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建炎三年二月三日，在扬州快活了一年多的赵构，收到一条战报，顿如五雷轰顶：金军攻破天长郡，离扬州已不到百里。

赵构当机立断，只带了几个亲随侍卫，策马就逃。统帅不战而逃，扬州城的秩序立刻崩溃了。几十万军民在恐慌中奔向瓜州渡口，“奔迸堕江而死者半之”。

赵构逃过一劫，但也狼狈之极。一名侍卫义愤之下，对赵构“出言不逊”。赵构拔出佩剑，在侍卫身上刺了几个透明窟窿，才稳住了场面。

从扬州辗转跑到杭州，惊魂甫定，赵构就把这些惨事抛到了脑后，“西湖歌舞几时休”。他手下的康履和蓝珪等一班奴才，狐假虎威，“供帐赫然于道”。

一个问题来了：在不断的逃跑生涯中，赵构为什么似乎总有花不完的钱？

除了这些“娱乐”的小钱之外，赵构还有一笔大钱要花：他需要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外抵御金兵，对内镇压民变。这是“刚需”中的“刚需”。虽然在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富有四海，但现实却是国土沦丧，人心动荡。在这种局面下，快速地汲取财赋，而又不逼反百姓，是对统治者的大考。

赵构真要感谢“祖上积德”，为他提前准备了一个钱袋子。赵宋王朝能在南方续命，离不开这个钱袋子。这个钱袋子，就是盐钞。赵构虽然天性凉薄，但在政治上，他嗅觉敏锐，领悟力极高。他对中兴四将的驾驭自如，是一个体现；另一个体现，则是他对这个钱袋子的审慎态度。面对混乱的时局，他用好了这个钱袋子。

“南渡立国，专仰盐钞”

关于盐钞的重要性，南宋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南渡立国，专仰盐钞。”古代文人用语多夸张，但这句话，赵构可能是认同的。在建炎三年的一道诏书中，赵构写道：“国家养兵，全在茶盐。”

事实上，早在登基之前，赵构就在他的兵马大元帅府印卖盐钞，收入颇丰（“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此后，在被金兵追赶的流亡岁月里，每到一地，只要停留时间稍长，赵构就会建立一个印卖盐钞的机构。定都临安之后，又在杭州、建康、镇江等地建立了长期的专卖中心。

南渡之初，诸路空乏，地方上自顾不暇，很难再给赵构的“行在”运送财赋。因此，印卖盐钞的收入就成了赵构的救命稻草，宫廷的日常花销、朝廷官员的俸禄、乃至军队的粮草，经常都是从盐钞里出的。

那么，什么是盐钞？这要从历代政府对食盐的垄断说起。人不能不吃盐，但古代产盐的地方不多，容易被政府所控制。这种需求有刚性、而产出又容易控制的商品，对统治者来说是绝佳财赋来源。古代政府对食盐的垄断，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历代盐政复杂多变，但从汉代到清代，大的趋势，是从政府控制生产、运输、销售等全产业链的完全官有制度，逐步转变为民制商卖的制度。

宋代正是我国盐政的一个转折点，中间虽然历经反复，但大体上，是从北宋前期的官卖为主，过渡到后期的以“通商”或商卖为主。当然，商卖并不改变政府垄断的本质，只是商人广泛参与到了食盐的销售环节。钞盐制和盐钞，正是宋代食盐商卖的核心。  

在钞盐制下，官府先将食盐卖给商人，再由这些商人转卖给消费者，因此是一种间接的专卖制度。而所谓的盐钞，就是商人向政府专业机构所购买的一种纸质票证。凭借这种票证，商人们可以在指定的盐产区支取食盐，并运往指定的地区销售。这些票证容易携带，可以流通和交易，因此在民间也被广泛用作金融工具，甚至与铜钱、铁钱等并用。

官卖与商卖

钞盐制下商人主导流通，从效率上讲无疑是优于官卖的。道理很简单，与自负盈亏的商人相比，古代的官僚机构没有办法解决激励问题。原则上，各级官僚不应该从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中获取私利，而商人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这就意味着，官僚对于食盐销路的关切要远远弱于商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段妙语，深刻洞悉了人性，大意是：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既会省钱，又会让钱花得值，用出效果；而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既不会省钱，也不会讲效果。

古代的盐业官卖，大体就属于后者，结果就是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自身就要耗费大量国家财政。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卖可以敷衍到何等程度。按官卖制的本意，百姓从官府设立的专卖机构购买食盐，是不可强迫的自愿行为。但在宋代的许多地方，由于私盐贩子屡禁不绝，严重影响了官盐的销路，地方政府干脆按人头向百姓摊派食盐销额，收了钱之后连盐都不给，任由百姓购买私盐。这就变成了事实上的人头税。

别的事情不讲效率倒还罢了，卖盐这件事非同小可，直接关系到朝廷的收入，不能不讲效率。北宋仁宗皇帝在位时，“晓达财利”的范祥在包拯等人的支持下，在北方重要的解盐（解州池盐）销区全面引入钞盐制度，用商人的力量来代替官运官卖，不出数年效果就很显著，“可助边费十之八”。按包拯的估计，范祥钞法每年为朝廷节省边费约四百万贯。

那么，效率低下的官卖制，为何能长期占据主流，并且与两宋相始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不让商人参与，官府就可以独占盐利，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宋代关于盐政的大讨论中，一直有官员用这个理由来反对食盐商卖。当时的有识之士，例如欧阳修，认为这个理由缺乏常识，实在不值一驳：把商人排除在外，固然让官府能百分百地独享盐利。但物贵流通，因为效率的损失，总的盐利就会小很多，实属因小失大。

