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寨夫人”：文学与想象中的绿林传奇

“压寨夫人”=强盗老婆

“压寨夫人”如今已是个死词。词典上的解释是“旧小说、戏曲称据山立寨的头领的妻子”，其实今人理解起来也不算是很明白。倒是20世纪早期，才子刘半农给谢婉莹（冰心）开的一个玩笑将其解释得很透彻。吴文藻与冰心结成伉俪之后，刘半农曾送来一枚图章给冰心先生，刻上了“压寨夫人”四字。这是因为旧时江南民间流传“江阴强盗无锡贼”的戏谑说法，吴文藻既是江阴人，冰心自然成为“强盗”的太太。

当然，刘半农跟吴文藻是同乡，这里的“压寨夫人”自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既跟“强盗”搭边，以常理度之，终归不算什么好事。提及“强盗”，古典文学里最有名的自然就是《水浒传》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占山为王的“好汉”之中其实就颇有几位的做派不乏可指摘之处。譬如林冲雪夜上梁山时先到的朱贵酒店，就被用来“探听往来客商经过”；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这是劫财），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羓子，肥肉煎油点灯（这是劫财夺命）”。这帮人开黑店的名声大概早已远扬，要不然也不会等到林冲下山去取投名状之时，苦等数日，要么“并无一个孤单客人经过”，要么就是“一伙客人约有三百余人，结踪而过”，最后也只有杨志这般急于赶去东京汴梁的外路人才会自投罗网了。

滑稽的是，要是梁山泊就这么被王伦几个人占了下去，苟安一时大概不会有啥问题。从《水浒传》的描述看，高太尉一定用蹴鞠之术把道君皇帝伺候得很舒服，以致大宋境内遍地反贼，开封府里却仍旧是歌舞升平。且不说方腊已在江南建号称帝，像鲁智深、武松这样身被杀人重罪的人在二龙山落草竟也没人搭理；甚至清风寨隔壁就是反贼盘踞的清风山，要不是“矮脚虎”王英抢了知寨夫人，估计双方还会继续“和平共处”下去。

这个王英，上梁山以前已经是个正宗“山大王”，不但爱喝人心做的“醒酒汤”，为此差点断送了宋江的性命，而且是个好色之徒。这在梁山好汉里也算是个另类了，例如晃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卢俊义也是同样“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

王英既好色，得知知寨刘高之妻到清风山附近去为母亲上坟后不免起意。刘高之妻其人长得“不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懒染铅华，生定天姿秀丽。云鬟半整，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愁，有闭月羞花之貌。恰如嫦娥离月殿，浑如织女下瑶池”。王英果断带人把她捉上山，想让她做“压寨夫人”。倒是宋江得知她是清风寨知寨夫人后，便着力劝说王矮虎等人放她下山回家。结果日后兄弟齐上了梁山，宋江等于欠着王矮虎一个“压寨夫人”，直到三打祝家庄之后，宋江将才貌双全的扈三娘许配王英，才算了结。

扈三娘这个形象，有论者以为是“有如平面，缺乏立体感”。这主要是就是针对她上梁山嫁王英的过程而言。扈三娘擒了王矮虎之后反被林冲活捉，宋江吩咐人连夜把她送上梁山，交给宋太公。这之后，是非不分杀戮成性的李逵杀了扈家老小，只跑得扈成一人，而扈三娘却认宋太公为义父，宋江则以义兄之名做主将她许配给了丑陋、无能且好色的王矮虎。大概扈三娘根本看不上王英，只是慑于梁山群雄之势，“推却不得”，只有委屈求全，当了王矮虎的“压寨夫人”，最终在征方腊睦州战役中与丈夫一同战死，成了殉夫的烈妇。如此观之，这位“压寨夫人”的命运实在算不得美妙。

洋人眼里的“压寨夫人”

《水浒传》说的是北宋的事情，写成也在元明之际，距离现在不免有些遥远。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土匪、“胡子”的名气就大得多，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被西方戏称为“匪盗世界”，这样一来，连洋人也晓得“压寨夫人”是个什么回事了。

这当然拜民国土匪热衷绑票敛财所“赐”。在土匪眼里，被绑架的人质无论国籍，一律被称之为“羊”，而洋人的身价（赎金）更高，所以成了“肥羊”。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一起土匪绑票事件莫过于1923年5月6日凌晨，以孙美瑶为首的匪帮在山东境内沙沟和临城之间劫持了沿津浦线北上的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的中外旅客200多人被掳。经过官匪间大量的交涉，6月间中外旅客均获释，北洋政府则收编这股匪帮为“山东新编旅”。时至同年12月19日，孙美瑶旋遭诱杀，“山东新编旅”遂土崩瓦解。其罪大恶极者被正法，多数军官被送往济南受训而不知所终，而绝大多数士兵则携枪返乡重操“旧业”。活脱脱演绎了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土匪）”的怪圈。

