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平︱林散之“声东击西”还是“英雄欺人”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此语近来被调侃成“唯富不破”，因李连杰、甄子丹、吴京、邹市明、托尼·贾等功夫明星，皆败给了马云，在微电影《功守道》之中。马云先后随八位师傅习拳，问及此生之愿，他希望历史给予的评价，首先是太极拳大师，其次才是创办过阿里巴巴的首富。

马云之于太极，颇使我联想起林散之之于诗歌。

林散之（1898—1989）以草书名世，却以诗人自居，尝言：“我诗第一，画第二，书第三。”现代艺林中自许文学成就的，还有齐白石，尝云：“我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白蕉也说自己“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篆刻大家易孺自诩“词第一、印次之，音韵又次之”，书画总夺不了诗词的第一交椅。不过，林散之不只说说而已，是动了真格。晚年发愿，卒后葬于马鞍山采石矶李白墓旁，复自书墓碑“诗人林散之”。林散之终得偿所愿，卒后与妻合葬于采石镇小九华山，但他的诗几乎为世人所遗忘。自2004年文物出版社《江上诗存》增订本问世后，至今未有林散之诗集或诗选刊印。被遗忘的不仅是林散之，当代旧体诗作者极少能广为人知，除非作品被选入语文课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安徽政协有人撰写论文批评林散之诗，认为其乃打油之作，不堪卒读。该论文递交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据说因评委极力反对而最终落选。

林散之诗是不是打油诗呢？不妨听听另一位打油诗高手启功的评价。启功1975年给林散之诗集作序云：

散之老人长功十四载，忘年相契，奖誉极深。……近世文人之作，趋向大约数端：学邃功深者，时呈僻涩；才清力弱者，但饰风华；而画家吟咏，又多蒙盆景之诮。窃谓诗与画本同功，凡有意求工者，最易落作家习气。伏读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稿中自注最爱宋人之诗，如勉求近似者，惟杨诚斋或堪比附。然老人之诗，于国之敌，民之贼，当诛者诛，当伐者伐，正气英光，贯穿于篇什之中，则又诚斋之所不具，抑且有所不能者也。（《林散之诗集——江上诗存》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页）

启功对联

启功序不免替林散之美言，无辜的杨万里遭到贬低。诚斋诗虽以风趣幽默著称，但也不乏家国之痛的深沉之作，如接伴金使时所作绝句，给抗金名将张浚、虞允文所作挽词等，皆不容抹杀，只因那位与他齐名的放翁整日价把恢复河山挂在嘴边，遂衬出诚斋老人仿佛冷漠于时事。就诗风而言，启功以杨诚斋比附林散之并不准确。林散之晚年虽有打油之作，但并不企慕诚斋“生擒活捉”似的活法；早年诗风深稳哀怨，又迥异诚斋风味。不过，启功对林散之“我第一是诗人”的表达，倒深有同情之了解，刘炳森曾就此问题讨教过启功，启功解释道：

古代书画大家喜欢将自己的专长排序，譬如徐渭自称“吾书第一，诗次之，画又次之”等。这，可能有两种心思。其一是声东击西，明明徐渭画第一，偏说“画又次之”，这样等于自诩诗书画皆擅；其二是避暑趋凉，把热闹的撂一边，专拣那凉快的说。书画债多压人，沈尹默先生、散之老、费新我先生生前都有“铜钱债易偿，书画债难逃”之叹。如今去也，阿弥佗佛，只求安宁，称作诗人，请勿打扰，自然消停不少。从散之老为人处世看，他逝后希望大家称“诗人林散之”，多半是属于第二种。（《启功隽语》，文物出版社2009年，121页）

以“避暑趋凉”解释林散之自许诗人，见出启功的温柔敦厚。以“声东击西”讽刺徐渭，与前文委屈杨万里一样，对方皆已作古，说两句坏话也无所谓。如果回到晚明，徐渭也自有他的“启功”——袁宏道。袁宏道为了赞美徐渭，委屈了文徵明与王宠：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馀，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予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悲夫！（《徐渭集·附录》，中华书局1983年，1344页）

中国传统文艺向有诗仙、诗圣、书圣、画圣等美称，但“书神”这样的赞誉似不多见。徐渭书法着实可爱，无论点画、章法、气势皆极动人，但尚未臻“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及“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之高境，且笔法粗疏随意，有“没遮拦”“拼命三郎”乃至“黑旋风”之感。而文徵明功力之深湛，冠冕有明一代，寄奇险于法度之中，寓苍劲于端严之外，古今书家如衡山者凤毛麟角，以文徵明视徐渭，后者简直邪魔外道。故中郎以徐在文上，笔者不免要效仿一下王觉斯：“吾不服，不服！”