实际上，这件事的关节，不在于商人与官府争利，而在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官卖和商卖（盐钞）这两种方式的竞争，将决定中央和地方如何切分盐利这块“大蛋糕”。

中央和地方分蛋糕

在政治和军事上，赵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但在经济和财政上，北宋的地方政府仍然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天下财物，皆藏州郡”。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食盐的官卖制度下，地方政府主导了各地的卖盐收入，将其中的大部分都用来应付地方上的开支。

钞盐制的推行则会打破这个平衡。在钞盐制下，商人们直接和中央政府设立的专卖机构（榷务处）打交道，双方可以绕开地方政府这个“中间商”。因此，在钞盐制下，盐利的分配将迅速往中央政府那一端倾斜。所以，在北宋关于盐政的讨论中，对通商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通商将使地方政府财政枯竭，加剧地方对百姓的搜刮。

这个担忧在北宋末年变成了现实。徽宗年间，大名鼎鼎的蔡京主持了东南淮浙的盐法改革，横跨二十年，推动了东南海盐由官卖向商卖的转变。蔡京新法实施之后，“穷地之宝，以佐上用”，九成以上的东南盐利尽归中央，地方自然财力空乏。于是“州县之横敛起矣”，地方的吏治大坏了。

因此，推行通商或盐钞制，意味着财权的上收，也就必然面临来自地方的强烈反对。但是，在面临严重的外部危机时，中央政府花钱的理由和决心更足，博弈的天平就会向中央政府倾斜。北宋边患频仍，这样的危机是不缺的。一旦边关有大的战事，朝廷就会商议局部地开放食盐通商，为边关筹集粮草和军费。

赵构算得上是有福天子。仿佛上天安排好的，恰好在宋室南渡之前，蔡京主持了东南盐法改革，虽然在当时闹得一地鸡毛，但在无意间，为建炎南渡后的小朝廷，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特别是教训。而靖康耻后的大变局和南渡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无疑给了赵构充足的理由来将盐利和财权上收。尽管如此，在南宋占据的半壁江山，有不少地方（例如福建和广西）仍然实行的是事实上的官卖制。

“法既可信，自然悠久”

钞盐制的另一个问题更为致命，那就是古代统治者总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掠夺之手”。 在钞盐制下，统治者拥有了“印钞”（字面意义上）的工具。在皇权不受约束时，统治者要自己监督自己，遏制住滥发盐钞的冲动，是极其困难的。结果就是盐钞快速贬值，而政府的信用也被快速清零了。

现代人对蔡京之流的评价，容易走极端，也容易反复。在小说和评书里，蔡京是个误国的大奸臣。然而，有些人读了史书，知道了蔡京不但是个顶级书法家，而且颇有理财和经济的才干，就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为他喊起了冤枉，觉得他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国之栋梁。实际上，蔡京之流误国误民，恰恰在于他们的“理财”本事太强：为了替统治者聚敛财富，杀鸡取卵，不择手段地汲取民力。

蔡京主导的盐政改革，除了让央地之间的财政分配完全失衡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弊端是朝令夕改，存心欺骗购买盐钞的商人，失信于天下。蔡京先用表面上的优厚待遇，将商人们诱骗到汴京购买盐钞。一旦商人们购买了盐钞，就迅速发行新的盐钞，同时对旧钞的使用施加种种限制。这样循环几次，商人手里的盐钞就迅速成了废纸。

这种新旧变换的魔术，让朝廷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额收入，但同时，“法更于上，人疑于下”，也把朝廷的信用挥霍殆尽，因此在当时就被认为是蔡京的“乱政”。 徽宗皇帝对这一切自然是心里雪亮，但挥霍无度的他正需要蔡京这样能搞钱的“理财圣手”，这也是他如此信任和重用蔡京的原因。

赵构的小朝廷吸取了蔡京的教训。在南渡之初，迫于形势，南宋的盐钞法也经常变更，短短数年，钞法五变（有说是十变），结果商人购买盐钞的积极性大为下降。皇位慢慢坐稳之后，赵构就要为他的政权做一些长期的建设。其中的关键一步，就是维护盐法的信用和稳定。而这也几乎是当时朝野上下的共识。

绍兴初年，赵鼎入主中枢，着手整顿盐法，重点就在于“信守法令，使商户不疑”，保证政策的确定性和连续性，从此南宋的盐法趋于稳定。绍兴六年，赵鼎和赵构君臣之间有一段关于盐法的对话。赵鼎向赵构报告说，刚接到张浚的来信，建康盐钞发卖的情况很好。赵构很高兴，赵鼎就打蛇随棍上，特意强调，这是因为这两年盐法稳定，没有反复变化，所以商人购买的积极性就高。赵构留下了一句值得千古流传的话：“法既可信，自然悠久”。

在实际操作的层面，赵构君臣也十分小心，避免向市场发送错误的信息，以打消民间对政策稳定性的顾虑。绍兴二十六年，司农寺丞王炎向朝廷请旨，要前往浙东发卖积压的官盐。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商人们纷纷疑心盐法要变了。在御史汤鹏举的弹劾下，王炎被罢黜。

赵鼎主导的绍兴盐法改革，保证了南宋盐政六十多年的稳定。而随着局势逐渐安定，南宋的人口和经济也在恢复。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南宋朝廷从盐业中获得的收入稳步增加。从建炎初年到绍兴十年，短短十几年，朝廷获得的盐利就增加了五倍，时人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到了宁宗皇帝时，志大才疏的韩侂胄发动了潦草的“开禧北伐”，谋事不密，祸及己身，除了给金人送上自己的人头外，还让朝廷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为了填上这个巨大的窟窿，朝廷走上了蔡京的老路，在盐法上朝令夕改。南宋盐政的衰败，开始了。

（作者奚锡灿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