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大战爆发的指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启示

“俄乌危机”的爆发，引发国际舆论对俄乌战争的大讨论，中国网民亦热议此次战争，一时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成为一大热点，民众与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关心是否会爆发“大战”这一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系统看待世界近代史上爆发的“大战”，识别大战爆发前的信号。在此方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乔尔与戈登·马特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英文2007年出版，中文2021年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监测大战爆发的一些指标，其对人们理解当前的局势具有战略性参考价值。这些指标包括：国际社会是否形成竞争性联盟体系、军队在国家内部的地位是否上升以及军事价值观是否渗透到民间、各国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相互作用是否以战争为出口、政治性冲突是否成为首要因素、社会是否形成战争心态。现将此书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竞争性联盟体系促进战争的爆发

一战爆发的一个因素在于竞争性联盟体系的形成。一般认为，基于传统的“均势”思想，欧洲国家习惯于结成势均力敌的联盟以彼此制衡、维护和平。但本书作者认为，势均力敌的联盟体系同时也是一种竞争性联盟体系，一战之前形成的“协约国”（法国、英国、俄国）与“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就是一种竞争性联盟体系——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以维持稳定，法国则与俄国结盟以反对德奥。这种联盟体系造成了既有国际体系的分裂，其不仅无法调节当时国际体系内部已经出现的冲突，而且会加剧国际体系的紧张态势，因为普遍的结盟会缩小联盟内部国家之间的问题、简化矛盾、凸显对立，继而推动各国制定战争计划，加快战争的脚步。作者对这一观点的具体阐述如下：

（一）作者认为，一旦形成两大竞争性联盟体系，双方会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这种时候，如果一方谋求打破“均势”，采取了比他国政府更激进的军事措施，那么，对立阵营也会在军事领域做出反应，加强联盟内部团结，做出战备计划。如此，双方将走上军备竞赛道路，而“军备竞赛本身就会让人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因为，这种情况下，联盟内部国家的心态是，“预感到战争很可能迫在眉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认为战争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心态可能“比导致大战实际爆发的直接责任”更加重要。

（二）联盟体系预设了各国立场，为战前外交活动制定了框架，容易阻碍外交政策的灵活更迭。作者指出，如果两大联盟的个别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竞争性联盟体系的存在就决定了“联盟内其他国家对战争形态的预期和对谁可能是朋友、谁可能是敌人的预期。”这种情况下，国家间战争就成为不可逆的行为，从而造成“大战”的爆发。

（三）联盟体系具有自我扩张需求，会将对立关系放大到更大的范围。作者指出，一战之前的联盟体系仅仅规定了在“紧急状况下”，即一国受到他国入侵的情况下，联盟中另外的国家会为其提供外交及军事支持；在和平时代，联盟体系往往无法为国家提供足够的外交支持，以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点间接促使大国致力于争取小国的支持，以充实自己联盟内部的力量，从而形成普遍的对立。

二、军队因素是战争爆发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国家中军队的地位越高、军事价值观对社会的渗透越深，就越容易发生战争。因为，军队会做出战争决策，并促使做出参战决定，而军事价值观的渗透会让民众支持战争。具体表现在：

（一）“一战”爆发前的多个国家，军队的地位都要高于文官的地位，文官的政治决策受制于军队的战略决策。在德国与奥地利，军队甚至可以主动地对政府施加影响，说服政府采取战争的行动。特别是德国，德国军队不受文官们的政治控制，其陆军直接听命于德皇，可以绕开文官体系做出军事决定。进一步说，在“一战”前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国际环境中，军队承担的民族象征意义有助于自身地位的提升，使其决策的重要性倍增。在奥匈帝国，陆军承担民族抱负，成为国家的代表，甚至是国家最强大的凝聚力量。同样的，对于英国来说，海军是大英帝国的象征，德国扩张海军的计划是对大英帝国力量的挑战。

（二）军事价值观的渗透会刺激战争的爆发。一旦一个社会对军事价值观的认同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首先，民众会对军队的决策表现出极大的依从性。例如，在“一战”爆发前，德国民众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民众都更崇拜且服从于军队，甚至可能会听从军队中任何人的号令，这也是德国主动参与“一战”的原因之一。其次，军事价值观的渗透也会让民众产生对军队的热爱，表现出对战争的欢迎态度，甚至积极应征入伍。此外，政府推行的各项体育训练将健康与爱国主义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做好了参军的准备。

三、国内因素对战争决策的推动作用因国而异

主导各国走向战争决策的因素不仅有国际关系的因素，也有国内政治的因素。乔尔和马特尔认为，国内因素对战争的推动是因国家而异的，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往往会相互作用，并不会单独发挥作用。按国别总结如下：

