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不合时宜的错位者

89岁高龄的诗人余光中去世，大陆读者最熟悉的，自然是他的一首《乡愁》，短短的几行，字浅言深，收录进语文教科书，脍炙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乡愁》写作于1971年，彼时彼刻的台湾，是一个什么语境呢？不同于诗中连接这头与那头的纽带，70年代接连发生在这片土壤上的几件大事，退出联合国、与美国断交、蒋氏家族凋敝。万般压抑之下，文学以其与政治的暧昧关联，杀出一条血路，被持不同论点与意见的各派人士借以抒怀。

攻击的是什么？

当时的文学界分裂为几个阵营，其中包括以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为代表，批评当时文坛盛行的西方现代派，认为文学要对社会现实做出批判，作家应具有社会关怀的乡土派；和以朱西宁、彭歌、余光中为代表，依附国民党，书写祖国大陆的旧文学与反共文学。

所以，在后续爆发的乡土文学论战，前者指责后者为国民党扶植的作家，毫无本土意识，后者则借官媒发声，在《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刊物上对前者进行围剿。

余光中最饱受争议的一点，也是他在这一阶段发表的《狼来了》一文，其中写到“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学，台湾的文化界真的大方……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迎合当时被抛弃的、充满主体性焦虑的社会心态，把战火导向最为敏感，也最为不堪一击的政治领域。一时之间，其震慑力被誉为武侠片中的“血滴子”，稍一沾身，便会人头落地。

余光中更向蒋经国爱将，王升将军去信，以红笔眉批逐一考据敌方阵营陈映真文章中马克思主义的痕迹，想借政治的屠刀杀人于无形，同时，他亦为文批评当时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的胡兰成著作《山河岁月》，攻击胡过去曾在汪精卫政府服务的历史，使其失去教职，返回日本。

与同时期海峡对岸不同的是，余光中撰《狼》一文时，正于香港任教，而非置身台湾。相悖于萨伊德对于知识分子处在边缘、身为局外人的传统定义，他屡屡主动冲在风暴中心，不惜成为众矢之的，并在“血滴子”之后的很多年，挥之不去打压台湾文学的帽子。

后来，余光中澄清，自己从未加入过国民党，地位全靠官方吹捧，他的散文、诗作和翻译观，又确具启蒙意义，影响了几代人，在晚年的《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一文中，他自白：

“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茫九州乡思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其间的矛盾可见于我的诗句‘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海外的左派读到此句，只见梅毒而不见母亲，常斥为反华……《狼》写得不对，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气，自己发的神经病，不是任何政党所能支使。 ”

余光中的态度，可以与巴金晚年《随想录》中对文革的反思比较，面对自己曾经被迫写下的交代材料，巴金写道，“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巴金的灵魂拷问痛彻心扉，而余光中站的队伍、发表的文章，其言与其行，虽然难免有几分出于意气，或基于知识的分歧，也是那时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笼罩在文坛的一种回声。

由新古典主义诗，到笔墨间吟哦的对象，南京出生，三度赴美，大半生飘零，又逝于高雄的余光中，与一年前于北京去世的他的“宿敌”——生于新竹的左派作家陈映真，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同为离乡背井者，都在召唤一个想像的中国，走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维护的是什么？

从余光中的早期名篇《我之固体化》开始，“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 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 且无法自动还原。”只有回到中国，我才能重新溶化为液体，奈何遥不可及，唯有拒绝融化。

他心目中的中国是怎样的呢？《白玉苦瓜》写故宫博物馆内的一枚玉雕，“那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乡愁四韵》一唱三叹“给我一瓢长江水、一张海棠红、一片雪花白、一朵腊梅香”，这首短诗亦被杨弦谱曲，并在胡德夫演唱会上发表，成为了开启台湾民歌运动的里程碑。

而就像同期民歌运动的另一代表曲目《少年中国》的所唱的那样，“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余光中心中的祖国，不是对岸，更不是国民党政权，而是凝铸了回忆与想像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人隔万重山，加上期许之深切，所以他更在《敲打乐》中慨叹“中国中国你是不治的胃病”、“中国中国你令我早衰”，颜元叔教授认为，余光中的现代中国意识，对于一般教条式的爱国主义者而言，可能显得比较灰暗，或充满失败主义，换言之，因为爱之深切，也因为文人的矛盾与自觉，他并非敲锣打鼓的歌颂者，亦交缠着颓败与失落。

