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思辨｜从“信息”见意义，由“数字”回归人文

“信息”与“意义”

1948年，维纳在《控制论》中提出对信息加以测量的设想。他将信息的传递简化为一系列“二选一”事件依序发生，并将其界定为一种“负熵”：信息在噪声中的消散同熵的增加遵从相似的统计学性质。同年，香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其中也提出了今人所知的信息熵概念。“信息”成为一种可被测量的对象，概率式的模型为其提供了刻画的尺度。

2020年3月7日，上海，一处测量体温的热成像仪。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这种对信息的技术性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的数字媒介。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定义投以赞许。1955年，信息论“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凯伊（Donald M. MacKay）指出，这种定义带来了两种不良后果。首先是，它使人误以为信息论是一种完全不在乎意义的理论，而这一点实际上为香农所否定过；随之而来的则是，“意义”被视为“主观性的”、“模糊的”乃至“危险的”，并因此被驱逐出信息论的讨论范围。

麦凯伊认为，信息的测量不仅可以从概率的方面考虑，同时也可以从结构的方面（独立的特征数量，或信息的“自由度”）和证据的方面（信息为表征某个对象或结果所贡献的证据单元的数量）等不同角度加以计量。这实际就提示了信息在不同语境中的质性差异，也就是被吸收到“信道”、“信源”的概率模型中的那一部分复杂的结构。

如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所言，对于信息的概率式观点，很长时间内主导了“工业标准”，而对此的异议只能在学科边缘时隐时现。事实上，在麦凯伊之外，还有通才式的英国学者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这位历经动物学、人类学而进入家庭治疗和心理学、语言学、视觉影像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学者，在与控制论的接触中形成了自己对信息的见解，通常被概括为“信息是制造差异的差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在贝特森自己的表述中，“制造差异的差异”实际是对信息“位”的定义，即构成信息的基本单元。不过，所谓“误读”实际并未错过贝特森信息观点的关键，也就是强调对人而言的信息，包含了质性上的差异，无法通过简单测量某个“数量”就能得到表征，从而允许了“意义”发挥作用。

2022年6月1日凌晨，上海正要解除封控。

为了与“信息”的技术性定义相对比，也有好事者统计了《傲慢与偏见》中“information”一词出现的数量，比较了它们出现的语境。在他们看来，简·奥斯汀代表了一种更为古老的对于“信息”的观念，即话语、文本、图像等各种载体承担的题材内容。它可能是关于现实的，也可能关于虚构；可能是真实可靠的，也可能是虚假的；不仅如此，它可能完全不是命题，而是疑问或命令。可见，技术性的概率定义，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工程上的思维工具，但它尚不足以作为一种真正综合的关于通信与传播的理论。

信息洪流中的城市，“身”与“心”的碰撞

在今日城市的语境中重提旧事，不单是对不断重塑日常生活经验的数字媒介进行某种历史起源的追溯，更是要回应其中愈发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介的应用。如雷尔夫发现的那样，数字媒介、跨国贸易和快速交通的兴起，扩大了人的生活半径，关于“地方”的经验从而得以“极大地扩展与丰富了”。人们可以“待在自己的房间或坐在路边的一家咖啡厅里，品尝着一台意大利机器调制出来的萨尔瓦多咖啡，脑海里想着其他地方的事情，或阅读一封遥远城市的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这样的日常经验，将无数的“地方”同人建立了关联，也改变了人们同地点之间的关系，对从未亲临的地方产生情感的亲近，已经成为了现实。

2021年7月1日，上海外滩，人们等待观景游轮。

“信息”本身就构成一个世界。早年的网络游戏《第二人生》引入了“城市”作为角色扮演游戏开展的场域，而如今有关“元宇宙”的话语也在营造诸多“梦境”。它们接连不断邀请人们进入并投身“赛博空间”，营造虚拟的、信息之海中的“城市”。“赛博空间”的流行意味着，人在参与联机活动时，至少部分地（感官上或“精神上”）脱离了其身体所处的地理方位、时间坐标乃至以此为约束的社会关系，“转送并安置”于另一种异质空间中，获得替代性身体的经验。支撑它的则是一种数字媒介版本的“身心二元论”：凭借技术转换，创设出一个专属于“心”的“宇宙”、赋予其有别于“身”的位置，并将其设定为人的“实在”，由此，“身处果壳之中，仍然是无限宇宙之王”得到了实现。

