能够自我言说的话语，从而达到总体的自我重建和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