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负笈厦门大学读研后开始接触城市史，硕士学位论文选取美国中西部地区一座城市克利夫兰市进行市民社会的研究；博士论文则选取了美国东西部几座城市开展公共空间问题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读书方面的渐变就是从阅读美国通史相关书籍到侧重阅读与城市史、城市化相关的论著。实际上，同样的领域，如果在知识谱系上存在差异，或者说在选择阅读的路径上有所不同，则会影响研究的范式，用一句行话说：路数不同。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E.兰帕德在发表于1961年第1期《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一篇文章里，批评了美国城市史学研究中主要以城市史及其问题为取向，而较少研究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这里反映了美国城市史学界对自20世纪初即统治城市史研究中的社会学路径的反思，这一社会学路径主要是以“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等人为代表。而我入门城市史恰恰是从社会学开始的。在蔡禾教授等人主编的一部教材《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认识了另一位“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及其“同心圆理论”；接触到霍利（A. Hawley）的人类生态学理论——认为社区是被建构的具有地域性和地方化的功能关系系统。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本书关于“城市性”（urbanism）的讨论。在这个部分遇到了对我从事城市史研究影响较深的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美国社会学家沃思（L. Wirth）。前者的代表作是《大都会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后者的代表作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尤其是沃思，他认为城市是“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相对长久的居住地。”而城市特性则包括人口数量、居住地的密度和居民以及群体生活的异质性三个方面。因而可以说，这部教材及其推介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成为我研究城市史的启蒙读物。
无独有偶，我阅读的第一本有关城市史的英文专著也是以社会问题研究为路径的。这本书是美国学者霍华德·丘达柯夫（Howard P. Chudacoff）编撰的《美国城市史主要问题》（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Urban History: Documents and Essays）。本书的最大特点是除第一章外，其余各章都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原始文献，二是学术文章撷选。也因为此，它与一般介绍城市或城市社会不同的是丰富的历史感及其展现的历史场景。作者大致以历史时间为纵线，向读者叙述了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美国与城市有关的重要话题和问题：殖民地时代的城市生活、城市服务和公共秩序、工业城市、移民与城市、城市老板与城市改革、城市经理制、大众文化、大都市发展、联邦政府城市政策、城市更新、后工业城市等。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里美国城市的主要现象，从而成为该历史时期城市发展的典型表征。
丘达柯夫选取了美国历史学家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1940年发表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上的文章《美国历史上的城市》（The City in American History），施莱辛格是首个提出历史学家要更多地关注城市的学者，他挑战了盛行多年的“边疆学说”——即认为边疆是解释美国历史的重要元素——而认为城市才是解释美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施莱辛格的观点影响了像理查德·C.韦德（Richard C. Wade）、雷蒙德·莫尔（Raymond Mohl）等许多城市史学家，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城市史学（American Urban History）形成的标志，丘达柯夫采用了此见。此外，本书还有“拓展阅读”书目，与正文中引注和节选构成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可视作一本城市史学历史文献入门读本。
2004年，丘达柯夫与另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彼得·C.鲍德温（Peter C. Baldwin）将此书扩展，延伸到郊区史，题名为《美国城市和郊区史主要问题》（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Urban and Suburban History: Documents and Essays）。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将丘达柯夫早年的成名作《美国城市社会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Urban Society, 1975）译成中文，读者可以从中读到丘达柯夫倾注在《美国城市史主要问题》一书中的城市史情怀。
说到城市史情怀，那就要提到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从1915年开始，他在导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鼓励和影响下，注意收集有关城市的研究资料。1938年，芒福德完成了他第一部关于城市的叙述《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认为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城市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既是神圣精神世界，又是世俗物质世界；既是法庭之所在，又是研求知识的科学团体的所在。
到1961年，在芒福德66岁的时候，他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历史中的城市：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中译本译为《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该书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城市的起源、发展和转型，展望城市发展的前景。视野广阔，包罗万象，从史前时代的城市叙述到现代工业城市和郊区。芒福德这部饱含激情、充满社会哲理的著作看似杂乱无章，读来也晦涩难懂，但有其内在理路。第一，其研究路径仍然是遵循早期城市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城市是人类的聚集体，人们在此形成共同体，形成社会。第二，芒福德突破了单纯的社会学视角，亦从地理空间、时间的维度，将城市视为容器和磁体。不论古代城市、近代城市，抑或现代城市，对城市发展与演变的叙述都以“容器”和“磁体”这一城市的特性为线索展开。第三，芒福德在阐述历史中的城市时，横向上以城市特性、功能为叙述核心，纵向上则遵循历史叙事的时间观。从而使得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城市史叙述实际上是植入于大历史的叙事背景之中。