余光中1992年才重踏大陆，而那在此之前，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诗刊》向读者介绍余光中，首次引用《乡愁》，迅速的，1989年，《乡愁》收入义务教育课本，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朗诵……

群情激昂的80年代，经历了文革十年精神世界的空虚，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心理慰借，精神家园、人文主义等词汇大行其道，在充满裂变、震荡与冲击的新文艺复兴语境中，《乡愁》以其融合了家国之爱、童年怀旧的情调，连结了民族主义意识和自发的身份认同热情，思乡之愁的背后，表达了分裂之痛，诗中的诸多形象，母亲、新娘、坟墓、船票，生离死别，成长与失去，浅显易懂，却最能触发广泛的共情——随着开放大门的敞开，它的迅速风靡，并非是简单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而是几乎和唱着《我的中国心》的张明敏，或是混血脸孔费翔与《故乡的云》一样，是时势的选择，无关乎余光中何许人也，更不涉及他的思想体系与主张，“余光中=乡愁=游子=两岸统一”的标签，成为了一个简化再简化的样板，在一代代的再加工中，愈发根深蒂固，并被添加不同的内涵。

后来，余光中说“凡我在处，就是中国”，写下《寻李白》、《戏李白》、《念李白》三部曲，让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劝开车的朋友李白少喝些威士忌，将无从安放的家国情怀，抛掷于更广袤无垠的时空之中。

有意思的是，其实胡兰成也写过类似的旧诗，“浪打千年心事违，还向早春惜春衣；我与始皇同望海，海上仙人笑是非。”两位文坛人物，分别置身于李白和秦始皇面前，曾经的过节与笔战，恐怕也变成烟云过眼了罢。

余下的是什么？

时间的进度条再拉近一些，2004年，大陆版《余光中集》的出版说明中，他坦言“我的诗虽然在台湾飘起，但使它飘扬不断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2006年，他公开批评台湾删减文言文政策，并加入王德威等发起的“国语文是我们的屋宇”连署声明，主张政治不该介入语文教育，“政治正确是暂时的，文化传统才是永久的。今日的政治正确，可能是未来的政治错误”，这样的话由余光中口中说出，可谓是以后半生为前半生，做出了一个百般滋味的注脚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所以龙应台说，“在以去中国化为文化核心任务的课表上，余光中不被盖章为桂冠诗人了。他或许曾经因时代成见而保守，可是数十年来在风吹草动、价值混乱中忠于自己的真实情感、执着于自己所信仰的美学”，不同于在大陆受到的热捧，在如今的台湾，尴尬的是，“在自己拥抱的泥土上”，他又变成异乡人了——老一辈人念兹在兹的北望神州，然而随着删减文言文、中华文化教材改为选修等措施的推行，对于新生代来说，神州何处？是否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对“赠我仙人的金发梳. 我就会赠你银耳坠（《两相惜》）”这些唇齿留香的字句，他们的理解能力还剩多少？对于对岸的想象，莫非只能通过网络综艺偶像剧和社交网站表情包大战来实现？

更何况，那边厢，年轻的知识分子还能理解余光中以及他的那个时代吗？纵然他确实曾经为政党站台，为保守派背书，但今日回溯他的一生，一篇《狼来了》就全盘否定他的文化成就，一句“御用文人”把他打入文学傀儡阵营，抹去他的一生思辨与奔走，也让理解那个时代看起来越发的不可能。

冷战与戒严的时代已经过去，“作家风骨须与权力抗衡”，成为了一句轻易就被挂在嘴边的话。不论余光中，且看乡土文学论战中站在他对立面的，像是放下豪言“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的陈映真，因组织阅读左翼书册罪被捕，判刑十年，获蒋介石特赦出狱后仍直指美国透过知识输出让台湾成为其附庸的文化渗透，晚年更索性搬到北京居住，抑或黄春明，因台语文书写问题受到挑衅而与人爆发冲突，被控公然侮辱罪，就这样坚持一生，愿意为信仰承担代价，理解他们的人还有多少呢？

往事并不如烟，那么余下的是什么呢？余光中是不合时宜的错位者，是满怀心事的怀乡人，或者说，是本雅明笔下历史唯物主义新天使，挣扎于由过去与未来所构成的巨大张力的当下，一帧剪影，茕茕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