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落幕，看中国考古如何“走出去请进来”

12月11日下午，“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水与古代文明”在上海大学图书馆报告厅闭幕。闭幕式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代表发表简短的演讲，分享了参加本届考古论坛的感受，同时，也对本届考古论坛提出了意见与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巍透露，近年来中国考古的新特点包括国际学术界的交流逐渐加强，此外，多学科有机结合，围绕国际前沿开展综合研究，中国在境外开展考古调查、遗产保护涉及的国家已经达10多个，主要有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越南、缅甸等相邻国家及中美洲洪都拉斯和非洲肯尼亚。

会上主要围绕“考古论坛的实用性价值”、“考古论坛的广泛参与度与地区代表的平衡性”、“论坛对未来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展望”三个大的方面进行总结。

伴随着这三届的世界考古论坛的成功举办，论坛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的重视与关注。而且每一届的主题都非常有意义。不仅对考古学本身有着重要的推进与开拓，而且对于其他学科的发展方向也有着极大的启迪。例如本届关于“水与古代文明”主题就对人类学、生物学、水资源管理、农业灌溉、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与会者一致认为论坛不单单是针对考古一个学科，可以说是广泛涉及到其他学科或领域。但是他们更希望把学术研讨转化为实际应用。考古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实践？应该做什么？都值得思考与探讨。考古论坛的作用不仅仅是讨论、演讲，还要包括其他的工作，也希望加大考古学中发掘的先进技术交流，努力把先进科技带入到考古发掘的实际工作中。

与会代表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实现考古论坛的多元化与多样性。通过不同地区考古新成果的面对面交流，承认本土文化特殊性的同时，加强全球化意识，共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关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通过考古发现来获得对构建未来世界文明的启发，以此来勾画出未来世界文明的美好蓝图。

本届考古论坛上，人们也看到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发现”，到“陶寺遗址：‘中国’与‘中原’的肇端”，从“西安地区汉唐水系统的考古发现”，到“21世纪以来吉林省高句丽渤海考古新发现”，与会者深切感受到中国考古技术的先进性以及丰厚的考古成果。

另外，与会者希望有更多的来自非洲国家的专家学者来参与，关注非洲，关注非洲在新旧石器时代与人类起源的联系。

对于地区代表的平衡性，来自阿根廷的学者代表发表了他的看法与建议：首先，加强交流，希望有更多的讨论时间；其次，除了奖项颁给具有长期性、大型性的项目之外，也要重视非常重要且不是特别大型的研究课题；然后，要保持考古的地区代表的平衡性，不仅关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成果与观点，而且要重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成果、项目。

与会的中国代表还表示：要扩大公众影响，加大网络、媒体的宣传，推动考古大会的传播。共同保持与维护论坛的高端性，把公众教育的普及性与考古论坛学术的深度性推向更高层次。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巍表示，考古论坛要保持特色，欢迎亚、非、拉美等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参与，尤其期待非洲国家的考古项目的参与，把世界考古论坛的精神发扬光大。对于中国考古学的现状，王巍透露，目前全国已有50余所高校相继设立考古专业。以《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杂志为首，中国文物考古类刊物已有百余种。中国在境外开展考古调查、遗产保护涉及的国家已经达10多个，主要有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越南、缅甸等相邻国家及中美洲洪都拉斯和非洲肯尼亚，“总之，近年来中国考古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国际学术界的交流逐渐加强。2.多学科有机结合，围绕国际前沿开展综合研究。3.广阔的学术视野在较大的时空维度。4.以开放的态度探讨东西方文明交流。5.以创新的精神应对国际先进技术方法。”

延伸阅读：

“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世界考古学主题论坛演讲和中国考古学新发现与研究专场

李来玉

人类文明的起源、进步和发展都得益于水的哺育滋养。自远古时期，世界各地的先民就开始择水而居，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的诞生也都是在大河流域。水究竟如何影响了人类社会与文明的起源？古代文明如何通过对水资源的管理利用发展壮大？据中国社科院中国考古网报道，针对这些问题，本届论坛以“水与古代文明”为主题，设置了主题演讲环节。

