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编译｜电子政务能减少拉丁美洲国家的腐败吗？

电子政务减少腐败吗？

摘要:

现有关于“电子政务—腐败”因果关系的讨论大多以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腐败感知指数”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 以及世界银行 (World Bank) 的“腐败控制指数” (Control of Corruption Index, CCI) 作为测量数据。然而，上述两个主流数据库都主要依靠高层精英（企业高管、区域国别专家等）对于腐败的主观感知与判断来构建数据。尽管 CCI 数据有将来自普通公众的民意调查数据纳入考虑范畴，但其赋值权重较低。普通民众极少有机会亲历权力位阶上端的权钱交易，对其为数不多的认知也基本来源于媒体报道。他们通常所遇到是街头官僚在公共服务过程中索要贿赂，或是为了自己办事方便的需要，主动向街头官僚提供贿赂，数额一般较小。因此，该测量方法所生成的主观腐败指数更适用于评估发生在高层的大规模腐败 (grand corruption) 行为，而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普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小规模腐败 (petty corruption) 现象。而基于该数据所开展的研究也无法为“电子政务是否/如何减少街头腐败现象”这一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本文的作者认为，电子政务通过减少了民众与官僚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起到了限制行贿和受贿的作用。为了验证这种因果机制，作者以腐败著称的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国家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LAC) 为背景，对比研究了线上与线下两种类型的政务服务，并控制公民与官僚的互动情况，结果发现电子政务显著减少了基层腐败的发生，但这种效应仅限于民众与官僚无需面对面接触的政务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子政务是否遏制腐败取决于其能否避免公民与官僚之间的面对面接触。

作者简介:

Vaiva Kalesnikaite, 克莱门森大学政治学系

Milena I. Neshkova,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公共政策与行政系

Sukumar Ganapati,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公共政策与行政系

编译来源:

Kalesnikaite, V., Neshkova, M. I., & Ganapati, S. (2022). Parsing the Impact of E-government on Bureaucratic Corruption.Governance, 1 – 16.

从左至右：Vaiva Kalesnikaite，Milena I. Neshkova 与 Sukumar Ganapati

电子政务与腐败控制

透明国际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the abuse of entrusted power for private gain)，包括行/受贿、敲诈勒索、挪用公款等一系列违法行为。腐败的发生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主观上的动机与倾向，二是客观上的机会结构。而打击腐败无非从这两方面下手：一是录用道德品质高尚、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人担任公职，二是完善相关激励与约束机制。

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手段，电子政务具有以下两方面的要义：一是通过互联网增强政府信息的可及性；二是通过互联网向公民、企业等提供线上政务服务。电子政务对遏制腐败的作用可概括为：信息披露功能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便于实时监管与公众反馈；线上政务办理则通过减少民众与官僚的物理接触，起到了限制官僚索贿以及公民行贿的作用。

数据建构

作者的模型覆盖 2008 至 2018 年间，21 个拉丁美洲国家在基层腐败、电子政务建设以及其他经济社会表现方面的数据。数据的主要来源为：美洲晴雨表调查 (the Americas Barometer survey)项目、民主多样性研究所 (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麦迪逊项目 (the Maddison Project) 等。相的关变量如下（参见表 1）：

表 1

因变量（基层小规模腐败的发生率）：办理政务服务时所支付的额外费用 (extra payment) 与向警察支付的贿赂 (bribe to police officers) 。前者代表无需民众与官僚直接接触的政务领域（大部分证件业务已实现全程网办），后者则代表民众与官僚不可避免产生直接接触的政务领域。

自变量（电子政务的建设水平）：线上服务指数 (the Online Service Index, OSI)、电信基础设施指数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II) 与人力资本指数 (the Human Capital Index, HCI)。OSI 用于衡量线上政务服务的范围与质量；TII 用于衡量国家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能力；HCI 用于衡量公民使用电子政务的智识能力，它们构成电子政务建设水平的三个要件。

控制变量：作者控制了民主 (democracy)、新闻自由 (press freedom)、新教徒 (protestant)、城市化 (urbanizatio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per capita)、通胀 (inflation) 等可能影响腐败的因素。

OLS回归结果

表 2 显示：电子政务建设水平与官僚加收服务费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且电子政务建设水平每增加 1 个单位，官僚加收服务费的情况将减少约 6.4%。另一方面，尽管电子政务建设水平与向警察行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但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换言之，电子政务并不能遏止所有类型的基层腐败现象。电子政务的“反腐”效应仅局限在那些无需民众与官僚面对面接触的政务领域（例如，线上办理执照或许可证），而不适用于那些仍需要民众与官僚直接互动的政务领域（例如，交警当街执法）。这是因为官僚在后一种情况下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电子政务是否遏制腐败取决于其能否避免公民与官僚之间的面对面接触。

表 2

表 3 则分别考察了电子政务建设水平的三个构成要件对官僚加收服务费用以及向警察行贿的影响。结果显示：OSI 是遏制基层腐败行为的显著因素，即增加电子政务供给（以及由此导致的公民与官员直接互动的减少）将起到限制腐败的作用，而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作者的观点。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教徒占比较高的国家，基层官僚向民众索要额外服务费或贿赂的可能性较低，这在表 3 中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相关。

表 3

小结

本文从实证层面解释了电子政务在遏制基层小规模腐败方面的机制：电子政务通过减少民众与官僚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起到了限制行贿和受贿的作用；而对于那些仍需要依赖民众与官僚直接互动、官僚拥有更多自由裁量权的政务领域，其效果却不显著。这也为腐败治理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增加电子政务的供给、减少民众与官僚的“物理性”接触、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

未来的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挖掘：一是电子政务如何改变街头官僚的观念与态度，又如何塑造基层官僚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二是哪一种反腐手段最具震慑效果？三是拓展公民采纳电子政务的定性研究（心理和行为特征）以进一步揭示电子政务在减少腐败方面的因果机制。四是本文立足于尚在转轨阶段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学者可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复制研究，以检验结论的普遍性。

编译｜刘芷菡

审核｜查皓

终审｜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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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顶刊编译｜电子政务减少腐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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