但是，雷尔夫看到，数字媒介嵌入现实之中，“它们穿过空气和墙壁，穿过埋在地下的电缆，离开建筑物，浮现在小型设备里”。在这个意义上，赛博空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隐喻，人们就在“此时此地”操纵种种数字设备，并不会因此被传送到另一时空。只有当人们毫无防备地沉浸于媒介之时，真实的体验才被无意识地认定为实在发生的事件。

2020年8月，上海徐汇跑道公园，一家书店的墙上有一道镜像。

诚然，有各种证据表明，人们在进行电脑游戏与观看VR表演时，会因视觉上感知的情境（如危险的悬崖）而产生“真实”的情感体验。而人们面对电影、小说时早已有过类似体验：在图像呈现的“悬崖”面前感到恐惧，就像最早的电影观众面对《火车进站》的画面时落荒而逃。如果在感知与认识上屏蔽了起作用的技术设备——屏蔽了它们的物质性存在，只有这种无防备甚而是无知的沉浸，才能让人心甘情愿将其作为真正现实的感情与精神来接受。赛博空间的隐喻得以兴起，是权力与技术体验压制技术知识（经验），对感官表象的盲信压抑批判性认识带来的结果，与身心的二元分离相辅相成。

从“数字”向“人文”回归

身心二元论的复兴这一事实本身，提示了此种二元论的社会条件获得了持续的再生产。正如过去人们在“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的社会中，不得不创造出非人的存在以寄托“幻想的幸福”；寄希望于数字媒介的“宇宙”、创造一个能够自主行动的“化身”，同样标志了一种“幻想的现实性”。这个意义上，数字媒介提供了“无情世界的感情”和“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新的表现形式：数字媒介的“宇宙”愈是“丰饶”而“自由”，也就相应暗示了“身”在“真实的现实性”中被劳役、被束缚的状况。

与此同时，信息采集与传送的地盘不断扩张。我们在城市中的行为，对应形成一系列多种媒体和制式的数据。仿佛某种“数字副本”，准确记录了我们的地理坐标、身形外貌乃至健康状态。“信息”越来越多，而其与“意义”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人们在城市中的运动被映射到信息的集合之中，成为小说家笔下那种“海滩人”，竟然成了某种奢望。

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媒介、“在赛博空间中”得到表达的追求，体现了人文的品质；而为信息的扩张正名的方式，也往往表达了良好的愿望。事实上，即便从技术一端来看，诸如“人在环路”（human-in-the-loop）的设计思想，或是有关建设“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的倡议，都是把过去在推动信息技术的“自动化”话语中，一度被忽视甚至排除的人的因素，重新纳入考虑范畴。

在驾驶室里摸索的孩子。

近来，关于“数字人文”的反思，更显示出从对数字媒介技术手段的追求向人文学科的内涵回归的趋势。它将数字媒介所调节和中介的人类生存境况视为展开研究的一个前提，有意识地加以审视。

W.J.米切尔在《地方的复仇》中指出，数字媒介将人们转变为事实上的“缸中脑”，这至多是暂时能忍受的境况，却不是人的应然状况。“生存主义者”大可将自己与世隔离，但大多数人仍依赖于那些具有独特价值、不可通过“信息”而复制的“地方”——那些真正具有意义的处所，将经受数字媒介的挑战，脱颖而出。逃脱“信息”捕捉的“意义”成为从“数字”境况回归“人文”的一条重要路径。

譬如，随着地图导航、叫车平台乃至各种外卖平台的广泛使用，人们在城市日常生活中产生和使用着各种地理信息数据，可谓日用而不知。而这些数据或信息流所含有的奔赴的意义，却丢失在路径轨迹的坐标数据之外。“意义”在“信息”之中的创造，也生发着难以被已有框架框定结构的新的信息。

“意义”构成人们需要并使用“信息”的缘由，是帮助人们抗拒那些企图将人扁平化为各式“数字”媒介中传送的信息的立足点，也是“人文”的立足点。由此，当“信息”洪流中呈现出那些未曾出现的事物、未曾辨识的景色，即便引人遐思如流星般短暂，也是获得了意义，而指认这种意义，就仍然显现出无法被框定为“信息”的、现实的而非幻想的人生之丰饶。

（作者朱恬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