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80周年︱日军本无进攻南京的计划，是第十军抗命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年又正好是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随后在南京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30万中国军民惨遭毒手。

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日本对中国觊觎已久，早有侵略野心，所以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之后，日军就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大幕，在华东地区占领上海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南京。占领对方的首都，古往今来都是胜利的标志，所以就会想当然地认为进攻南京肯定是日军蓄谋已久的行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日军一开始并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那么日军最终进攻南京的决策是怎样出台的？

日军并没有进行全面战争的打算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只有海军特别陆战队的4000人，随后8月18日和19日又增派了4个大队约2400人，即便加上从在上海的侨民中紧急征调的在乡军人（即退役军人），总共也不超过8000人。要想凭借区区8000人占领上海再攻占南京，无疑是痴人说梦。事实上，在淞沪抗战的第一阶段也是中国军队占尽主动，日军在中国军队的全力围攻下节节败退，完全是依靠强大的海军军舰和舰载机的优势火力在苦苦支撑。

淞沪会战初期日军完全是被动挨打

而此时日本陆军只有17个师团的常备军队，总兵力才不过38万人。在没有进行动员之前，仅仅依靠这么点兵力就想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尽管日本对中国一直有觊觎之心，但在1937年8月，日本确实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即便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还只是想逐步蚕食华北，并没有在华东大打出手的打算。

8月15日，日军决定以2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松井石根大将任司令官，开赴上海参战。不过上海派遣军的组建和参战准备需要时间，所以这支部队在上海宝山登陆时，已经是8月23日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日军对华东地区的作战并不是蓄谋已久的，和纳粹德国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以及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相比，显然完全不同。而且日军参谋本部给上海派遣军的任务也只是“在海军的协同下，对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进行扫荡，占领上海以北一线要地，以保护帝国侨民”。根本就没有提到要进攻南京。

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上海派遣军的2个师团伤亡惨重，进展迟缓，因此日军又于9月初从本土向上海增派3个师团，同时从华北抽调10个大队增援上海。至9月底，日军在上海已投入了5个师团又1个旅团，但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调集的部队也越来越多，因此战事依然胶着，此时的淞沪战场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10月20日，日军又决定以3个师团又1个旅团组成第10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同时还从华北抽调了1个师团划归上海派遣军指挥，在常熟的白茆港登陆，对中国军队形成两翼合围。这样才打破了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迫使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后撤。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

在淞沪战场侧后登陆的日军

进入11月，日军在华东地区已经集结了9个师团又2个旅团，总兵力超过了20万，超过了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为统一指挥，日军于11月7日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大将任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而且后两次派出的部队中已经不再都是常备师团，出现了第101师团、第114师团这样由后备役兵员组成的新建师团，意味着日军已经开始了战争动员。也就是说，随着淞沪会战的规模逐渐扩大，日本才开始一步步迈入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10军竟然抗命了

在占领上海后，日军兵分三路追击后撤的中国军队。此时华中方面军下达的作战目的是“在海军协同下消灭附近的中国军队，摧毁其作战意志，达到结束战争之目的”。同时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是在苏州、嘉兴一线以东，上海派遣军进至福山镇、常熟、苏州一线为止；第10军则进至平望镇、嘉兴、海盐一线为止。显然，直到此时日军参谋本部、华中方面军还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

进攻上海的日军指挥官，左起：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亲王、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与在上海已经苦战了三个月、伤亡惨重的上海派遣军不同，第10军在杭州湾的登陆非常顺利，登陆后的追击也是一路进军迅速，所以表现极为骄横张狂。第10军中狂热的青年军官们认为，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要停止作战，是让士兵们无法接受的。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本人也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一年前的“二二六”兵变中，他就是发动兵变的皇道派支持者，所以他并不想服从这个命令。

柳川平助于是在11月15日召开了军官会议，而且还破例让中队长一级的下级军官参加。在会议上，长谷川正宪、奥保夫、野口胜之助、国崎登等军官都建议，不用理会方面军的命令，第10军单独向南京方向追击，对于抗命追击可能出现的后勤补给困难，一些下级军官甚至叫嚣“粮食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用刺刀作战！”

柳川平助召开这个会议就是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所以他当然同意了这个建议，随即下令第10军继续向南京方向追击。

