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监禁、执法不公与难以根除的美国性别暴力

编者按：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活动人士提出建立其他的公共安全体系以替代监禁和警察体系的设想。对此，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表示，与批评者想象中的情况不同，监禁式的惩罚措施未能起到人们预期的威慑作用。较低的报案率、令人失望的罪犯逮捕率和立案率让举报者感到寒心。受害者试图寻求来自社区层面的互助与保障。《废除式女性主义，就现在》的四位作者，来自加州圣克鲁兹大学的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Y. Davis）与吉娜·丹特（Gina Dent）教授；东北伊利诺伊大学的艾丽卡·迈纳斯（Erica R. Meiners）教授，以及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贝丝·里奇（Beth E. Richie）与采访者妮娅·埃文斯（Nia Evans）就废除式的女性主义运动展开对谈，回顾了该运动的历史，展望了其发展前景，并讨论了该运动如何从实际层面出发，审视社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中译略有删减。

在几乎所有关于废除警察和监狱的辩论中，总是会有人问：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强奸犯？关于性别暴力与性侵犯的叙事似乎非常简单，故事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坏人，你会进监狱；但如果你是好人，警察会保护你——监狱很重要，因为强奸犯和虐待女性的人都被关在监狱里，以保护公众。

这个看上去方便整洁的故事，却掩盖了更复杂的事实。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黑人、酷儿、跨性别者、原住民、穷人或非二元性别者，往往也是国家暴力的受害者。监狱中的大多数妇女和女孩都是性虐待的受害者；成千上万的人在狱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暴力。警察经常驳回关于性暴力的举报或将举报者定罪，这也是为什么性侵犯事件的报案率不到31%的原因之一。举报者很少得到公正的对待。只有5%的性侵犯案件最终对罪犯实施了逮捕；只有1.3%的案件被移交给检察官。更糟糕的是，在有记录的警察不当行为中，性暴力行为仅次于过度使用武力，在警察不当行为中占据了第二的位置。警察家庭甚至比一般家庭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

美国加州圣昆廷州立监狱，一排普通囚犯排成一行列行走。

事实证明，许多声称要保护公众免受性别暴力侵害的个人和机构，往往是可怕的暴力来源。与邻居、伙伴或家庭成员实施的性别暴力不同，某些公职人员实施虐待甚至带有国家的权力和保护。突然，简单的故事变得支离破碎；解决方案也变得不那么清晰。当公职人员是强奸犯的时候，你该向谁求救？当报警带来的是暴力而非救济时，你该怎么办？

这是安吉拉·Y·戴维斯（Angela Y. Davis）、吉娜·丹特（Gina Dent）、艾丽卡·R·迈纳斯（Erica R. Meiners）和贝丝·E·里奇（Beth E. Richie）在她们共同撰写的新书《废除式女性主义，就现在》中所提出的挑战。她们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全球性的性别暴力幸存者运动，受害者绝大多数是黑人、棕色人种、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作者们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国家暴力无法根除家庭暴力。那些侵犯和监禁她们的个人和机构永远无法提供受害者所需要的照顾和安全保障。这些幸存者拒绝了以监禁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护理、支持和问责系统。她们为受害者建立了互助组织；汇集金钱、时间和资源，将家人和朋友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当城市通过耗费公共服务和助长大规模监禁来应对暴力时，她们奋力作出回应。这是废除式的女性主义（Abolition Feminism）：两个运动的结合，其中之一寻求建立一个不需要监狱和警察的世界，另一个则寻求结束性别暴力。运动的目标是结束根深蒂固的暴力形式，正是那种暴力使人们陷入困境，处于危险之中，并失去自由。

本书的作者敦促读者不要去接受简单的叙事，而要接受复杂和全新的思维方式。本书否定了大规模的监禁状态，同时建立了新的安全保护、伤害修复措施和问责制。这是一场不断变化、成长和发展的运动，将幸存者置于其分析的中心，而非边缘；更是一场认为自由值得为之奋斗的历史性政治斗争。最后，作者们明确表示，废除式女性主义已经在我们周围迎来发展。本书作者安吉拉·戴维斯、吉娜·丹特和艾丽卡·迈纳斯接受了线上采访，贝丝·里奇以书面形式提供了回答。

妮娅·埃文斯（Nia Evans）：《废除式女性主义，就现在》。本书涵盖了如此多的内容：建立一个运动的谱系、对自由事业的庆祝、对行动的号召。一些人认为废除主义和女性主义是分开的，甚至是完全不相容的政治挑战。什么是废除主义？为什么它对理解我们的政治时刻如此重要？