袁宏道此序约一千五百字，然检今人钱伯城《袁中郎集笺校》卷十九《徐文长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15页），仅一千馀字。传中委屈王宠、文徵明之句以及“书神”之论皆已删除，改成了“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者也”。钱伯城先生整理袁宏道集，以明崇祯二年武林佩兰居刊陆之选编《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四十卷为底本，参校其他七种版本，校记中并未提及文字删改，则诸种中郎别集文字基本一致。以此觇知，《徐渭集》附录的这篇传可能是袁宏道的原作，后来袁宏道编订自己文集时作了改动。袁宏道在《答陶石篑》一信中也表示过后悔之意：“《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书神”之赞，实在是夸徐渭夸到云里雾里了。夸人虽是美德，但切记“不为已甚”，否则后悔药难买，袁宏道终究不能“毁尸灭迹”。

袁宏道《草书诗扇页》，金笺纸本草书，16×50cm， 天津博物馆藏。

除“声东击西”“避暑趋凉”之外，前人还有“英雄欺人”之说。明代张弼擅草书，文学上无甚成就，自评曰：“书不如诗，诗不如文。”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听闻此语后，不屑地说了句：“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1388页）然则欺人动机何在？这关乎古人对精神文化活动的高下等级之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道德文章总是第一位的，诗词歌赋居其次，最下是琴棋书画。苏轼对表哥文与可的评价即为明显佐证：“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馀。”（《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清初书法家傅山也是个多面手，当时百姓心目中，傅山的“技能树”是这样的：“至今妇人孺子咸知姓名，皆谓文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清诗纪事初编》卷二）这个排列“文”前少了“德”，“医”后多了“人”，一缺一补恰好抵消，因为道德之高下最终还是表现在“与人周旋”。

徐渭敢称自己书法第一，是颇有点勇气的，也折射出晚明时期文人思想解放，对传统文艺、文体观念的超越。如张岱以通俗小说《水浒》《三国》来注解《论语》，金圣叹把《水浒》《西厢》与《史记》《杜诗》相提并论，都与徐渭对书法的自信自许桴鼓相应。反观宋代文人，苏轼明明深造于书法技法，却常常表露出“无法”“不学”的超然。宰相晏殊也当然会矢口否认欧阳修对他“小词第一”的评价。说到宋诗数量之最，自非陆放翁莫属，至今尚存九千馀首，但晏殊也不差，当日写诗极勤，据宋祁《笔记》记载，“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

以打油将林散之诗一笔抹杀，是不负责任的。林散之非性格豪放者，作诗偏苦吟锻炼一路，企慕唐音宋调相济之境。其《偶得》自述云：“半世多辛苦，寥寥几首诗。为求一字稳，不厌五更钟。豪气驱山谷，闲情挟牧之。春花与秋月，两不失宗师。”（卷十二）又《念奴娇》云：“平生自许，不作惊人语，独趣平易。仓皇里，春风秋雨，侵寻而今老矣。”林散之最成功的是那些深稳沉着之作，感时伤事，忧愁风雨，不刻意作惊人语，意味自醇厚。如早岁1930年代所作《长安旅夜》《归来》：

萧条短鬓感飘萍，客梦仓皇睡易醒。热念不弹思鱼铗，闲情好写换鹅经。风尘寂寂迟乡信，春月依依照别亭。遥想故园小丛树，此时应自暖青青。（卷六）

蓬松短鬓晚凉侵，尘海归来别恨深。黄叶秋风千里思，青灯夜雨十年心。淹迟渐老江郎笔，疏阔难谋季子金。写得芭蕉时已倦，坐看山月下庭阴。（卷六）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林散之遵黄宾虹教诲，“挟一册一笔，半肩行李”跋涉一万八千里，作“外师造化”之游，得写生稿八百馀幅，诗二百馀首。然而江山之助，并未使林散之的诗增添雄奇之美，依然以沉稳平淡为主，如《青城杂诗十三首》其八：

倦卧青城阴，秘食青城色。云去满山青，云去满山黑。我生耽沉寂，迢迢辞乡国。芒鞋任疏狂，自喜人不识。剪我箧中纸，磨我囊中墨。信手两三行，野兴颇自得。（卷七）

《江上诗存》（卷七）

此诗三四写景，学杜甫“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梦李白二首》），但显得呆板。七八两句化苏轼语，尚自然熨帖。上句用“竹杖芒鞋轻胜马”，下句用《答李端叔书》“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这封书信为后世印人所喜，因“不为人识”特别符合闲章的酸味。清人徐真木刻有白文印“渐不为人所识”（《清初印风》，重庆出版社2011年，58页），林皋刻有白文印“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清初印风》，39页）。

1937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次年，林散之作《政府迁蜀，战时销沉，再次前韵柬子退》：

凄迷春草血痕斑，乡里逃亡尚未还。四野于今多白骨，中原何处是青山？（自注：战祸弥漫为亘古未有）猿声已断巴渝里，雉檄空传云梦间（自注：武汉已失，又大战岳州矣）大知如君应痛此，闭门安得永闲闲。（自注：庄子大知闲闲。）（41页）

邵子退（1902—1984），号瓜田、老炊等，与林散之、许朴庵结为金兰之交，并称“乌江松竹梅”。此诗饱含家国之痛，古典今典融为一体，中二联皆以虚字斡旋，一气流转。但凭此首，林散之自可预当代诗人之列。