（一）德国走向“一战”的过程中，国内政治和外部压力基本等同。“一战”前的德国确实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压力。德国政府希望战争可以终结令他们感到恐惧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德国也确实需要较为强硬的外交政策来培养国内的民族团结精神。但德国走向战争的决策绝不仅仅是国内政治压力的产物，维护大国地位也是德国政府所必须达成的目的之一。德国人不仅要“在左右两翼之间保持平衡，而且要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之间保持平衡”。

（二）奥匈帝国走向战争的决策完全是其国内问题的产物。随着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问题愈演愈烈，很多民族开始向外寻求支持以谋求自身的独立。其中，南部斯拉夫人的问题最为显著，而奥匈帝国所采取的政策引发了这一族群的极大不满。在奥匈帝国看来，塞尔维亚已经成为威胁到其存在的国家，必须对其发动战争以获得对其的控制。

（三）俄国走向战争的决策受偶然事件的刺激。俄国走向战争完全受到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和俄国国内爆发革命的影响，很难将其中的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分开来进行分析。在远东战场上的失利动摇了沙皇政府的根基，统治者则坚信对外扩张的政策有助于国内政治的发展。俄国统治者的战争决策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更类似于俄国国家转型中的一个副产品。

（四）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国内政治与政府外交政策相矛盾。法国国内的政治分歧使得法国外交官只能等待俄国和德国为其创造战争的机会，但法国在坚持和平的同时，也实行了一系列保证法国在战争中胜利的政策。英国国内对战争的意见难以统一，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妨碍了英政府实行旨在维护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意大利的国内问题也让它在一开始采取了中立政策，而意大利之所以被拖入一场它所不愿意卷入的战争，则是街头示威和外交政策相结合的结果。

四、刺激战争爆发的是政治性因素

在本书作者看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推动国家走向战争的因素都是政治性的，是维护大国地位的需要，经济和殖民扩张不会直接引发战争，因为：

（一）出于经济的考虑会阻碍战争决策的推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层面的经济考虑，都不利于推行战争政策。没有证据表明，工业家们会为了赚钱而挑起战争，金融与贸易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则成为长期战争的掣肘。政治家们发动战争时，并未考虑到经济因素，因为它们坚信战争不会持久。

（二）帝国主义推动战争爆发的作用是间接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往往被认为是战争来源，但在乔尔和马特尔看来，这一点并非造成战争的直接因素。更何况，“一战”前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危机限于欧洲范围之内。如果一定要说帝国主义促进了战争的爆发，那也是在心态层面上——帝国主义心态令国家更愿意承担战争爆发的风险。

五、社会心态为大战爆发提供温床

“一战”爆发前的各种社会心态塑造了各国的社会心态，为大战的爆发做了准备。具体体现在：

（一）各国政府积极影响舆论，旨在赢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任何政府在发动战争之前都有必要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在“一战”爆发前，各国都充分意识到了舆论对大战的影响，希望用民族情绪来包装发动战争的决策。在战争爆发之前，各国政府就通过历史教育向儿童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并教育他们尊重国家伟大的历史传统。这种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话语令民众更容易接受战争前夕的战争宣传，也更容易形成对战争的欢迎态度。

（二）和平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式微为战争扫清了障碍。在“一战”爆发前，和平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阻碍，这为大战的爆发扫清了障碍。一方面，大战爆发的时间很短，事件接踵而至，人们还来不及发动反战运动，获得有限支持的和平运动则要面对政府的冷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渗透等阻碍。另一方面，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阻止战争的时候举棋不定：他们既觉得战争有促进革命爆发的可能，但也意识到战争对无产阶级的伤害。

（三）施压团体和思想运动进一步助长了民族和帝国主义情绪。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绪会让人们感到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一战”前的施压团体和思想运动助长了这些情绪，甚至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型的民族主义，将人民和他们的国家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

（四）虚拟作品助长了民众的参战情绪，进而向政府施压。军备竞赛和国际危机所造成的恐惧激发了侵略体裁和间谍主题作品的创作。这些虚拟作品既反映了民众的焦虑与恐惧，又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终将胜利。民众的这种心态也反过来向政府施压，促使政府采取战争举措。

总之，在竞争性联盟体系的压力下，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已经渗透进了每一个社会阶层，而每一个社会阶层中也都涌现出了愿意冒险发动战争的人士，那么战争就容易爆发。正是这种不规避战争、愿意接受战争作为解决问题出路的态度让“一战”爆发成为可能。国际危机和军备竞赛从外部促使各国政府部门采取更积极的战争决策，最终导向“一战”。

（整理者：胡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