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哪儿？

经济成长过程不仅是人均收入提高过程，也是经济结构变化过程。国际经验显示，收入增长轨迹与经济结构变化轨迹有着高度对应关系。通过观察中国经济结构变化轨迹并将其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展开对比，我们得到以下发现：

①中国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动作标准，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

②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更快发展，投入、生产和产品多个环节显示产业升级状况良好；

③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在经历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再平衡；

④经济发展的真正短板，不是产业和技术，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不到位，是城市化进程不到位。纠正短板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转型。

中国不存在过早地去工业化

基于收入、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等多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度过了工业化高峰期。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变化轨迹和水平值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高度一致。

中国经济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动作很标准。中国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拐点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是8032国际元，中国工业增加值/GDP之比的峰值是42%，高收入国家从制造到服务转型所对应的人均收入均值是8000国际元，峰值的均值是40%。

中国会不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经济体按部就班地经历了比较成功的工业化并且开始从制造向服务转型的经济体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工业化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就开始去工业化了。中国没有过早地去工业化。

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更快增长

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显示，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出现更快的增长，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才会更快增长，较少使用人力资本的服务业增长与GDP持平或者落后于GDP增长。

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中国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速快于GDP增速。2011-2016年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最快的依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址勘察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以上行业平均增速超过15%。接下来是房地产，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些行业平均增速均超过10.4%的GDP名义增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的平均增速均低于10.4%的GDP名义增速。

行业间的差异表现说明，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人力资本/技术密集行业较GDP增速有更高的增长，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稍高或者低于GDP增速，这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类似。

产业升级仍在快速进步

没有一个能够反映制造业升级状况的综合指标。从研发投入和专利、生产过程、产业和产品等多个维度观察综合判断，中国的产业升级状况良好。

投入环节：产业升级需要国家或企业在研究开发（R&D）上大量投资。中国1991年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是0.7%。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2012年是1.88%）。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生产环节：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提出提高效率的重要源泉是专业化和更细密的分工。钱纳里等结合众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指出，“工业化期间，尤为重要的是中间投入品的变化，中间品在生产中的使用增加，表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产业联系的复杂程度都在提高。这种发展趋势是工业化的确定性特征之一。”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提升是专业化分工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标志。中国工业部门的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在持续提升。基于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得到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占该行业产出的占比。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70.7%上升到2014年的78.2%。各细分行业的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即便是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工业部门中间品投入占比上升的进程并未因此打断，工业部门的专业化细分还在继续。

产品环节：以出口复杂度衡量，中国2000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14643美元，2014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24014美元。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仍保持了持续提升。基于生产链和出口增加值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持续上升。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行业内效应，而非行业间效应。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于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产品。

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平衡

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持续上升，出口增速上升（来自出口市场份额扩张）；工业化高峰期以后，消费占比开始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持续下降，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市场份额停止增长甚至下降）。

中国的经历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高度类似。中国的消费/GDP自改革开放之初的61%下降至2010年工业化高峰期的48.5%，此后开始持续回升，2016年上升至53.6%。固定资本形成占比1980年代初为30%，此后不断抬升，2010年达到45%的峰值，此后停止上升步伐开始缓慢下降，目前仍停留在较高水平。出口增速放缓，半数以上来自出口市场份额下降。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随人均收入增长主要呈现出口驼峰型变化轨迹。主要发达经济体到达出口市场份额峰值的收入临界点在7,800-20,000国际元之间，多数集中在15,000国际元左右。中国目前的出口市场份额增长放缓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基本吻合，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共性表现。

真正的短板是政府公共服务和过度管制的服务业部门

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主要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② 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③ 官方口径下的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

与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城市化率。中国截止2016年的官方按照常驻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7.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高收入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都达到了70%以上。中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镇率仍在持续攀升，即便如此城市化率还是大大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较低的城市化率与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形成了对应。政府服务占比偏低同样与较低的城市化率有关。比较而言，城市较农村会提供更多的政府服务，较低的城市化率与政府服务占比较低形成了对应。

差距背后，是政府“重发展、轻服务”的职能定位以及相关改革措施不到位。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公共资源投入更加看重当地GDP和税收增长，这紧密关系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这个激励机制导向下，政府更看重建设项目，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投资占比过高以及投资当中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缺少必要的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更多被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可以依靠市场提供的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当中的很多服务受制于管制政策不能充分发展。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充分，在加上土地、户籍等政策改革不到位，使得城市对于众多农村人口只能是个暂时的工作地点，而不能长久地安定生活。这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化率偏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偏低，以及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过低。

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随着中国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型，政府职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把工作重心从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只有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有效监督和问责，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激励机制。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信息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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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微信公共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澎湃”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