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到底有没有理解黑格尔，看看他又怎么说......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把黑格尔贬得一钱不值。很多人因此对罗素进行了批评和讨伐，认为他对黑格尔的理解太过浅薄。

但以罗素的智力以及他早期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身份，按理不至于对黑格尔有太大的误解。但这也不尽然，智力和理解力再高超的人，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犯愚蠢的错误。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罗素在这本《西方的智慧》里，是如何解读黑格尔的。需要说明的是，个人认为，这里的解读要比《西方哲学史》里的解读，丰富深刻了很多。（老蝉说）

老蝉另按：

以黑格尔《小逻辑》§236的定义，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自身对自身的显现”。因此“绝对理念”，在集合论中，就是不寻常集合的集合----所有包含自身的集合的集合，这样的集合导致无限循环，可以形象地表示为：......{{{{{{{1}}}}}}}.......---一个无限循环过程。

黑格尔体系就是这样一个无限循环，正反合的每一个过程就是一个集合迭代的过程，而绝对精神无时不刻地在其中显现，绝对精神就是正反合这个过程本身，是自身对自身的显现（包含自身的集合的集合）。对应计算机是无限死循环，但没有死机，指针没有飞。

这样一种把“绝对精神”作为“理论的和实践的理念的统一”的事物演化的“头”，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并不产生矛盾，而只是一个无限循环过程。在集合论中，虽然我们也要避免形成这种无限循环，但相较寻常集（不包含自身的集合）来说，其所有集合的集合形成的悖论（罗素悖论也称理发师悖论），后者则是矛盾的，而黑格尔体系并不产生矛盾，而只是无限循环。

而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这个“头”砍去，然后将头脚倒置过来，就形成了“罗素悖论”，整个体系就是矛盾的了。

马克思普遍规律，是寻常集合，所有不包含自身的集合的结合，可以形象地表示为？{1}？。这样的马克思普遍规律，是一个悖论，是矛盾的。对应于计算机就是宕机了，即指针都飞了。

结合本文，可以看出，作者用主谓词正确指出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对待主谓关系的区别。但最后还是回归到所谓“辩证逻辑”（文中之“主谓辩证法”），则是无视了数理逻辑（集合论）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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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罗素

《西方的智慧》

伯特兰·罗素 著 张卜天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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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哲学文献中，黑格尔的著作是最难懂的之一。这不仅因为所论话题的性质，而且也因为作者生硬晦涩的文风。虽然偶尔也有精彩的隐喻让人松一口气，但并不足以抵消整体的晦涩。为了力图理解黑格尔的目标，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康德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区分。就“实践”一词的原义而言，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坚持了实践至上的原则。因此，他非常重视历史和一切人类努力的历史性。至于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那里有所根源的辩证法，其合理性在黑格尔看来无疑源自对历史运动的起伏发展所作的考察。如前所述，尤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发展似乎就遵循了这种模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提升到了历史解释原则的高度。现在，从两种对立要求辩证地演进到某种妥协的解决方案已经够用。但黑格尔进而指出，历史必须根据这一原则经历其各个阶段。不用说，只有扭曲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认识到历史事件的模式是一回事，根据这一原则去演绎历史则是另一回事。谢林的批评既适用于自然哲学，也适用于这一点。

在某些方面，辩证法会让人想起苏格拉底努力追求的善的形式。善的形式对应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正如苏格拉底的辩证法通过推翻特殊假说而最终导向善的形式，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要上升到绝对理念。无论如何，《逻辑学》对此过程作了解释。需要记住的是，对黑格尔而言，逻辑学其实与形而上学同义。因此在这个标题之下，我们看到了对范畴的一种解释，它们是通过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演进过程相互构造出来的。该学说显然受到了康德对范畴的讨论的启发，也把“单一”这个范畴当成了出发点。然后黑格尔就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构造了一长串有些任意的范畴，直至到达绝对理念。至此，我们转了一整圈，又回到了单一。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把绝对理念看成完备性和可靠论证的一种保障。事实上，绝对理念成了“单一”的最高范例，所有差异都在其中消泯了。

至于导向绝对理念的辩证过程，它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这个令人费解的概念。黑格尔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这一点，其他人也做不到。但黑格尔这里依靠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他的著作中充斥着这样的例证）：绝对理念的观念未得辩证法支持的人与得到辩证法支持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像祷告对孩子的意义和对老人的意义完全不同一样。他们都在背诵同样的语词，但这些语词对孩子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噪音，而对老人来说却会唤起人生的回忆。

辩证法原则因此宣称，辩证进程到达终点的绝对理念是唯一的实在。在这方面，黑格尔尤其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影响。因此，整体中的片断本身没有任何实在性或意义，只有与整个宇宙联系起来，它才可能有意义。于是，我们所能冒险接受的唯一命题似乎就是，绝对理念是实在的。只有整体是真的，任何部分都只可能有部分真实性。至于绝对理念的定义，黑格尔讲得如此晦涩，以致没有什么用处。但其主旨却非常简单。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即自我思想的观念。

