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⑳｜刘丰庭:战斗到底，直到把那些“日本野仔”赶走

【编者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超过30万。今年正值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由刘玉创作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今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转载获作者授权。

澎湃新闻今天刊发的文章是抗战老兵刘丰庭的口述故事。

【刘丰庭】

1921年11月17日生于广西桂林市资源县资源镇马家村。1944年春加入国民革命军资源补充团，后调入第七军一七三师五一八团，同年9月调入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部特务团（警卫团）；1949年回乡务农。2012年12月27日离世，享年91岁。

一

民国三十三年（1944）正月初四，我和家里的人正准备去隔壁村的亲戚家拜年，村里来了几个人，说是政府派来抓丁的。按照政府“三丁抽一”的征兵政策，从年龄上讲我是家里最适合去当兵的人选，但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所以很不情愿去。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五花大绑起来，然后将我和其他人一起带到资源县城。

初五，我们被送进了补充团。初八，我们被汽车拉到邻近的兴安县。听补充团里的老兵讲，我们这批新兵是要直接送到抗日前线去打仗的，好多人都怕得要命。

我们在兴安集结、训练了三个月以后，就坐火车到湖南长沙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坐船过洞庭湖，两天后到了湖北省镇西，之后开始赤脚步行，那时候连草鞋都没得穿。7月中旬到了河南铜城（音），我们被安排进第七军一七三师五一八团。

在那里住了几晚，又辗转到河南双城。

记得有一个资源老乡蛮喜欢唱山歌的，开始一直在唱，后来一上火车就吓哭了，搞得好多人都跟着哭。没几天，他就死了，不知道怎么死的。

二

当年9月，我们来到了湖北老河口。

还没来得及适应那里的气候，我们就被分配到各部了。我和几个互不相识的桂林老乡一起，分配进了负责保护李宗仁的警卫团，我分在三营八连。记得团长是梁干明，连长是黄炳清，后来换成谢志善。那时候我23岁。

老河口，位于鄂豫川陕四省边界，公路四通八达，依山临江，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9年9月，李宗仁把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这里。

侵华日军为了打开中原门户，企图以重兵快速攻占老河口撕开一道缺口，于是频繁向第五战区进攻，李宗仁率第五战区的官兵在老河口奋勇抗敌。听我们班长讲，日本人主要想攻下老河口以后以便进攻重庆。日军先后派了11个师团20多万兵力来攻打第五战区。

前方战事吃紧，日军的轰炸机每到天黑就发疯似的漫天投弹。

每到这个时候部队就拉响警报，官兵们都一溜烟涌到防空洞里躲起来。但是因为经常有日本派来的特务刺探情报，所以，洞外总留下一个卫兵看守。

这天，又轮到我站岗值守。

天空黑压压的一片，两旁只看得见20多米内的景物。因为风大，我在院子里来回巡逻了几圈后，就躲在那棵歪脖子枣树下盯着远处看。

30多米远的地方，一个黑影向着我站的方向慢慢移动。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抬头东张西望一阵以后，又往回走去。

我死死地盯着前方，手里的步枪这时已悄悄瞄准黑影。我没有着急开枪，想看看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口令？”当黑影来回绕到第三圈的时候，我大声盘问，慌乱中同时扣动了扳机。枪是朝天上开的，因为部队有规定，遇见这类情况必须先鸣枪警告。如果对方再不回答口令，我第二枪就要朝他瞄准射击了。

“砰”的一声脆响之后，对方不紧不慢地应道：“我是长官。”

听说是长官，我就大着胆子往前小跑几步，定睛一看，模糊中果然见那人着一身长袍，足蹬马靴，极有派头，心想应该真是来查岗的长官，便没有再多加盘问，对方也很快就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军营里就像炸开了锅，大伙都在议论着昨天晚上有卫兵向李长官开枪的事。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上。天啊！

昨天晚上那一枪，差点让我闯下大祸。我开枪打的那位长官不是别人，正是驻守老河口的第五战区最高司令长官李宗仁！

一吃完早餐，我就接到了要开大会的紧急通知。

闯祸了，闯大祸了！朝长官开枪，这是几大（桂林话，意思是很大）的罪过哦。

我感觉口干舌燥，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吃什么都觉无味。那个早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被人群推搡到了会场。

“昨天晚上，有个卫兵冲我开了一枪！”会议开始以后，李宗仁直奔主题。站在队伍后面的我估摸着自己死期已到，腿脚发软，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更莫讲像别人那样踮起脚尖看看司令长官的样子了。

李宗仁讲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下来，双眼环顾四周，等全场的官兵不讲话后，接着讲道：“这一枪开得好啊。说明我的卫兵警惕性很高嘛，有这样的卫兵，我就放心了。”