西南亚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北缘，西面被地中海环绕，东、南两面分别为叙利亚沙漠和西奈沙漠，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地区的史前人类对气候十分敏感。哈佛大学巴•约瑟夫教授在对这一地区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后表示，为应对干旱问题，西南亚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开始开凿水井，在塞浦路斯和以色列就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水井。至青铜时代，已逐渐建立起水井、水渠等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用于人畜饮用和农业灌溉。

中美洲古代玛雅低地尽管有着丰富的水源，但仍然需要面对如何储存和利用水资源的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雪莉•比奇教授认为湿地和水渠可能是古代玛雅最大的水利工程。她表示对玛雅社会的水资源管理政策的研究，理解当时人们改造自然的规模及环境衰退、持续和恢复的周期，有助于探讨现代雨林地区如何应对环境和人口压力带来的种种挑战。

司马相如在著名的《上林赋》中曾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这句话对水与长安城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的关系描述的十分生动形象。那么汉代长安城的水利系统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呢？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锋总结，汉长安城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修建了形制不同、功能各异的城市水利设施。包括城市供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景观系统和水运输系统。城市供蓄水系统主要由人工湖、沟渠、蓄水池和水井等组成。排水系统则由排水管道、涵洞、雨水井、城壕等组成。水景观系统主要包括人工湖等设施，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水运系统则以漕渠为主。这些不同功用的水利设施共同为这座宏大的长安城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罗兰德•弗莱彻教授的初步考察，吴哥文明时期的人们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蓄水设施-baray，它利用地面上已存在的堤岸围绕形成蓄水库，既储存水资源，又防止洪涝灾害。这一水利系统在不稳定气候条件下，确保了公元9世纪-13世纪当地农作物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对这一水利系统的控制管理，则为吴哥国家的维持和扩张提供了先决条件。

对于不合时机的降雨、降雨不足和降雨频繁这些对旱作谷物造成威胁的天气现象，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通过向阿兹特克雨神等神灵祈祷，以祈求风调雨顺。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所洛佩斯•卢汉博士对墨西哥市中心的大神殿遗址中出土的供奉堆积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其中的十件祭品应是阿兹特克人供奉给雨神特拉洛克的，借此祈求雨神能降下甘霖，解决土地干旱和谷物缺水，祈愿丰收。这一行为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同样存在，只是具体形式有所差别。

对于中国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对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进行了简单介绍。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1938年和1993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至2002年调查发现100余处遗址，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良渚遗址考古进入新的阶段。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发掘。基本确定了良渚古城外围存在一个由11条堤坝组成的水利系统。

发掘显示，大部分高坝和低坝坝体的底部采用淤泥堆筑、部分松软地基处还采取挖槽填入淤泥的工艺，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与良渚古城宫殿区莫角山的堆筑方式完全相同。部分关键位置还以黄土草裹泥堆垒加固。是将泥土以芦荻茅草包裹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即“草裹泥工艺”，再将“草裹泥包”横竖堆砌而成。这是良渚时期建筑土台、河堤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可使坝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

经多方位研究，这一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如此巨大的工程量，不仅说明当时良渚人高超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同时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程度开辟了新的视角。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徐长青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海昏侯墓的发掘情况。迄今为止，海昏侯墓共出土金器、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纺织品、陶瓷器、简牍等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套。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5000余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的发现，使多种古代文献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从目前竹简的实验室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其内容大约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部分。另外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特别是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和三十六尊伎乐俑反映了汉代继承《周礼》中规定“诸侯轩悬”（诸侯三面，缺北面，形似车舆，称为“轩悬”），乐舞“六佾”（36人）的乐悬、舞列制度。

总之，海昏侯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