贝丝·里奇：废除式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有抱负的政治实践。它要求我们理解在伤害发生时，带来自由和解放是实现正义的核心。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维方式，致力于提供安全与治愈，但并非将这两者作为运动的最终目标，而是为人们创造机会，让他们过上充实的生活。它要求我们超越眼前的危机，释放我们的想象力，去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希望如何生活，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以及我们能为此做出什么贡献。

安吉拉·戴维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就认为废除主义是一个女性主义项目。当我们在1998年组织召开“超越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批判性抵抗”会议时，女性主义就成为我们的分析和组织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批判性抵抗组织委员会中的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占到了多数。但是，我们不曾明确表达过废除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这是因为主流女性主义以及所谓的监禁女性主义（carceral feminism）和废除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女性主义与废除主义的联系，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我们要关注那些作为国家暴力和亲密暴力的受害者；而是要理解由警察实施的暴力与受害者想象中的所爱的人实施的性别暴力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女性主义层面上的废除主义运动的本质，它不仅仅关注于摆脱警察或监狱，而是让我们理解经济联系、暴力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斗争。

妮娅·埃文斯：本书拒绝了关于性别暴力的流行概念和简单叙事，同时指出了国家并不具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当我们默认警察和监狱是性别暴力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忽略了什么问题？

艾丽卡·迈纳斯：我们忽略了巨大的问题。我们没有意识到监狱和警察是对性别暴力的错误回应。几十年的数据表明，警察和监狱并没有终结性别暴力，甚至没有起到威慑作用。我们忽略了社区的悠久历史，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的女性，她们拒绝了国家的回应方式，拒绝使用监禁作为对性别和性暴力的回应。

贝丝·里奇：我们失去了从暴力中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即使我们承诺可以“立刻获得安全”(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我们仍然必须生存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存在于社区或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我们默认警察和监狱是最为合适的解决方式，可能会让危险的机构介入其中。让那些经历性别暴力的人，任由一套剥夺权力的、控制性的、甚至是暴力性的政策和措施来解决她们遭受暴力问题，那是行不通的。对于黑人妇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年轻人、残疾人、移民，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来说，这更加难以接受。

吉娜·丹特：我们忽略了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书中引用了法学教授松田麻里（Mari Matsuda）的观点，提出了需要“关注其他问题”的观点。我们努力强调“关系的纽带”，正是那些关系对我们造成了压迫。我们需要超越警察和监狱的简单概念，审视整个监狱工业综合体和刑罚系统。

妮娅·埃文斯：性别暴力，尤其是性侵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但我们通常认为这是由坏人造成的问题。然而，你写道，“反对个人和亲密关系暴力的斗争，与反对国家和结构性暴力的斗争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你还指出，仅仅关注个体施暴者会让我们忽视 “性侵犯和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基础”。结构分析对解决性别暴力意味着什么？

贝丝·里奇：对性别暴力问题进行结构性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性别暴力的发生依旧离不开人与人关系的背景。这种暴力是个人的：个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感到永久性的恐惧。其背后的影响是给个人带来恐惧、感到被孤立和堕落、经历社会和经济机会的消弭、乃至导致死亡。这些都是极为深刻的个人创伤。但它们也反映在结构性暴力中，结构性暴力加深了这些伤害。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们寻求帮助；但所谓的“帮助机构”可能会拒绝承认或最小化她们的痛苦。在更广泛的层面，性别暴力是社会、政治、种族和性别权力不平等的直接结果。受害者承受着来自不同层面的暴力折磨，甚至那些在社会中拥有精英地位的个人也承受着伤害。回到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审视社会统治何促成了性别暴力，那么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应对个体事件。为处在危机中的人们提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发掘暴力事件的根源，探究其如何对人们的生活结构造成冲击也同样重要。

1941年，美国纽约女子拘留所，四名囚犯凝视着窗外。

艾丽卡·迈纳斯：我们正在推进的女性主义，同样支持同性恋、反资本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残疾歧视。这些术语提醒我们，人们的生活如何受到了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异性父权制的限制。由于缺乏儿童保育、医疗保健、适宜的工资和稳定的住房，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更加脆弱。这些因素让人们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变得日渐脆弱。同性恋恐惧症和白人至上制度让人们的生活变得可有可无。人们，尤其是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到了伤害。一直以来，某些组织都在关注那些大问题，例如庞大的系统和结构如何使得特定的社区和人民显得脆弱不堪？主流的反暴力运动往往只关注个人，例如“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解决你此刻的生活状况？”这当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发起结束性别和性暴力的运动也离不开对系统和结构的改变。结构性问题始终是组织工作中的一个矛盾点。我们如何保持对目标的关注，同时努力实现系统和结构的改变？又应该如何在经历伤害的情况下相互扶持？