关于城市本质或特性的诠释，前有法国历史学家菲斯泰尔·德·古郎士（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的《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The Ancient City: A Study on the Religion,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1864），后有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全球城市史》（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通过这两者的对照，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芒福德对城市本质的认知。据此，我归纳为城市的三个维度：时间、空间和人，城市的本质应从这三个方面认识。从时间上来说，城市是记忆体，每一座城市都有其时间刻度，有其历史进程。从空间上来看，城市是存储器，也就是芒福德说的“容器”，城市既容纳了大量的人口，也容纳着街道、广场、建筑、公园等城市元素。但城市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人的维度，芒福德与古朗士一样，都将城市看作人所聚集的共同体，它像“磁体”一样吸引着人们聚集到城市之中。而这样的聚集有制度性的安排，遵循一定的秩序，是维系和谐共同体的存在，所以，城市必有其人性化的设计。
在城市人性化观念上走得最远的恐怕莫过于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Cities，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中，她将城市的生命和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在她富有文采的文字中，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作者倾注于该书中的人文情怀又令我想起意大利考古学家伦道夫·兰恰尼（Rodolfo Amedeo Lanciani）、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美国学者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等人的城市观。例如，简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开篇即提出：“街道及其人行道，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的最重要的器官。”兰恰尼在《古罗马》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将公园、花园和广场比喻为城市的肺；街道是一座城市的血液系统。桑内特也曾指出，早在18世纪，设计者们就将“动脉”和“静脉”这些词汇用在城市的街道上。也就是说，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像人的身体那样，依靠其各个“器官”的正常运行而维持生命。正是在人性化的这个维度上，简批评了美国大城市中的规划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是城市结构的变化，而实质上则是社会关系的变革。她指出，在城市里，不管是街区还是地区，如果很多经过长时间发展起来的公共关系一旦被破坏，各种各样的社会混乱就会发生。也就是说，原有的城市关系网遭到了破坏，其实质是破坏了城市的时间性（新旧社会关系）；因为关系网是经过多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时间性的混乱（新旧邻里关系混杂）导致人们失去了对空间的认同和归属感。简的核心观点是使城市保持活力，她认为，一座城市有了活力，也就有了战胜困难的武器，而一座拥有活力的城市本身就会拥有理解、交换、发现和创造这种武器的能力。简的书不仅指涉思想和观念层面，为城市规划者敲响了警钟。她也在城市的系统性阐述中指向了城市的空间结构问题，人类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巧妙地处理时间和空间的冲突，从而产生了城市规划和设计理论，不断找寻城市发展的最佳模式。
城市的第一意象毫无疑问是空间，因此自然而然，人们不会满足于对城市的社会学研究路径，更不会醉心于芒福德式的社会哲理式分析。就像兰帕德在1961年指出的那样，城市史不只有城市问题，还有城市化进程的问题。城市化反映了城市动态发展的过程，涉及城市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进程。城市化的关键元素是结构变化，包括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市政结构、空间结构等，故而，对城市化的探究就涉及到发展“模式”问题——一定区域内城市的规模、功能、城乡关系和空间结构的规律性。有趣的是，说到区域，还是要回到芒福德及其导师格迪斯的时代。格迪斯在其所著《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 1915）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城市的“区域观”。芒福德则是1923年成立的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区域主义”在美国得到推行和实践。对中文世界影响较大的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G. W. Skinner）编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我国美国城市史专家王旭教授在早年主译此书，并编入施氏其他重要论文，以《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为题翻译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施坚雅吸收了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学说”，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他详细地考察了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的进程，指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尚未形成全国一体化的城市体系，而分别出现几个区域的区域性体系。每个体系与其毗邻的体系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且每个体系内城市所影响的腹地往往是部分重叠的。据此，施坚雅教授提出了中国城市的“规模等级”，通过计量分析，提出中华帝国晚期八个区域城市规划等级系统的分布，它们组成区域等级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结构有其中心，施氏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城市一般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商业活动中心，一个是政治和行政中心。施坚雅的这一理念被冠之以“施坚雅模式”，多被城市史和区域经济史研究者奉为圭臬。顺便一提，王旭教授所著《美国城市发展模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及其翻译的美国城市史学家卡尔·艾博特（Cart Abbott）所著《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The Metropolitan Frontier: Cities in the Modern American West,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也都是讨论城市发展模式的专著，可资参考。
城市史的写作从早期出现的“城市志”、“城市传记”开始，到城市史学的产生，再到城市史学的转向（比如文化转向），其本身的历史过程就很值得探讨。这一进程反映了城市史的知识谱系和文化认知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现象。而到后来所谓城市史脱胎于社会学，城市史学的研究一直在城市史及其问题的研究取向和城市化的研究路径之间久久徘徊。我也读到过将二者融合进行研究的著作，比如梁茂信教授所著《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既探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变革问题，也关切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再到后来读到孙群郎教授所著《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和侯深在其英文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著作《城市自然化》（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一个是“城市郊区化”，一个是“城市自然化”，可见中国学者在城市史的讨论中不仅领域在拓宽，而且也如美国学者笔下的城市史学演变那样，注重历史过程叙事，且逐渐浸淫浓浓的人文情怀。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对这些著作做详细的论说，容待另文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