所谓旁观者清，在这些绑票的洋人看来，土匪极为蔑视女性。美国人哈维·霍华德在1925年夏季及初秋被黑龙江的土匪绑架近10周之久。脱险后他写了一本《与中国土匪同行的十周》，以期“永久地记载……被土匪绑架的经历和印象”。在这本书里，当这个美国人告诉土匪“我只有一位妻子、我国法律规定一妻制时，他们看上很是吃惊。于是便自吹自擂说中国人比美国人大大进步了，在中国一名男人只要负担得起，他可以拥有许多妻子”。接下来霍华德便揶揄“既然如此，他们或许已有几位妻子了”，“但他们每个人都否认了。他们说因为自己太穷了，所以只有一位妻子”。

土匪们的“压寨夫人”从何而来？毕竟哪位女士会愿意先生的职业是“土匪”呢？霍华德在书里记录了一个名叫林城的土匪，有妻有子。然而，“在谈及妻子时，他总带着轻视的口吻，他告诉我说他并不爱她”。霍华德推测，“林城的婚姻可能属于那种中国仍很普遍的被迫的童婚”，倒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同时期的另一个外国人，德国的石先生（F Strauss）在1923年10-12月间在湖南被土匪绑架，他在事后的《被湘匪绑架的八十天》里得知，监视他的一个姓潘的匪首14岁就逃到山里当了土匪，并在匪帮的打劫行动中因勇猛而显山露水，结果在24岁时就成了匪首。他的太太不是他的合法妻子，而是在一次夜间袭击中将她从一个家庭中抢来的。这位“压寨夫人”后来告诉石先生，她已嫁给村庄中的一位药剂师，已是两个儿子的母亲。那天晚上，她被土匪残酷地拖出了家门。当潘姓匪首离开营地外出打劫时，石先生还常听到这个可怜的妇女哭泣不止，思念着她的孩子。

这些有幸留下书面回忆的洋人其实都是幸运儿，起码他们最终逃出了土匪的魔爪。而他们见到的“压寨夫人”只能默默忍受自己的不幸，或者极少数人，更是选择与土匪同流合污。东北女匪“驼龙”便是这样。此女原名张素贞，辽阳人，19岁时即被人骗到长春卖为娼妓，后被土匪头子大龙从妓院赎出充作“压寨夫人”。她在以后的六年中“熟习枪马，强悍异常”。1924年春天大龙被官军击毙后，张素贞干脆自任匪伙大当家，报号“驼龙”。这位“压寨夫人”成了匪首之后，手下多达两千人，“人一村屯，先将年轻妇女圈一空室中，命部下各匪任意污辱”，以此作为吸引青年无赖入伙的条件。1925年初她在临刑时还大言不惭，“死我手下者不知几千人，一个娘儿们，能纵横数百里，屡抗官兵，总算露脸了。”此人可以说早已是良知泯灭了。

晦暗不明的文学印象

民国年间如此猖獗的匪患，自然也成为当代作家笔下无穷无尽的素材。

其中，沈从文的“土匪传奇书写”是颇耐人寻味的，虽有谴责，但多为同情和赞美。按照出身湘西的沈从文自己的说法，“匪多的原因，外来官吏苛索实为主因。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于是，沈从文笔下有许多土匪的描写几乎近于传奇，在《在别一个国度里》之中，因“性格好繁华，人长得风流波俏”，名声传得很广的周家夭妹，被自称“团长”的“大王”看上。带四百武装喽啰攻打沅陵县城，响了一夜枪，但“团长”并不伤人只把女孩子带走。结果，女孩子看看团长，“人物实在英俊标致，比成衣店学徒强多了，就说‘人到什么地方都是吃饭，我跟你走’。”这样的对话完全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不一样，女孩子因为土匪首领长得英俊，比成衣店学徒强多了，居然就半主动地选择了当“压寨夫人”。在这部小说里，过得十分幸福的“压寨夫人”还叙说自己温柔体贴如羔羊，雄强伟岸如狮子的绿林夫君。沈从文这位“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或许的确展现了一个绚烂多姿的“交织着野蛮和优美”的近代湘西世界，但小说中所描写的“压寨夫人”的形象恐怕仍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

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贾平凹的小说里对于“压寨夫人”的不幸与悲哀的还原显得更为贴切历史。《美穴地》中的四姨太被嫁给了姚家掌柜，又被当了土匪的姚家长工苟百都抢去，在回家的路上苟百都就对四姨太实施了强暴，并强逼她做了押寨夫人。苟百都被杀后，她又被带回姚家，刚生下的孩子被当着她的面活活摔死。她为了抗争，生生将自己的脸给毁了，才勉强得到善终。无独有偶，贾平凹的其他小说中的“压寨夫人”结局同样很是悲惨。《五魁》中，白风寨的寨主唐景的“押寨妇人”只因为在荡秋千时，裤带断了裤子脱溜下来，让在场的人都看见了不该看到的部位。于是不允许在自己辖地有什么有违人伦的事情的唐景便开枪打死了秋千上的女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景自己却是母亲与儿子乱伦而生的。在贾平凹笔下，这些土匪变本加厉地摧残已是伤痕累累的女人，漂亮的“压寨夫人”也只是被其当作挽回自尊的象征。早先沈从文所写的那种大王娶亲的浪漫故事是再也看不到了。

无论如何，“压寨夫人”与其所处的乱世，毕竟早就已经成为已经翻页的历史，而只能以各种晦暗不明未有定论的形象出现在文学家的想象里了。对于当下时代而言，这终究是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