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梦︱从奥斯维辛到南京：中国的纳粹屠犹教育

八十年前的今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三十万同胞在短短六周内命丧日军屠刀，举世震惊。在南京大屠杀的公共讨论中，犹太大屠杀常被作为参照对象，德日两国截然不同的认罪、反省态度更是成了老生常谈。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育启动较晚，近年来，我国积极借鉴全球范围尤其以色列的纳粹屠犹教育成果，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南京离奥斯维辛究竟还有多远？

何谓纳粹屠犹？根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及其帮凶共杀害了大约六百万名犹太人，这种有组织的、官僚的、国家支持的迫害和谋杀活动被称为纳粹屠犹。研究纳粹屠犹的国际权威专家鲍尔教授特别指出，“无论你生活在中非、中国、南太平洋，还是瑞士，你必须意识到种族灭绝屠杀的危险。纳粹屠犹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人类尽可能远离极端形式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作为一个远离纳粹屠犹欧洲主场的国家，中国为什么要开展纳粹屠犹教育？中国开展纳粹屠犹教育会对南京大屠杀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纳粹屠犹？

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我国的知识精英们便嗅到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浪潮。是年5月13日，宋庆龄女士带领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中外知名人士奔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这便是我国纪录在案的第一份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声明。

宋庆龄女士当时与知识精英共同去德国驻上海领馆进行抗议

1938年11月9日，纳粹德国全国范围针对犹太各类机构打砸抢烧，迫使境内的犹太人开始大规模流亡。1933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近两万五千名欧洲犹太难民逃亡上海。由于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上海还有许多因战乱避难的全国各地难民。中国民众很快注意到，身边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白人群体，他们囊中羞涩，生活拮据，与租界里那些外表光鲜，生活奢靡的洋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便是犹太难民。当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逐渐逼近这座城市的承受极限，上海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1939年2月17日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云南建立一个犹太定居点，以安置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这项举措在当时看来不仅符合孙中山关于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的遗愿，还可以帮助改善与英美两国的关系，赢得全世界犹太人的好感，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当年3月7日通过该提案，并在4月22日制定了实施计划的纲要，但终因经费等问题，计划最终流产。值得一提的是，在犹太难民避难上海期间，自始至终未发生一起上海民众反犹事件。

从姗姗来迟到风云突变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深受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杀戮犹太人视为法西斯主义在二战期间杀害欧洲平民的一部分，并把法西斯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换而言之，资本主义被视为造成大规模屠杀的根源。国人当时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存在很大偏差，并没有深刻意识到纳粹屠犹实为反人类罪行。彼时的出版物中也鲜有对于纳粹屠犹史实的介绍，甚至“纳粹屠犹”和“犹太大屠杀”这样的名称也没有出现。

然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决裂，风云突变。尤其在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政治空气的转变让中国意识到了解、研究西方世界的必要性。早在“文革”结束前，《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译本已经正式出版，还曾作为内参在大陆流通。时至今日，此书仍是广大中文读者理解这段历史的热门读物之一。自政治气氛转变后，纳粹屠犹的相关内容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出版物中。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有趣的是，在学术相对自由的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在十年“文革”浩劫的空窗期后热衷译介、接受西方各种思潮和学术研究，却没有对纳粹屠犹进行专门关照。直到八十年代末，一些中国学者才开始关注纳粹屠犹。当时，河南大学青年学者张倩红的论文《试论希特勒的反犹政策》成为中国最早发表的研究纳粹屠犹的学术论文之一。上海社科院潘光教授于1992年发表文章《中国犹太学和以色列研究概述》，该文介绍中以建交以前中国学者发表的关涉犹太问题的论文，涵盖将近百年中国学者在犹太领域的成果，却没有提及关于纳粹屠犹的研究文章。由此可见，当时鲜有中国学者关注纳粹屠犹这一主题。

在这一时期，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的比较尚未正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也没有形成对于纳粹屠犹教育的政治需求。许多西方学者的最新洞见还没有被中国学者认识，中国的纳粹屠犹教育处于非常初步阶段。

转折点：1992年中以建交

1991年，中以正式建交的前一年，中央电视台在深夜时段播放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制作的《种族灭绝》（Genocide）电视片，这部反映纳粹屠犹的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1991-1993年期间，该中心把《勇于记住： 1933-1945年的纳粹屠犹》展览于中国数座城市进行巡回展出，在南京巡展期间，展览被专门安置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亚洲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受难者第一次被放置在同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受难者和犹太受难者共同得到纪念，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尝试将两者进行比较和对话。