这件形而上学作品在某些方面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神，是一个隐藏在自己思想中的冷漠而不可知的东西。在其他一些方面，它让人想起了斯宾诺莎那个等同于宇宙的上帝。和斯宾诺莎一样，黑格尔也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二元论。和费希特一样，他也从心灵开始，因此会以观念来论述。

黑格尔将这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理论用于历史。它适用于历史的某些一般模式，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黑格尔正是从历史中导出了辩证法原则。但如前所述，不应以这种先验方式来寻求对具体事件的详细解释。此外，历史中通向绝对理念的辩证过程为某种粗陋的国家主义宣传提供了机会。历史似乎已经在黑格尔时代的普鲁士达到了最终阶段。这正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里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这位辩证法大师的推导未免有些仓促和草率。

同样的论证模式也使黑格尔赞同以极权主义的方式来组织国家。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精神在历史中的发展首先是德国人的任务，因为只有他们才理解自由的普遍范围。这里的自由并不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而是必须与某部法典相联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同意黑格尔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法律的地方就有自由，就像黑格尔似乎的确认为的那样。如果是这样，“自由”就成了“遵守法律”的同义词，这与普通人的看法有些相左。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中还有一则有价值的暗示。对于一个因为不愿承认砖头比脑袋硬就习惯性地用脑袋撞砖墙的人，我们可以说他固执已见，但不能说他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如其所是地看待世界而不是心存幻觉，或者说就是把握必然性的运作，就像赫拉克利特已经预示的那样。不过在涉及普鲁士的特定法律时，似乎没有理由表明这些法律为什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要想维护它们，就像黑格尔倾向于做的那样，只要命令无助的公民盲目遵从国家的法令就可以了。他的自由就是，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源于历史考察的另一个特征也启发了辩证法，因为它强调了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和赫拉克利特一样，黑格尔也非常重视斗争。他甚至指出，战争在道德上比和平更有优越性。如果国家没有敌人可以抗击，人们就会在道德上变得软弱和颓废。这里黑格尔想到的显然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即战争是万物之父。他拒绝接受康德对世界联邦的构想，也反对维也纳会议所产生的神圣同盟。关于政治与历史的整个讨论都因为黑格尔对政治史的片面兴趣而被扭曲。在这方面，他缺乏维柯的宽广视野，维柯认识到了艺术和科学的重要性。只有从一种狭义的政治观点出发，黑格尔才会断言，外在敌人对于一个国家的道德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任何特定的社会中都有很多发泄渠道来表达其公民健康的尚武精神。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这种观点假定了国与国之间不可能达成社会契约，它们在彼此交往中必定会崇尚权力。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表现出了比黑格尔更强的洞察。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表明，战争最终会导致普遍毁灭。事实上，这等同于一次辩证法的完成，即使是最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也会对此感到满意。

黑格尔的政治和历史学说非常古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逻辑学也并不协调。因为辩证过程所导出的“全体”既不像巴门尼德那未经分化的“一”，也不像斯宾诺莎的上帝或自然，在那里个体变得越来越与宇宙合一，并最终融为一体。与此相反，黑格尔通过后来影响了杜威（Dewey）哲学的有机整体概念来思考。根据这种观点，正是通过与整体相联系，个体才能像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一样获得完全的实在性。也许有人以为这会使黑格尔容许国家内部有各种组织存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家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力量。作为出色的新教徒，黑格尔自然会宣称国家高于教会，因为这保证了教会组织的国家性质。对于罗马教会，且不说别的，仅凭其主要优点，即它是一个国际团体，黑格尔也会反对它。同样，黑格尔也不允许独立追求社会种有组织的利益，尽管根据他的有机论观点，他本应欢迎这类活动。至于无偏见的研究或沉溺于爱好，他也是反对的。可是，比如说，为什么集邮的人不能纯粹为了追求共同的集邮兴趣而在俱乐部聚会呢？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里保留了很大程度的黑格尔主义。一切活动都被认为必须直接有助于国家福祉。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如果一个集邮协会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助于颂扬社会主义革命，其成员就会被粗暴地剥夺集邮或者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权利。

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在另一个重要方面与他的形而上学并不一致。彻底运用他自己的辩证法原则本应使他看到，反对沿着康德建议的思路建立国际组织是没有根据的。政治上的“绝对理念”似乎就是普鲁士王国。当然，黑格尔对其结论的推导是假的。我们固然不能否认有些人真诚地相信这一命题，不过，虽然某些相信这类说法的人可能会感到安慰，但宣称它们是理性的命令就有些言不由衷了。通过这种方法很容易为世上任何偏见和暴行找到虚假的借口。