听到这里，我那颗吊在嗓子眼的心才落了地。原来长官不仅没有责罚，还在大会上表扬我了哩。

通过这件事，部队的官兵觉得李宗仁是个爱兵的好官，都更加拥戴他，好些人都表示跟着这样的长官打仗，真是汽车压罗锅——死也直（值）了。

三

民国三十四年（1945）2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前往汉中府当汉中行营主任。

长官部的车队先行一步离去，我们的部队，以每天120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往汉中，累了就啃干粮，困了就睡在路边。最苦的时候，上面就发点钱，自己买米煮饭吃，因为钱少买不起菜就光吃饭，叫作吃“鼓眼饭”。

有一天，部队驻扎在一间破庙里。

天快黑的时候，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屋外灰蒙蒙一片。我手握步枪，拖着疲惫的双腿在庙门口警戒。就在准备回屋交班的几分钟前，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还是来了——两架日军轰炸机从远处呼啸着飞过来，我赶快冲着破庙里的人们大声喊话：“野仔的日本飞机来了，快躲啊！”

喊完，我连滚带爬地跑到旁边的柳树下抱头蹲下。刹那间，日军从空中丢下的炸弹已经在我身边炸开，巨响几乎将我的耳朵震聋。我就着炸弹爆炸发出的光亮，看见四周弹片、泥土横飞，头顶的老柳树枝桠被炸成了几十截，横七竖八地一股脑砸下来，打得我浑身发痛。

几秒钟以后，日军的轰炸机走了。

我下意识地在自己身上摸了一遍，幸运的是什么零件也不缺，只是受了伤，全身痛得厉害。我歇了一会儿，赶忙跑回院子去，院子的一间空屋被炸塌，还好，里面的人基本没有大碍。

第二天，看着破庙门口一亩左右的田垌里全是弹坑，我不由得大声喊了起来，喊声带着哭腔：“这家伙，比老家死了人送葬的时候放的登山炮要响几十倍呢，还好没有炸到老子！”

雨一直在下，天刚亮，队伍又朝汉中方向出发了。我摸着脸上生疼的伤口，越想越后怕，越想越生气，心里忍不住骂：“这些死日本野仔！”

后来才晓得，是有汉奸指示日本人轰炸，他们以为李宗仁在这里。我们副团长带人去抓，汉奸是两个女学生，审问过后送去总部枪毙了。后来又抓了好多汉奸，都毙了。

抗日战争的仗打得最激烈的日子里，这样的历险，隔三岔五就会有一两次，我们经历过几次也就慢慢地习惯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不死，就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把那些日本野仔赶走。“日本野仔”，我习惯这么喊那些毫无人性的侵略者来表达对日本兵的憎恶。只有把他们打跑，才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广西资源老家。

我们到汉中没几天，李宗仁又回老河口去了。听说我们走后一个月左右，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那边，川军在那边和日军对战。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长官司令的刘峙指挥川军和日军作战，部队很多官兵好像不尿他这一壶（桂林方言，意思是不吃他那一套），李宗仁就回去帮了他一段时间。

那两年，我们就这样在警卫团里追随李宗仁辗转在各个战场，转过来，转过去。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那时候，不记得是几月了。有一天，我们正在汉中府附近行军，前面传话来讲今天有个大官要过来。我们就奉命站在路两边，让大官的车队先过。没多久一排汽车开了过来，一路也没有停车就开过去了。等他们走了好远，团里的长官才说那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呢。这是我离蒋介石最近的一次了。

四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蒋介石喊去当北平行营主任，后来好像是1946年秋天又改作“国民政府北平行辕”。我们就跟着一起到了北京。

有一天，白崇禧对我们训话。他讲：“你们这些人大多数是广西人，你们是警卫部队，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机关枪叫、大炮响。我这次就带你们去听听。”

第二天，炮排、机关枪连、步兵就挨喊起去攻打信阳。晚上到信阳以后，见城里亮着灯，白崇禧就讲：“我们都杀过来了，城里的共军还睡得这么舒服，炮兵，给共军放两炮！”

战斗就这么打响了。白崇禧在天亮前带着随从先离开了。天亮以后，我们子弹打光，挨共产党部队“包了饺子”——活捉了。我们被关了一个礼拜。解放军里的人问我们：“愿意回李宗仁部队还是愿意回老家？回家的话，就给伙食。回部队的话，不给伙食费，自己走回去。”

结果大家都没要伙食费，都回原来的部队了。

后来，国民党军队兵败。1949年正月，李宗仁、白崇禧想搬回广西老家死守两广。

我们那个团部接到命令押送李宗仁的私人物资回桂林，部队走到兴安县百里镇以后，我想着国民党大势已去，趁没有什么人注意，就偷偷开溜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