利用公共媒体讲述纳粹屠犹事件，一方面有利于中国民众认识这位正式交往的国际新朋友——世界上唯一的以犹太族群为主体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也是在八十年代末本土政治风波后对于民族苦难的一次试探性触碰。

1992年中以正式建交后，中国的纳粹屠犹教育开始扬帆远航。

高居庙堂、中外合作

我国的纳粹屠犹教育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纳粹屠犹教育非常不同。

此项教育在西方国家通常属于中小学基础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许多学校会安排犹太幸存者与中小学生见面座谈，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犹太纪念馆。与之不同的是，这项教育在我国的执行主体是大学、研究所等高等教育机构。

提起中以建交后的纳粹屠犹教育，徐新教授和他创建的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功不可没。该所成立于1992年5月（中以建交时间为1992年1月），是中国大陆高校中最早对犹太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徐新教授编纂的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是国内最具权威性和得到广泛使用的关涉犹太文化的大型工具书，其中百分之十以上内容与反犹主义和纳粹屠犹相关，为中国读者了解纳粹屠犹的相关信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专业参考。

该所师生把国际著名的大屠杀研究专著《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译成中文。作者弗里德兰德尔在中译本的《致中国读者》一文中写道： “本书讲述的一系列事件早已成为当代西方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其历史教训和具有的普世意义，应该对每一位读者，无论其身在何地，都具有参照作用”。针对翻译、介绍这部著作的目的，徐新教授在序文中写道：“不仅旨在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反映纳粹屠犹事件的‘鲜活’读本，而且为如何记录和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更希望中国历史学家以及致力于纂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者能够从本书中汲取养分，写出与此相媲美的作品，为人民不忘南京大屠杀历史，牢记南京大屠杀历史做出贡献。”

可以看出，徐新教授的团队在纳粹屠犹领域的科研实践中秉持了对本土苦难的关怀，这也是我国纳粹屠犹教育一大特点。同时，徐新教授也冷静指出：“诚然在中国开展纳粹屠犹研究不言而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将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建立联系，但是并不能认为中国研究纳粹屠犹或者开展纳粹屠犹教育是作为一种战略上的措施，以达到强调自身在日本侵略中遭受苦难的目的。”

1997年，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之际，华裔美国学者张纯如的研究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问世，此书很快打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版，在国际史学界引起轰动，打破了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长达六十年的沉默。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副标题使用的英文词就是西方专指犹太大屠杀的词语（the forgotten“Holocaust”）。这两次屠杀虽然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但中国民众接受时往往倾向将两者置于同一语境。尽管这样的同置是对纳粹屠犹事件的误读，但在南京大屠杀史实传播的初期，同置的确具有很大推动作用。事实也证明，政府处理中日历史问题时，也经常试图借力于纳粹屠犹事件，而且开展纳粹屠犹教育还能为抗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提供有效经验。

张纯如的著作，其中副标题为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自2005年起，几乎每年国内会有高校牵头举办关于纳粹屠犹与犹太历史文化主题的暑期班。参与者不仅可以学习相关历史课程、观赏影像资料，还能见到犹太幸存者，与幸存者直接交流。这几乎是中国本土唯一能接触到犹太幸存者的教学场合。可惜的是，受一些复杂因素影响，此类暑期班近三年来无法获许开班。

自2010年起，在伦敦犹太文化中心已故的哥特尔先生和澳门大学提姆曼教授的协助下，每年约三十位中国学者（包括港澳地区）赴以色列参加为期两周的纳粹屠犹研讨班。这个研讨班为中国学员度身定制，不仅提供历史景点的参观讲解（部分讲解语言是中文，由以色列当地汉学系学生提供）和犹太幸存者见面讨论会，还邀请以色列专家、学者、记者开展一系列纳粹屠犹专题讲座，其中特别设计了与中国相关的课程，比如：用儒家经典阐释犹太经典塔木德，亚洲大屠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发生的屠杀华人事件和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屠犹的对比讨论、义人介绍（特别介绍以色列官方承认的两位中国义人，并带领全体中国学员参观刻有他们名字的义人碑）等。

图为2005年南京大学犹太研究所举办的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当时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哥特尔先生在国内研讨班上讲课。

有趣的是，资助中国学者以色列之行的基金会的部分资金源自中国澳门地区的赌场经营。这家基金会不仅是特朗普竞选活动背后的大金主，而且是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主要资助方，还积极参与资助我国的纳粹屠犹教育。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远赴以色列的观光客、基督徒朝圣团、甚至商务考察团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纳入参观行程，主动接受以色列的纳粹屠犹宣传教育，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趋势。这能否被解读为民众对于本土民族苦难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遗憾，而做出的自发的、朴素的、下意识的补偿行为？

