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稳增长｜对话姚景源：稳物价和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比追求5.5%增速更重要

【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间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需各方付出艰苦努力。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稳经济有哪些“底牌”？促就业还有哪些新招？政策合力应向何处使？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十位经济学家，推出系列专题《问计稳增长》。

二季度和上半年中国经济分别增长0.4%、2.5%，该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下一步对于保就业、促消费、稳增长，政策又要如何发力？

近日，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指出，看统计数据，不能只盯住一个数来讲它的大小高低，而是要善于把握这个数的变化，通过对数据变化的分析，进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状态，并且找出它的规律性。

姚景源建议，要尽快推动汽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刺激汽车消费或可以考虑取消地方对汽车的限购政策。当前已经下达的地方专项债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也需要提前下达明年地方专项债额度至少1万亿。此外，他表示，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也具有下调空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有大手笔，但也要精准施策，不能搞大水漫灌。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摄

以下为澎湃新闻与姚景源的采访实录（略经编辑）：

主要数据在回升改善，但也要看到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牢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二季度和上半年的GDP数据？不知道跟您此前的预期相比如何呢？

姚景源：二季度增速0.4%确实低于预期，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二季度中国经济的内外挑战、不确定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具体讲还是疫情，上半年全国除了西藏以外，剩下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受了疫情的影响和冲击。

上半年2.5%的这个增速，虽然数值不高，但来之不易。上半年近30个省市自治区受疫情冲击，而且主要冲击的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对全国GDP的贡献率约10%，长三角更是占到近25%，而且全国80%以上的城市和上海都有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这就导致了上半年疫情冲击比2020年一季度的冲击还要大。

通过月度数据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情况，1、2月份中国经济还是保持了较好的增长，3月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行，4月份急速下滑，5月份出现边际改善，6月份主要指标总体回升。将6个月的数据画成一张图，就是个“V”字。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抗风险能力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是及时、科学、有力的。一、二季度经济顶住压力实现正增长，经济V型反弹，印证了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政策效果显现，我国经济体量大、市场空间广、发展韧性足、改革红利多、治理能力强的优势将进一步发挥，经济有望保持恢复发展的态势。

所以，我们看统计数据，不能只盯住一个数来讲它的大小高低，而是要善于把握这个数的变化，通过对数据变化的分析，进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状态，并且找出它的规律性。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当前的经济形势？

姚景源：虽然6月份的主要数据在回升改善，但还是能看出来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牢，特别是经济内生的动力还是不充足的。

当前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面临一些问题。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1%，我觉得这个增长并不高，过去我们这一部分的增速能达到20%甚至30%。另外，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5.4%，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了22.2%，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28.9%，应该说房地产拖累了整个投资。

下半年，要进一步加大出口力度，要保持出口实现13%-14%的增长，当然难度很大，需要政策扶持。在投资领域，一定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消费当前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下半年在扩大消费上面也应该采取更大更果断的措施。

澎湃新闻：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要如何发力呢？

姚景源：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超前建设的意识，它不仅能形成有形资产，为整个经济发展打下基础，也能增加消费，一般来说基础设施投资中会有20%形成消费，起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增加就业的作用。

我们到2035年计划建成16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目前是12万公里，至少还有3万多公里的潜在空间，这些都是经过论证的。我认为这3万公里规划不用等到2035年，现在就能进行建设，下半年就可以筹划进行，这方面我们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加大力度促进汽车消费

澎湃新闻：对于扩大消费，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办法？

姚景源：上半年特别是6月份，汽车对整个经济回升拉动是比较大的，但当前还不够，我们汽车消费的潜力还非常大，可以鼓励扩大汽车消费。

美国现在每千人平均拥有800台车，日本每千人拥有600台车，而我们只有170多台，差距是相当大的，我主张在这方面一定要加大促消费力度。对于促进汽车消费，最有力的措施应该是解除汽车限购。

当前中国汽车的保有量约为4.06亿辆，而拥有汽车驾驶执照的居民超过4.4亿人，这中间有好几千万人有驾照没有车，怎么解决？一方面要让汽车价格回落，让大家买得起。另一方面，要尽快推动汽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

汽车工业关联着包括电子、化工等150多个行业，汽车行业的增长对整个工业和经济增长都能提供强大拉动力，一定要把汽车工业搞起来，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居民还有相当强的购买力和需求，如果放开汽车限购，消费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居民可能会购买几十万元的汽车，这将对拉动消费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至于放开后可能会出现堵车等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来应对。当前技术发展已经给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创造了很多空间。建设智慧城市，促进大数据和数字经济发展等方式都可以提高城市管理能力，而简单的限购则是一种“懒政”。

稳物价和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比追求5.5%的GDP增长更重要

澎湃新闻：上半年很多城市的社会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接下来将如何恢复？全年5.5%的目标还能实现吗？

姚景源：从统计分析角度看，上半年经济出现低位，很重要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下降的幅度大。