1949年后，林散之打油诗日渐增多，但做打油诗已自民国始。1941年至1942年期间，林散之写了一组最早的打油诗，题为《今诗十九首》，乃刻意与汉末名作《古诗十九首》相对。这一组诗歌用口语写时事，批判、讽刺国民政府，如：

千年奇事一朝看，买卖官场上下贪。中国不亡真万幸，问他那个有心肝？

一声大炮又轰轰，神在西来鬼在东。抡起大刀齐杀去，可怜个个倒栽葱。

八年抗战事都完，伟绩丰功墨未干。诗写打油十九首，伤心不忍给人看。（卷十三）

林散之对自己的尝新颇为得意，将它抄写寄赠友朋，《抄诗寄遁庵》说：“莫谓壮夫不为耳，寒灯辛苦半年成。”

1956年，林散之开始出任江浦县副县长。他尝试用旧体诗表现新生活，《谢、袁、王三子街头拾粪，急于农事也。途中相遇，赠之以诗二首》：

贤劳殊自旧，尘垢本区区。福岂木居士（自注：韩愈诗：“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功成粪大夫（自注：周有粪官）。策肥今日士，除秽百年图。却笑林君复，平生此着无。（自注《梦溪笔谈》：“林逋尝言吾于世间事唯不能担粪着棋耳。”）（卷二十二）

从古代典籍中挖出有关“拾粪”典故，着实花了不少精力。此首非打油，乃是严肃创作。到了七、八十年代，打油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如《看山》《电视陶三姐三打卖油郎》：

八十看山眼更花，朦胧似隔一层纱。莲花莲蕊依稀认，又被闲云阵阵遮。（补遗卷二）

看完新剧第三场，三姐三打黑油郎。有情终自成佳属，打出瓜田入洞房。（编之馀卷三）

前一首还有点诚斋风味，后一首是劣诗。又如《为学》《作书赠广东黎院长》《小王》：

今年九十一，为学求日益。字字书精神，惯用长毫笔。（补遗卷四）

草草数行书，模糊不知丑。问是谁人写，江南林某某。（补遗卷四）

小王真是孙悟空，纵身跃入水晶宫。趁着龙王睡大觉，捉个憋鱼送阿聋。 （外编卷一）

晚年类似这样无聊、无谓的作品，林散之写了不少，并不能因其已是九龄老者而为之回护。也许因为他诗人的身份意识太重，不可无日无诗，而情感、才力皆已不足，只能凑合着写了。晚年所作仍不失其诗人格调的，似只有一首1967年前后做的《愁感》：

百年草草幻尘过，小阁江南墨尚新。挟册惊心廿四史，驰毫低首十三科。归迟洛下思黄犬，书老山阴愧白鹅。留客秋风又此夜，蓼花红透晚香多。（卷二九）

“低首”“惊心”二词，自可联系当时背景体味深意。“十三科”（元汤垕将中国画分为十三科）与“廿四史”属对工整。五六抒归隐之念，尾联荡开一笔，润泽有情。

林散之早年吟咏，颇多牢落感伤之作，尚不失诗家体格，若能百尺竿头更思精进，纵不能步武李杜，跻攀宋人还是有可能的。叵耐1949年后，生活有所好转，苦吟锤锻不复，又加晚年暴得书名，更于诗艺上有所懈怠，一路滑坡，贪多务得，遂有许多自郐以下的作品。《江上诗存·自序》深许“王荆公之奇峭，陈后山之艰深，实为宋代之首”，然林诗乏才气，不擅奇峭，而苦吟深稳确与陈师道有些接近。要之，林散之绝对当得起“诗人”二字。

林散之的“我诗第一”，固然受传统文艺等第观念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既非“声东击西”，亦非“英雄欺人”“避暑趋凉”，而是林散之对自己灵魂的一个真诚交代。“岂与世儿争一艺？欲从吾子共千秋。”（卷十八《赠友》）林散之其实很清楚，自己对书法是不够用心的，书法有甚么争头？书法家哪知我一生耗心力于作诗？哪知我矢志不渝为诗人？墓碑上“诗人林散之”五个字，是他不受世俗评价的影响，遵循内心的表达，真实表达了一生不改其衷的抱负。

林散之《草书太湖纪游》，浦口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林散之馆藏。

就草书而言，林散之不擅狂草，且六十以后始写草，乏临帖习古之功，颇多自运，如何当得起“草圣”？其用笔欠丰富变化，唯用墨处多以画法入书法，重浓淡湿渴之变化，绰然意趣，此固为其戛戛独造，却不免落入旁门。须知中国传统向来以书驭画，以书法入画法，如今反其道而行之，人为安排一多，天机便滞塞。1973年，《人民中国》杂志刊载林散之《清平乐》草书条幅，前得赵朴初、启功肯定，后受日本人追捧，又加中国书法界以耳代目者甚夥，于是有了所谓“海内震惊”。自今视之，不免兴广武之叹。当然，林散之不能完全置身于世俗评价之外，晚年不免自傲，据说他曾自评书法：“我的作品能站三百年，心中有数。”（朱仁夫《中国现代书法史·林散之》，贵州出版社2012年，305页）若说“英雄欺人”，这句“三百年”比“我诗第一”更合适，也比马云的我是太极大师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