现在让我们回到辩证法，这实际上是黑格尔体系的核心观念。此前我们已经注意到，辩证法步骤包含三个阶段：先有一个陈述，然后有一个对立的陈述，最后把两者合起来。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可以提出以下命题：黄金有价值。对题则是：黄金无价值。然后可能得到合题：黄金的价值依赖于环境。如果你碰巧在牛津街，那里有人愿意用三明治换你的黄金，那么黄金就有价值；但如果你带着一包黄金在撒哈拉沙漠中迷了路，你需要的是水，那么黄金就是无价值的。因此，我们似乎必须考虑所处的环境。黑格尔也许不认可这个例子，但这里它符合我们的目的。现在的论点是：合题变成了一个新题，同样的辩证过程将再次开始，直至我们理解了整个宇宙。这等于说，任何事物只有就其一切可能关联（即放在整个世界中）来考察，才能产生全部意义。

这里可以作几条评论。首先是辩证法的历史内容。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肯定要通过某种妥协来调整不相容的要求。例如，我可以说我不愿缴纳所得税，而税务局自然会相反地坚持收税。最后，我们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使双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意。这里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妥协并非源于两种矛盾的要求，而是源于两种相反的要求。这一逻辑论点需要作某种澄清。如果一个陈述为真，另一个就必然为假，那么这两个陈述就是矛盾的，反之亦然。但两个相反的陈述完全可能均为假，尽管它们不可能都为真。因此在上面的例子中，妥协的解决方案揭穿了两种对立主张的虚假性。在真实的历史案例中，使辩证法发挥作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相反的要求中往往能够达成某种一致。当然，如果有关各方都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制定一个可接受的方案，那么游戏就可能变得更加激烈，最终是强者胜。在这种情况下，相反的要求在事后可能被视为矛盾的，但只能在事后才能如此，因为它的发生并非不可避免。公民和税务局虽然对纳税持有相反的看法，但并未非得拼出个你死我活。

其次，也许可以指出，思想的发展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在这方面，辩证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对话录的问与答。这正是心灵在面对一个问题时的工作方式。一个论证被提出来，可能引出种种反驳。在讨论过程中，要么通过采取一种更精致的看法而做出调整，要么放弃原先的论证，因为经过反思可以发现必须接受其中某一反驳。这里，无论相互对立的陈述是矛盾的还是相反的，都有可能达成妥协。于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皆运动”和巴门尼德所说的“无物在运动”是相反的。但有人也许会说某些东西并不运动，以此来反驳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此时这两个陈述就是矛盾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达成妥协：有的东西运动，有的东西不运动。

这便引出了黑格尔不愿承认的一个重要差异。矛盾是某种在话语中出现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和另一个人相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则陈述可以和另一则陈述相矛盾。但在日常的事实世界里却没有矛盾。无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持什么看法，一个事实都不可能与另一个事实相矛盾。于是，贫穷与富裕并不矛盾，而只是不同。由于黑格尔对世界持一种精神的看法，所以他倾向于粗暴地对待这个重要区分。此外，根据这个观点很容易看到，为什么辩证法不仅被用知识论的工具，而且被直接用来描述世界。用专门术语来说，黑格尔不仅为他的辩证法赋予了认识论地位，而且还赋予了本体论地位。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黑格尔进而辩证地解释了自然。我们之前已经谈到谢林对它的反驳。除了以拉美特利的唯物论原则来取代黑格尔对心灵的偏执支持，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者全盘接受了这种无稽之谈。

另一个源于辩证法的特殊偏见是黑格尔对“三”这个数的偏爱。一切事物似乎都以“三”出现，仅仅因为辩证法包含正题、反题、合题三个阶段。于是，但凡需要对事物进行划分，黑格尔都会把它分为三份。例如，他的历史论述就只承认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人的世界，其余似乎根本不重要。为了对称，这样做当然也行，但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似乎就没有说服力了。同样，我们发现《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也有三重划分，分别对应于精神的三个阶段。首先是产生了逻辑的“自在”；然后，据说精神经历了一个自我疏离阶段之后处于所谓的“异在”状态，这第二个阶段在自然哲学中得到了讨论；最后，精神完成其辩证往返旅程之后又回到了自身。与此对应，存在着精神哲学。整个事情被构想为一种辩证的三合一。这种理论是如此荒谬，甚至那些尊崇黑格尔的人都不再试图为它辩护了。