妮娅·埃文斯：我想讨论一下反暴力运动的激进根源，以及黑人女性主义者在建立废除式的女性主义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你们的书表明，受害者之间一直存在真正的分歧。在那些支持将监狱工业综合体作为解决方案（或支持监禁式女性主义）的群体，与那些坚持废除式女性主义的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自由主义式的女性主义和废除式女性主义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紧张的关系？为什么它在今天如此重要？

贝丝·里奇：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与眼下的情况相反，自从现代反暴力运动开始以来，黑人群体和其他活动家一直在努力反对监狱国家的建立，以及通过监禁来解决性别暴力。我们知道，单单依靠法律和立法策略无法为社区带来安全和自由。为什么针对性别暴力的解决方案会有所分歧？回顾早期的会议记录、联盟的立场声明、政策文件以及组织声明，我们会发现黑人群体曾反复警告个人不要过度依赖国家。随着主流（白人）女权运动力量的发展，这些批评被忽视了。正如我在《被逮捕的正义》（Arrested Justice）一书中所说，白人女性主义赢得了主流支持，但运动也不复存在。她们主张将监狱、警察和政策作为解决措施的核心，同时放弃了性别正义斗争的其他激进面：包括建立政治组织、抵抗策略、提供互助等等，同时变得更加依赖国家资助。今天，我们发现激进组织与废警运动（defund movement）结盟。保守的女性主义者表示，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我们必须远离种族正义的要求，这导致了紧张局势的加剧。我们在书中就描述了当代的这种紧张关系。

妮娅·埃文斯：这本书中提到了废除式女性主义的工具、策略和干预措施的悠久历史。从70年代监狱内外人士组织的基层保释运动，到由玛丽·胡克斯（Mary Hooks）发起的“黑人母亲保释运动”（Black Mama’s bail Out）运动。本书清楚地表明，废除式的女性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它“来自日常实践，源于由必要性、实践和反思所驱动的集体实验。”那么，废除式的女性主义在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贝丝·里奇：《创造性干预手册》（The Creative Interventions Toolkit）、《摸索着修复》（Fumbling Towards Repair）这两本书籍和“幸存与惩罚”（Survived and Punished）组织都是废除式女性主义实践中极好的例子。首先，这些干预措施严肃对待性别暴力问题，并为受害者提供支持。第二，它们积极利用变革的方法和互助措施来实现这一点。第三，它们会分析暴力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制定策略来改变这些状况。第四，它们与其他社会正义团体建立联盟，由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人担任领导。第五，它们会在运动失败时进行评估，重新整合，并再次尝试。第六，认可并改善人们使用的日常废除主义策略，鼓励人们在不依赖国家监禁的情况下照顾自己和他人。这一切不是公式化的运动，而是一套旨在坚持废除式女性主义目标的行动纲领。

吉娜·丹特：完美的干预措施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要承认目前的挑战是困难的。面对那么多的暴力来源，我们必须以社区为基础采取措施，为受害者提供治愈。归根结底，废除式女性主义者需要做到二者兼顾。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解决目前发生的暴力事件来取得成功。我们也不只是抽象地谈论“如何能立即改变一切”，而在此期间不采取任何行动。我们需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转换，我认为每一个成功的项目和组织都应该学习这种做法。

妮娅·埃文斯：国际主义视角对于这场斗争意味着什么？把废除式女性主义理解为一种全球性的运动将对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安吉拉·戴维斯：我们强调了废除式女性主义的反种族主义与反资本主义属性。这必然涉及到国际主义的层面。多年来，人们倾向于使用“跨国”一词，谈论“跨国女性主义”等概念，但我们明确接受了更古老的国际主义概念，因为它意味着与资本主义斗争，挑战帝国主义，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战。同时，也有必要敦促人们认识到“美国具有优势”这一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影响。就连活动人士也常常认为，如果自己身处美国，就会比南非的活动人士做得更好。我们期望活动人士能够适应一个更谦卑的姿态，从正在展开的斗争中学习。例如在巴西，那里发生的种族主义警察暴力事件要比美国严重得多。我们也许可以从南非的情况，更清楚地理解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即使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废除，那里的种族主义结构仍然存在，最终决定了警察和监狱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从巴勒斯坦活动人士那里学到了很多与警察暴力有关的种族主义结构特征。本书证明了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团体参与了各种极具创造性的项目，并在我们试图推进美国的女性主义项目时为我们提供了帮助。

妮娅·埃文斯：在书中，你认为废除式女性主义者正在追求一种“激进的重建”，其灵感来自W.E.B.杜波依斯在《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1935）一书中对废除式民主的设想。《黑人重建》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它又如何影响了现代废除式女性主义者的运动？

