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稳增长｜对话孙学工：下半年实现5.5%到6%增速将是合理的

【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间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需各方付出艰苦努力。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稳经济有哪些“底牌”？促就业还有哪些新招？政策合力应向何处使？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十位经济学家，推出系列专题《问计稳增长》。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遭受了疫情较为严重的冲击，4月份经济出现严重下滑，5月份开始出现边际改善，6月份保持了企稳回升的态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6264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其中，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92464亿元，同比增长0.4%。

该如何看待上半年GDP增速与当前经济形势？国家政策又该如何保就业、促消费？重振下半年经济还有哪些“底牌”？

孙学工 资料图

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孙学工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二季度GDP实现了正增长，避免了经济衰退，守住了政策底线，表明稳住经济大盘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开始见效。而下半年的目标应定位于推动经济尽快回归合理区间，考虑疫后补偿性增长和下半年基数较低的因素，下半年实现5.5%到6%左右增速将是合理的。谈及如何应对下半年可能的超预期因素，孙学工表示，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具备扩张空间，我国也具备通过改革释放资源的体制潜能。

以下为澎湃新闻对孙学工的采访：

下半年实现5.5%到6%左右的增速将是合理的

澎湃新闻：上半年经济数据刚刚发布，可否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其中的重点？您最关注哪个指标？

孙学工：上半年经济数据中，大家最为关注的应该是二季度的GDP增速。众所周知，今年二季度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包括作为经济重镇的长三角地区都遭遇了又一轮的新冠疫情，大家都很关心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稳经济的政策措施是否见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集中体现在二季度GDP增速上。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二季度GDP增速较一季度明显放缓了4.4个百分点，与正常增长情况相比，按现价估算，二季度GDP少增了约1.3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二季度少增的GDP将下拉全年经济增长约1.1个百分点。但从另一方面看，二季度GDP实现了正增长，避免了经济衰退，守住了政策底线，表明稳住经济大盘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开始见效。

澎湃新闻：今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制定了5.5%的经济增长目标，当下怎么看这个目标的实现难度？

孙学工：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连续过程，过去的两个季度已经过去，不需要过度纠结，现在更应当朝前看，着眼于实现未来更长时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不是为了取得和已过去的季度平均的高增长而过度推高未来几个季度的增速，那么做可能引发供需不平衡和价格过快上涨，导致后续季度增速再次大幅回落，加大经济的波动。

因而，下半年的目标应是推动经济尽快回归合理区间，基于当前经济恢复势头并考虑疫后补偿性增长和下半年基数较低的因素，下半年实现5.5%到6%左右的增速将是合理的。

当然能否实现这个合理增长，还取决于多重因素演变的情况，如新冠病毒新变种的传播情况、美欧等国的通胀和可能出现的衰退问题、俄乌冲突前景等。

澎湃新闻：近期多地再现疫情，提醒了我们也不能排除疫情再次冲击经济的可能性。在您看来，如果疫情冲击再次超预期，还有哪些政策空间可以发力吗？目前政策工具箱中的“底牌”是什么？

孙学工：总体看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均还有较大的运用空间，能够应对超预期和较为极端情况的发生。具体看，我国货币政策仍处常规操作区间，政策利率距离零利率尚有一定距离，尽管美国开启升息周期对我货币政策有一定制约，但我国尚未完全放开资本流动管制，仍可为货币政策赢得相当的主动权。

除总量货币政策外，近年来我国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根据新情况有针对性地灵活快速地设立货币政策工具，加之国有金融体系的配合，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高见效快，能够直达实体经济切实解决实体经济的痛点问题。

我国财政政策同样仍具备扩张空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坚持精准有效应对，不搞大水漫灌，我国财政刺激占GDP的比重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与疫情前相比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了26个点，而同期美国和日本上升了约36个点，法国上升了46个点，都明显高于我国。2021年我国还实现了宏观杠杆率的降低，为今年创造了更大的政策空间。

此外，我国还具备通过改革释放资源的体制潜能，今年减税降费的主角增值税留抵退税也是一项改革，通过改革盘活存量资源、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方面都还有较大空间。

保就业要送政策上门，要防止产业链供应链再次梗阻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当前失业率的情况？对保就业您有什么建议？

孙学工：今年上半年就业市场高校毕业生人数创新高，需就业的人数达1600万，也是近年来的高点，而经济增速触阶段性低点，导致供峰和需底碰头，就业形势特别是青年人就业形势严峻。