日军向南京进犯

11月20日，日本成立了直接听命于天皇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这标志着日本开始转入了战时指挥体制。

同一天，远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得知第10军已经越过了华中方面军规定的进攻停止线，大感意外，他随即命令第10军停止行动，但第10军依旧不理不睬，继续向南京进军。

当天下午，松井石根也向参谋本部报告，由于第10军已经开始向南京进军，上海派遣军的官兵也强烈要求越过规定的停止线，和第10军一起向南京进军。不等参谋本部的答复，上海派遣军就已经开始越过规定的停止线向南京进军。

就这样，原来规定的进攻停止线就成了一纸空文，向南京进军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11月24日，日军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就提出，眼下应该利用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全线溃退之机乘胜追击，进攻南京，一举攻占中国首都来迫使中国屈服。

尽管没有命令，但日军还是向南京进军

客观来说，日军在开始上海作战时，并没有要进攻南京的计划，由于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后期的大溃败，刺激了日军的侵略野心，日军才将进攻南京提上了日程。不过直到此时，日军大本营依然没有下令进攻南京。大本营在接到了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从战场发回的调查报告，再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才于12月1日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了以现有兵力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毫无战略远见的日军

从表面上看，进攻南京是日军第10军“下克上”倒逼日军大本营的行为。说来奇怪，日军真是一支非常奇葩的军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体结合：一方面等级观念森严，下级对上级极为恭敬；但另一方面，“下克上”的行为却屡见不鲜。

“九一八”是“下克上”，“卢沟桥”是“下克上”，进攻南京还是“下克上”。其实这种符合日本既定侵略国策的“下克上”是受到了高层的默许甚至纵容的，进攻成功了自然就是升官晋爵；失败了最多也就是当事人自杀谢罪，与日本政府和军方无关。这样一方面大大刺激了日军侵略野心的膨胀，另一方面也使“下克上”行为蔚然成风。

日军进攻南京的作战示意图

实际上，当时日军高层存在两种意见分歧：一种主张利用“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全面扩大侵华战争，彻底征服中国；另一种意见则是认为日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和美国，所以不应该在中国扩大战争规模，浪费宝贵的战争资源，而是尽可能就地解决，积蓄国力将来和苏联美国开战。

当时前一种意见无疑是日军中的主流，大多数日军高层将领如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长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都是持这一看法的，而后一种意见只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少数人坚持。

石原莞尔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但他却是非常熟悉国际形势的务实派，而且是日军中极少数具有战略头脑的人。他就认为日本应该全力开发“满洲”，尽量消化吸收“满洲”的资源，提升日本的综合国力。所以他对挑起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事变都是反对的，更不同意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他主张将华北的部队都撤到山海关内外，再由近卫首相和中国举行谈判来解决争议问题。应该说石原莞尔的建议非常阴险，如此一来，中国要想收回东北就将遥遥无期。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接纳，所以当日军不断向华北和上海增兵，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后，他认为日军的高层领导缺乏战略远见，这是将日本推向危险的深渊，因此于9月愤然辞职。

石原莞尔

据说，石原莞尔曾经斥责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日军军官毫无战略头脑，但得到的却是“我们正是向前辈您学习的啊！”的回答，此话一出，石原莞尔也不禁哑口无言。

在二战中，日军是公认的“战术一流，战略末流”。1937年7月，一厢情愿地以为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还会像以前那样忍辱退让，殊不知“西安事变”之后的中国，坚决抗日已经成了全国上下公认的主流看法，在全国汹涌的抗日情绪下，“卢沟桥事变”怎么还可能像过去那样收场呢？而在华北的冲突全面扩大后，本来日军的战略方向是由北向南，这样一马平川而且由高到低的地形能更好发挥日军的机械化优势，但是随着“八一三事变”爆发，作战的重心又转向了华东，战略进攻的方向改为沿长江由东向西，这一带连绵起伏的丘陵和纵横交错的水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机械化优势，从而陷入了持久战争的泥潭。可以说，日军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大战略，完全是脚踩西瓜皮——踩到哪里滑到哪里，甚至是被中国的战略牵着鼻子走。

日军占领南京后举行的入城式

无论是清醒的石原莞尔，还是骄狂的柳川平助，都是崇尚侵略政策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的不同只是策略上的区别。即便再富有远见的高明战略，在这样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指导下，最终的结局依然只能是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