安吉拉·戴维斯：黑人重建是废除式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它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处境，因为我们试图根除在奴隶制之后尚未解决、甚至还未被承认的问题。杜波依斯在《黑人重建》中的论点是，进化并不仅仅关注摆脱枷锁，废除奴隶制制度这一消极的过程，而是聚集于如何创造一种让曾经被奴役的黑人发挥活力的民主制度。这一问题从未得到充分的回答。即使在所谓的第二个废除主义时代或民权时代，当时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如何改造社会结构，以保证那些基本上已经被剥夺公民身份的个人能进行参与；而是保证他们融入现有的事态。因此，废除式女性主义的使命是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保证那些被推到社会边界之外的人能够参与社会。这就是废除式女性主义的革命冲动。它具有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本质；我们的灵感来自黑人女性主义运动，这可以一直追溯到非裔作家安娜·朱莉娅·库珀（Anna Julia Cooper）以及许多其他人。但是我们也扩大了这一范围，因为部分黑人女性主义不一定是反资本主义的。我们坚持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和废除主义。这是杜波依斯为我们带来的最深刻的启发。

吉娜·丹特：我们想与杜波依斯的作品以及他解释19世纪所发生的事情的方式建立某种谱系关系；这将带来一种辩证的势头。我们希望能在本书中公开他创造的解放框架。对于杜波依斯而言，能够指出“是奴隶解放了自己，而不是由其他人解放了他们”是他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废除式女性主义者一直致力于解放自己。许多被监禁的个人往往是在努力地解放自己。

妮娅·埃文斯：在结尾处，你写道：“废除式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赢得’具体的运动，而是重新规划为自由而斗争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但这与许多人对社会运动的作用的理解截然相反。废除式女性主义运动的“成功”有着怎样的面貌？种族资本主义又如何塑造了我们对“胜利”的理解？

吉娜·丹特：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是再合适不过的：如果人们开始谈论“废除式女性主义”，废除式女权主义就会成功。这正是我们不去定义它的方式，对我们来说，为历史上或未来的事物贴上“废除式女权主义”的标签贴并不重要。我们所关心的是，人们能够通过一种两者兼顾的方式去分析情况和创造解决方案，并确保它能够整合有色人种女性主义、酷儿女性主义和跨性别激进主义女性以及残疾人关注的议题。废除式的女性主义框架改变了人们思考正义的方式，让人们思考何种类型的正义能真正让人们从伤害中痊愈、茁壮成长。

安吉拉·戴维斯：在书中，我们研究了许多帮助重新选定运动领域的团体与集体。这是成功的标志，与其让慈善组织给你定义离散的“可衡量指标”，不如改变斗争的舞台，重新配置行动的语言和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人们呼吁取消对警察的资助，并拥护废除主义。当然，我们也被告知犯罪率正在上升，人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警察，但这是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因为当下的倒退而认为所有努力都白费了。现在，身处监狱里的人能够被严肃对待；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功。作为一个长期参与此项目的个人，我记得过去没有人愿意谈论这些问题。甚至家庭成员也不愿意谈论他们身陷囹圄的父亲、兄弟、姐妹和母亲。我们正在进行新的对话，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开辟新的斗争领域。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将取得巨大的成功。

美国加州都柏林联邦监狱（FCI）是美国六所全女子监狱之一，有大约750 名女囚，其中许多人因毒品犯罪而服刑。

妮娅·埃文斯：你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

贝丝·里奇：我希望读者能理解什么是废除式女权主义，以及它蕴藏的可能性。我希望反暴力活动家能够要求国家资源重新进行分配，发展互助行动。我希望坚持监禁的女权主义者承认她们的工作所造成的伤害，并帮助建立废除主义的实践。我希望鼓励读者尝试其他方法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艾丽卡·迈纳斯：对我来说，一个核心信息是强调集体性和参与的重要性。人们要参与到教学、学习和拒绝错误概念的工作中来。这本书是一个切入点。我希望人们参与进来，找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然后投身其中。

安琪拉·戴维斯：我希望人们能够接受复杂性。我们在书中经常围绕语言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可能不习惯我们使用的一些概念，觉得这些概念非常陌生。我们该如何使这些概念变得容易理解？我们如何鼓励人们去挣扎着抗争？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挣扎。而这也反映了组织的过程。包括参与其中和这个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希望人们能够欣赏这一点，并学会如何享受它。

吉娜·丹特：让废除式女性主义得以成功的想法，来自那些被轻视、被忽略，通常是被监禁的个人。我们四个有能力去旅行，去到外面的世界的作者为她们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它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我们能够启发所有其他的实践。我希望人们能够在这本书中看到自己，肯定她们所坚持的斗争。

安吉拉·戴维斯：我希望看到在身陷监狱里的人能集体阅读这本书，并在书中找到自己。当我谈到与复杂性作斗争的想法时，很多身陷囹圄的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去反思复杂性，因为那成为了他们能够有意义地生活的唯一方式。我真的希望身处监狱里的人能阅读本书，给我们反馈，同时告诉我们其中存在哪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