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连日来，全国各地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澎湃新闻推出“一大会址”日记，派出记者常驻中共一大会址，近距离观察、感受、记录会址每天的新闻，讲述一大的红色故事，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坐落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上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座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于92年前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它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和全国廉政教育基地。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地在建国后是如何被发现并被保护起来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党30周年纪念日，中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视对中共一大会址的调查勘实工作，指示市委宣传部负责进行调查。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具体负责这项工作。1950年秋，姚溱找到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具体落实。这两人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熟悉上海的环境，由他们负责比较容易找寻相关线索。
沈、杨接受这一任务后，十分重视，立即全身心投入寻访工作。他们以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为线索，认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点，是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当年叫白尔路，现为太仓路）的博爱女子学校举行。但经过走访，蒲柏路上的居民都没听说过有这个学校。后来有老居民告诉他们，附近有一所博文女校，地址在蒲柏路127号。沈之瑜又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那了解到，周佛海的儿子周之友（原名周幼海）就在他手下工作。这样，周之友向沈之瑜等提供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重要线索：第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第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内中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顺着这一线索，沈之瑜、杨重光他们在周佛海自传《往矣集》里找到了一篇文章《扶桑笈影溯当年》，里面记载有：“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于是可以肯定，博爱女校应是博文女校，杨重光等即向宣传部领导汇报，说已经找到中共一大会址，并根据其他调查资料，认为“党的成立大会即是在该校楼上，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晚间秘密召开的”，“这一点已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确性”。其实，周佛海的这段文字，下面还有几句话，其中提到“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出席”。可能是寻访者先入为主的缘故，将这一重要信息忽略掉了。
市委宣传部在收到杨重光等的汇报后，指示他们将博文女校的照片送到中宣部，呈报给毛泽东、董必武等参加过一大会议的成员查看。到北京后，已经获知最新情况的中宣部领导，明确告诉他们，博文女校并非一大会址，而是毛主席等一部分代表寄宿之处。一大会议地址，应为原法租界贝勒路（1943年起更名为“黄陂南路”）李汉俊寓所，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希望他们回沪后仔细寻找。
经中宣部介绍，杨重光等人拜访了在农业部任职的李书城和在内务部任职的包惠僧等。他们都提供了当时开会地点的情况，也都证实了一大是在李汉俊寓所举行的事实。李书城还告诉他们，当时他和李汉俊住在一起，地址是在贝勒路树德里弄底的最后两幢房子，最末一间是他自己住，最后第二间是李汉俊住。这样，寻访的目标就很清楚了。
回上海后，沈之瑜和杨重光等根据从北京获悉的线索，再次进行实地查勘，确认贝勒路树德里就是靠近兴业路的黄陂南路树德里。贝勒路树德里弄的两幢房子，正门在兴业路，门牌号是76、78号（原望志路106、108号）。按上海人习惯，一般不从石库门房子的大门进出，而是从后门出入，因为望志路106的后门在贝勒路树德里，所以当事人大都只记得贝勒路树德里。
寻访人员又找到了房东陈老太，了解到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沿马路共有五幢，即望志路100、102、104、106、108号（今兴业路70、72、74、76、78号）。望志路106、108号这两幢房子被一位姓李的先生租住后，人称李公馆。为了走动方便，租户把隔墙打通了。这一信息与杨重光等从北京了解到的情况比较吻合。但亲历一大的另一位代表李达认为当时大会是在“贝勒路某里二号的过街楼上”举行的，而这两幢房子都没有过街楼。寻访人员想到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还在上海，当年她曾去过李汉俊家，请她去实地查看应该有所帮助。
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杨淑慧来到贝勒路一带，竟没有找到当年的记忆。后来，杨淑慧又来到“贝勒路”，仔细寻访查看，终于发现白墙上刷着个巨大的“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很像是当年的李公馆……进入到房内，她似乎很快记起了当年的情景，能说出那间是李书城的客堂，那间是李汉俊的书房，还记得当时房间内的家具陈设。寻访人员来到望志路106号厢房楼上，发现厢房的确很像过街楼，这与李达所回忆的相吻合。
原来，李书城搬走后，房东对这排房子进行了改建，开设万象源酱园店和恒昌福面坊，砌高了外墙墙壁，将清水墙改为混水墙；内部也进行了改建，望志路106、108号变成两上两下有厢房的房子，即将106号天井改成厢房，仅留108号大门。恒昌福面坊即设在106号。东面100号、102号、104号也打通改为三上三下有厢房的结构，这里开设万象源酱园店。
1951年6月，上海方面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望志路一零六号，后门由贝勒路（黄陂南路）树德里出入”。至此，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址，终于寻获并得以证实。7月，上海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搬迁会址内的居民，尔后对其进行复原修缮并作加固，铲掉了外墙上的“恒昌福面坊”五个字，旁边的白色粉墙上画着大大的“酱”字也消失了，混水墙变成了清水墙，露出了“李公馆”的本来面目，室内按照亲历者的回忆布置。
1952年9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审查同意，中共一大会址开始内部开放，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参观，当时被称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一馆”，1968年改今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