二季度，东部和东北部分地区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但中西部地区工业生产总体稳定，支撑了工业生产。二季度，中部、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9%和6%，均快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二季度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2.3%和2%，增速也快于全国。

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增长是快于东部，上半年中部、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均增长7.3%，快于东部地区5.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0.7%和8%，分别快于东部地区6.2和3.5个百分点。

但是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如果控制住疫情，经济反弹速度和力度都会很大。比如6月份上海、吉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和6.3%，而上个月分别为下降30.9%和4.9%。

我认为，如果下半年中西部还能保持上半年的状态，并且再好一点，东部地区也有迅速地回升，我觉得争取5.5%的目标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也要看到，对全年经济来说，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做好稳就业，稳物价和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比追求5.5%的GDP增长更重要。

尽管实现全年目标确实难度很大，但我们仍然要努力，下半年工作要以这三点作为发力点：

一是要保住就业，要解决好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尽管当前城镇调查失业率正逐月回落，但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达到了19.3%，这是个大事。这个群体涵盖了大学毕业生，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充满朝气，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激情。国家和社会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实现理想抱负的平台。年轻人就业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单单是就业问题，它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是稳住物价，继续保持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对于稳住物价，我们面临的内外部压力还是很大的。一方面欧美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最高点，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高通胀问题，所以输入性通货膨胀肯定是有压力的。另一方面，国内很多商品的价格也在波动，比如猪肉价格连续两三个月都在上涨，所以我们也要稳住国内价格。

三是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既要实施好宏观政策，又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当前社会消费在下降，银行储蓄存款在增加，说明了市场预期偏弱，要扭转这个局面。我们现在有1亿6千万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要激活它们的内生动力，让预期由弱转强。1亿6千万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了，就业自然就会有较大的提升，经济回稳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就没问题。

澎湃新闻：对于保住就业、稳定物价和激发市场活力这三件事，接下来具体要怎么做呢？政策需要从哪里进行发力？

姚景源：在财政政策上要加大对就业的扶持力度。当前政策给了企业一些稳岗基金，政策效果更多是集中在防止失业，而下一步要做的是鼓励企业吸纳新的就业，这一点很重要。

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内，国家要能出一个招法，实实在在地扶持新增就业。比如，对今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对于青年人自主创业，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低息乃至无息的贷款？

财政政策要对扩大就业、稳定物价和激发市场活力都有精准地发力。今年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都大于去年，财政政策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大。不能搞大水漫灌，要精准，但也要有大手笔。

应提前下达至少1万亿地方专项债

澎湃新闻：如果下半年经济再次受到疫情冲击，政策工具箱里还有什么“底牌”吗？

姚景源：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都有诸多不确定性，还是“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三句话。

在疫情防控上应当更加精准，尽可能处理好疫情防住和经济稳住的关系。上半年上海疫情之后，一些省份出现了物流不畅、高速公路不通等情况，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所以防住疫情和稳住经济要结合起来，以一个系统工程角度来考虑。今年上半年我们也在探索，在这方面大家的认识也越来越统一了。

如果面对更加严峻的形势，政策工具箱里也还是有工具的。货币政策的责任是要给市场主体降低融资成本，融资成本低了，贷款需求自然就增大了，资本活力也就增强了。现在降低融资成本有两条路径，一个是降低利率，一个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我觉得这两条很重要。

但是调整利率面临现实的问题，美联储加息缩表给我们的货币政策也确实带来了约束，但我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还是有很大空间的。现在存款准备金率综合起来约9.5%左右，在全世界都算高的，我觉得这方面还有空间。

对于财政政策，我觉得今年减税降费的力度是相当大了，去年减了1.1万亿，今年目标是2.5万亿，后来又增加了1400亿。同时，今年新增专项债限额是36500亿元，而上半年专项债的发行已超34000亿元，基本完成了全年下达额度，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下半年预留的空间实在是太少了，我认为应当把明年地方政府专项债计划额度提前发放一部分，至少要1万亿以上，已经下达的地方专项债需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牵引力，这将对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很大作用。

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压力，当前通胀率是1.7%，我相信只要把稳住物价作为一个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今年通货膨胀要是不超过3%，也就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留出空间，不用担心物价飞涨而畏手畏脚。

澎湃新闻：对于打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消费，您认为还需要在哪里加力吗？

姚景源：现在很多地方用发消费券的办法来鼓励引导大家去消费，进一步去拉动消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措施，要进行研究，同时也要有新的政策引导预期。

在经济下行状态下能把收入稳住是不容易的，要使大家预期增强，因为消费的根本在于居民有没有钱，这取决于两条，一条是短期内收入是否稳定，另一条是未来的收入预期会不会增加。如果这两条做到了，居民有收入，也认为未来工资还会涨，居民就敢花钱，所以一定要引导预期由弱转强。

当然，鉴于各地情况不一样，发放比例不好拿捏，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发放消费券能拉动多少消费、能解决多少企业增长问题、能带动多少就业，这需要算账，全国各地情况不同，这实际上也是提高地方政府管理政府事务水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