不过在做出这些批判性的评论之后，我们绝不能忽视黑格尔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首先，就辩证法而言，应当承认黑格尔在这里展示了他对心灵运作的非凡洞察，因为心灵往往是以辩证模式演进的。作为对思想发展心理学的一个贡献，辩证法可以说是一种敏锐的观察。其次，黑格尔主义的确强调了维柯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历史的重要性。黑格尔对词语的使用不够精确，导致其论证打了折扣，这可能与某种诗意的语言观有关。于是，当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对其自身历史的研究时，我们必须从辩证法原则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他其实是说，哲学必然按照辩证模式发展，因此，研究作为至高哲学原则的辩证法似乎就与研究哲学史一致了。因此，这是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去说，要想正确地理解哲学，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一点，但它并不是无意义的。黑格尔在表述中常常会利用语词的不同含义。他也的确认为，语言有某种内在的智能要高于其使用者的智能。奇怪的是，今天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也持有非常相似的看法。

至于历史形势，黑格尔感觉绝对理念近在手边。因此应当建立哲学体系，在他看来，哲学体系总在事后产生。他在《法哲学原理》（Philosophy of Law）序言中最引人注目地表达了这一点：“米涅瓦的猫头鹰只在夜幕降临才起飞。”

黑格尔的哲学受到了一个在哲学史上反复出现的一般原则的启发：除非置于整个宇宙的背景中，否则世界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被理解。因此，只有整体才是实在。

理性主义对应于经验主义就如一幅有着不可分割部分的拼图对应于一片分离的构件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当巴门尼德说宇宙是一个不动的球体时，他就是在试图表达这个意思。当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哲学家们说万物皆数时，也暗示了这种观念。后来斯宾诺莎则代表这样一种观点：只有整体才是最终的实在。数理物理学家们遵循毕达哥拉斯主义传统，在寻求一个可以解释整个宇宙的最高公式时也为同样的信念所促动。牛顿物理学的惊人发展为此提供了一个例子，它以拉普拉斯那样的宇宙论为顶峰。要表明唯心论的宇宙体系站不住脚并不难，但如果不试图理解其意图就仓促地予以否定，那是很危险的。

有趣的是，唯心论体系在某个方面正确地描绘了科学理论的野心。科学纲领的确为我们系统地理解自然提供了越来越宽广的视野。迄今为止未被注意的相互关系被揭示出来，自然之中越来越多的事件被纳入理论体系。从原则上讲，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不仅如此，科学理论不允许例外，必须普遍适用。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唯心论体系是一种对整个科学的柏拉图主义观念，也是莱布尼茨所设想的那种神的科学。诚然，万物都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着，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认为事物是因为与别的事物有联系才发生变化，那就错了。正是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看待科学的方式才未命中目标。同样，把整个事物都看成一种成品也是错误的，因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独特特征就是没有止境。黑格尔的态度与19世纪下半叶的科学乐观主义密切相关，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万物的答案就在眼前，但后来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

但与此同时，胡乱做神的科学是无益的。无论如何，它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不可能与我们有关。因此，唯心论体系是一个伪造的虚假概念。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更直接地表明这一点。我有许多真的信念，比如纳尔逊纪念碑比白金汉宫更高，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却不会认同这一点。他会反驳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要想理解你所谈的事实，就必须知道这两个建筑物使用的是什么材料，谁建造了它们，为什么要建造，如此等等。最终，你得了解整个宇宙，才有资格说你知道纳尔逊纪念碑比白金汉宫高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样一来的麻烦在于，根据这种说法，我在知道任何事物之前必须先知道一切事物，因此永远也无法开始。没有人会谦虚到声称自己彻底完全无知，何况这也根本不是实情。我的确知道纳尔逊纪念碑比白金汉宫更高，但绝不会自命像神一样无所不知。事实上，你可以知道某个事物而不知道与之相关的一切，可以恰当地使用某个词语而不掌握全部词汇。就像拼图游戏一样，黑格尔坚称，在完成整个拼图之前，任何一块拼图构件都是没有意义的。而经验论者则正好相反，认为每一块构件都有自身的意义。事实上此，倘若没有意义，你根本不可能把它们拼在一起。

对逻辑体系学说的批判在伦理学上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逻辑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它基础上建立的伦理学理论也必定是正确的。但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黑格尔主义与洛克的自由主义在这里是完全对立的。黑格尔认为，国家本身是善的，公民本身并不重要，只要他们有助于整体的荣耀就可以了。而自由主义却认为国家要为其各个成员的个体利益服务。唯心论观点容易导致不宽容、残忍和暴政，自由主义原则则会促进宽容、体贴和妥协。

黑格尔的唯心论尝试把世界看成一个体系。虽然强调精神，但黑格尔主义在目标上绝不是主观主义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客观唯心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辩证法的体系构建后来受到了谢林的批判。在哲学上，这正是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Sϕren Kierkegaard）激烈反对黑格尔学说的出发点。他的作品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过了半个世纪左右却成为存在主义运动的源头

《西方的智慧》

伯特兰·罗素 著 张卜天 译

原标题：《罗素到底有没有理解黑格尔，看看他又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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