下半年随着经济复苏回升，新毕业高校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就业形势应有进一步的好转，失业率将继续回落。近日国常会部署了进一步加力稳岗拓岗的政策，政策力度总体很大，特别是提出了对未就业毕业生“一人一策”提供不断线帮扶服务、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尽快就业等明确要求，将会有力促进就业增长，当前要抓好各项政策落实，增强主动服务意识，要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识别定位政策支持对象，送政策上门，尽量免除申请环节，实现自动享受。

澎湃新闻：当前，PPI与CPI“剪刀差”仍较大，中下游企业承压。您怎么看当前工业经济面临的现状？下半年走势如何？

孙学工：我国工业生产总体韧性较强，在疫情冲击4月出现负增长后，5月起开始转正，目前处于较为快速的复苏轨道上。

当然，当前工业生产仍受到供给需求双向冲击的影响，PPI与CPI存较大缺口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在供给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输入性价格上涨压力较大，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同时一些地区的过度防疫也对企业用工、物流和供应链产生不利影响。在需求方面，国内消费恢复较慢、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影响了相关产业的复苏。

针对工业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今年已经提早部署，2月份国家发改委就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专门政策，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中又进一步加强，各省也均出台了稳定工业经济的措施，当前的重点应是推动已出台的各项政策落地见效，提高政策的知晓率应用率，切实对困难企业帮扶抒困，同时要总结前期的经验教训，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工业生产，防止产业链供应链再次梗阻。

澎湃新闻：消费疲软是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难题，目前政策重点仍在供给侧。供给侧的经济支持能循环传导到消费端吗？您是否认为当前应该对消费端进行一定的支持？

孙学工：消费特别是接触式集聚式消费受疫情影响比较大，复苏相对滞后。为提振消费，国务院办公厅今年4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了五大方面20项重点举措，明确要协同发力、远近兼顾，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有些人感觉消费端支持政策不多，主要是由于我国没有实施像美国那样大规模向居民发钱的收入补助政策。中美国情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路径促进经济恢复是正常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疫情期间我国居民收入仍保持一定增长且居民储蓄率较高，如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3%，要明显快于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0.7%的增速，这一方面说明以保市场主体为核心的供给侧支持政策是可以循环传导到居民收入端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总体上当前收入并不是制约消费增长最为瓶颈的因素，消费场景受限、消费者信心和预期转弱应是影响短期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当然对部分群体如低收入群体、受裁员影响收入下降较大的群体而言，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会较为明显。

因而，促进消费仍需综合施策，特别是统筹好疫情防控和促消费极为关键。近期出台的新政策如行程卡摘星、缩短国际旅客隔离和观察时间、增加和恢复国内国际航班、国内体育赛事应办尽办等，对促进消费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支持消费还应与完善社保体系更好结合，进一步稳定预期增强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如可考虑适当提高医保、低保、失业保障待遇，相关人群消费倾向高，有利于较快扩大消费支出。

当前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空间

澎湃新闻：近期刚刚完成修订的《反垄断法》将于8月生效，您怎么看新一轮的政策调整？

孙学工：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两会都明确要加强新出台政策的评估分析，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加快推进，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慎重出台，切实防止政策合成谬误问题。在今年稳增长形势比预期更为严峻的背景下，行业监管政策也要更好地服务于稳增长，如能耗双控政策的调整就明显反映了这一指向。

《反垄断法》的生效有利于建立法治化监管框架，推动形成重日常监督的常态化监管机制，从而摆脱运动式突击性监管方式，对行业的不利影响将更小，行业发展更为有利。

澎湃新闻：为应对疫情，大规模减税、退税、降费导致了税收总额减少，而抗疫和扩大投资的财政支出又在增加。当前我国的财政资金储备可以持续应对吗？是否会导致赤字率快速上升？

孙学工：财政能力并不是静态的，如果短期财政支出扩大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复苏，就将会提高财政收入，提高财政能力，在财政和经济间形成良性循环。反之，有财政能力而不使用，放任经济衰退，财政能力也会失去，财政和经济间会形成恶性循环。

我国当前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空间，政府杠杆率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当前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速度，财政乘数较大，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由于赤字率的分母是GDP，如果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带动GDP较快回升，是不会导致赤字率快速上升的。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同样是可控的，在当前形势下也仍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国对地方政府实行债务限额管理，地方政府总体债务是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债务率和偿债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后确定的，地方政府并不能随意扩大债务规模，近年来规模较大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则坚持投向有收益的公益项目，确保偿债资金有来源，不增加公共预算偿债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