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祝总斌先生｜赵冬梅：解读《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8年重印

这本书的学术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是首次正面定义了“宰相”，从而使得 “宰相制度” 成为—个有着清晰边界、可以进行严肃学术讨论的现代史学议题。在祝先生之前，宰相是一个人人都“大概”知道，但从来没有谁加以定义的概念。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通典》的作者、唐代的政治家杜佑甚至这样说：“自魏晋以来，宰相……无有常官。”怎么可能呢？正史职官志提到宰相的时候，通常会说它是“佐天子而理大政”的，再具体的职任规定就没有了。而祝先生则明确提出，宰相必须同时拥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祝先生引用《后汉书·陈忠传》的记载，说“议政权”就是“入则参对而议政事”，按制度享有进宫谒见皇帝，共议国家大事的权利；而“监督百官执行权”则是“出则监督而董是非”，也就是说“经过皇帝与宰相商议，形成决定之后，还得由宰相监督百官执行。这里包括百官执行后的考课，以及由此奏行的黜陟、赏罚等”（第5页）。祝先生对“宰相”的定义，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我讲宰相制度，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讲的。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认为，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因为内阁和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没有稳定地获得监督百官的执行权，只有议政权。

这本书学术贡献的第二点是根据“宰相”的定义明确指出，两汉的宰相“始终是三公”，魏晋南北朝的宰相“始终是尚书令、仆射或录尚书事”。（第6页）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但在这里恰恰是不便展开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读。

这本书的第三点学术贡献，论述了皇帝身边的秘书咨询机构发展壮大，是逐步转化成新宰相机构并取代旧宰相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进行的。（第364页）汉代的尚书，本来设于宫城之中，接受皇帝的咨询，参与议政；到魏晋南北朝，便演变成宰相，取代了原来的宰相——三公。这是秘书咨询机构第一次取代宰相。尚书取代三公之后，皇帝身边又出现了新的秘书咨询机构，这就是门下和中书，“到隋唐，门下、中书长官也演变成为宰相，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取代尚书省，而是‘并相’”。（第364页）这是秘书咨询机构第二次取代宰相。

这本书的研究时段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宰相换代的过程仍在继续。唐五代新出现的两套秘书咨询机构，一套是翰林院，一套是枢密院。翰林院以起草文书为主，实用性较强，因而在入宋之后继续保留了秘书咨询的功能；枢密院参掌机务，是五代皇帝赖以处理军机要务的主要帮手，入宋之后演变成为外朝军政首长，与原有的宰相机构——中书——对掌文武大政。中书和枢密院合称“二府”，形成了按文武事务分工的新型的宰相机构群。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种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宰相机构“迭代”的历史现象？或者说，宰相机构“迭代”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传统的解释，“一般都把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君主与宰相的权力之争，即（认为）君主感到相权发展过重，‘威胁’自己，于是有意采取措施，削夺相权，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制度的变化”。（第13页）隐藏在这种解释背后的，是片面强调对立冲突的历史观，它倾向于把君和相看作利益冲突、信任缺乏、恒处于权力竞争之中的一对关系。这种历史观基本上主宰了我们的历史书写，也高度影响了受此历史书写教育的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让我们在观察一对关系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对立的一面，看不到或者说很少看到关系中双方互相依存、利益与共、和谐共生的一面。而祝先生认为，这种片面强调君相对立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恐难说反映了宰相制度变化发展的本质”。（第13页）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祝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这发展、变化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二者的权力之争确可导致某些变化，但归根结底，仍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统治作为标准来衡量，决定坚持、调整或废除（既有的宰相制度）。”（第17页）相对于传统的“君相矛盾对立说”，祝先生的解释更强调君相配合谋求有效统治的一面，可以称为“君相协调合作说”。“君相协调合作说”抓住了君相关系的本质，提供了认识君相关系和宰相制度发展动力的新视角，也提供了一种更为符合真实的温和而理性的历史观。这是祝先生这本书的第四个学术贡献。

祝总斌（1930年1月13日-2022年7月8日）

这种历史观的掉转，对我来说，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祝先生这本书，是从他老人家所讲授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中有关宰相制度的部分整理、扩充而来的。（第367页）我大概是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课上初次听到这些观点的，当时一下子就被打蒙了——原来君主和宰相之间关系的主调竟然是协调统一的，这怎么可以呢？跟我们以前学的都不一样啊！但仔细想一想，好像这才是事情应有的真实面貌——保障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和统治机器的运行平稳，是包括帝制国家在内的任何正常国家的要求。倘若国家机器之中，两个最高级别的权力主体——皇帝和宰相之间关系的常态是相互冲突和斗争的，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平稳运行得下去呢？按照帝制国家的制度安排，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平衡各方利益，对一切政事做出最后决断；而帝位世袭，选择余地极小，因此，绝大多数皇帝都是中才、下才。这样一来，宰相的设置就成为必需的。宰相通过“尚贤使能”的选拔制度产生，是资深政治家。宰相的存在可以“弥补、调剂、平衡”君主世袭的缺陷，“从而保证整个统治的质量和效率”。（第14页）所以，皇帝需要宰相的配合。而宰相作为皇帝的臣子、国家的官员、能力超出一般的人才，有幸获此高位，“佐天子而理大政”，当然也希望配合皇帝实现治国安邦的目标。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宰相都是积极辅佐皇帝的，尽管有的力有不逮，有的（跟皇帝—起）走错了方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与宰相关系的基本面是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

既然如此，皇帝不断提高自己身边的秘书咨询机构的作用，并且最终造成了秘书咨询机构升级取代旧宰相成为新宰相，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死磕史料，挖掘细节，才能见得真实。这是祝先生教我的历史学的解题思路。比如说，祝先生指出“曹魏初年设立中书省（作为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就是因为当时三国鼎立，战争不断，各地（特别是边地）统治不很稳定，形势迫使皇帝 ‘政自己出’，要对某些重大政事迅速做出决定”。（第16页）曹操雄才大略，做决定是没有问题的，秘书只负责起草文书就可以了。但是曹操的儿子和孙子——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就做不到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曹操那么勤快，所以常常会拿不定主意，需要求助于身边人。中书的作用就从单纯起草文书的秘书开始向提供咨询谋议发展，权力不断伸张。简单地说，“皇帝‘政自己出’而又力不胜任，正是中书监、令（中书机构的长官）权力得以膨胀的最基本原因”。（第319页）

祝先生的书里，常常有很多非常朴实的道理，比如中书的来源是汉武帝时期的中尚书，顾名思义，是用中人（宦官）来充当尚书往来奏事。汉武帝为什么要用宦官奏事呢？因为汉武帝的活动范围更多地转到了后妃居住的后宫区域，这个区域，虽然在当时也有士人出入，但是用宦官更方便。而武帝雄才大略，宦官不敢弄权，只能老老实实地跑腿传信。这样的论述非常平实，就是大白话，人之常情，可是像这样常识性的东西，在现在的学术性文字中却变得越来越稀罕了。我们正处在—个新时代的边缘，希望这个新时代是一个进一步回归常识的时代。

本文收录于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