与全世界林立的纳粹屠犹纪念馆相比，国内还没有纳粹屠犹的专业纪念馆，即便是针对南京大屠杀教育，除了南京市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全国各地也鲜有南京主题的纪念馆。2012年5月，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三楼开设奥斯威辛集中营展览，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第一次在中国本土进行展览，展出时间约三年。

南京离奥斯维辛究竟有多远？

不少国内学者倾心于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想象的共同体”到“虚构的犹太民族”，推崇民族苦难记忆构成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论调。然而，这些说辞在多元发展的中国社会往往水土不服。在南京的语境中，“忘记等于背叛”的口号常常辞不达意，一到纪念日，便可以发现铺天盖地的情绪宣泄，渴求西方同情认可的呐喊，甚至转而抱德国的大腿，这些做法幼稚、无力，没有深意。侠义柔情的中国文化能否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出路来直面曾经的民族苦难呢？

不仅如此，在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过程中，国人常有一些误解。例如许多人认为拉贝说过“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甚至这句话一度以中文形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展出，但是拉贝的德语日记和其他记录中并没有相应文字记载。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研究初期对拉贝表述的误读。如果观察拉贝的墓碑，可以发现墓碑下方刻有两个德语词“unvergesslich”和“unersetzlich”，也就是“不能忘记”和“无法弥补”，拉贝没有提出“宽恕”。“宽恕观”在犹太群体中也站不住脚。在西方的纳粹屠犹反思教育中，谈论“宽恕”往往是一大禁忌，世界上绝大多数纳粹屠犹纪念馆中亦很难找到“宽恕”的论调。多位犹太幸存者在和笔者的访谈中也证实了这点——“死的不是你，你有什么资格宽恕？！”

拉贝墓碑，照片由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彦名提供

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建馆理念和布展设计。改造过程中，中方曾派出团队专访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波兰奥斯威辛纪念馆，学习以色列和波兰在纳粹屠犹教育方面的经验。可以说，这是南京大屠杀教育获益于纳粹屠犹教育的一次成功实践。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77年，中国首次以国家层面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建立亦是借鉴以色列的纳粹屠犹纪念日的重要成果。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著名犹太知识分子魏斯教授在与笔者的深谈中曾指出，她赞赏中国在纪念自身苦难的形式上借鉴犹太人的做法，同时，她希望中国人不要误以为犹太民族和以色列是通过展示伤口引起国际社会同情而获得尊重和支持，求同情是最不济的手段。换而言之，学习犹太纪念馆的共情技巧和建立国家公祭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奥斯维辛后的犹太民族，这个在浩劫中损失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民族，将纳粹恶魔牢牢钉在世界历史耻辱柱上，靠的不是指着伤口求同情，而是从国家层面到团体、个人在纳粹屠犹问题上直面苦难的勇敢坚定、抓捕罪犯的铮铮铁骨、审判索赔的不屈不挠、全球义人的追认表彰、调查研究的专业到位、反思教育的深刻彻底和绝不姑息的理直气壮。

不难发现，纳粹屠犹教育的全球化视野是这项教育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奥斯维辛不仅是犹太人的痛，而是全人类的耻辱。2005年11月1日，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由一百零四个国家共同发起的一项决议，将每年的1月27日（1945年1月27日苏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相形之下，南京的伤痛近年来才逐渐被世人关注。2017年11月30日，加拿大华裔国会议员关慧贞在国会层面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今年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加拿大的安大略等四省都将举行纪念活动。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纳粹屠犹教育在我国的实践过程中只是在表面上与南京大屠杀比较，真正将西方纳粹屠犹研究和教育领域成果嫁接到南京大屠杀的成功案例还并不多，这或许和我国的纳粹屠犹教育主要停留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对于南京大屠杀教育的政治化需求有关。

进口的“反犹主义”隐患和社会正义的拷问

我国虽然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近年来却渐有进口的反犹主义隐患。海归宋鸿兵于2007年出版《货币战争》，该书惊人的销售量和阅读量在犹太世界引起震动，甚至被称之为“反犹主义正在当代中国蔓延”，尤其第一章中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描述被西方学者称作“犹太阴谋论”的翻版。这种进口的反犹主义现象在日本已颇有声势。2014年东京多家公立图书馆馆藏的《安妮日记》及相关书籍遭到破坏，受损范围涉及至少三十六家图书馆，受损数量达288册。在“犹吹、以吹”之风盛行的今天，这种故意夸大吹嘘部分犹太人士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具有特殊影响力的说辞值得警惕，西方历史上多次的反犹浪潮前奏往往就是这些不实之词，最终酿成由羡生怨的人性悲剧。

另一方面，德国的国家形象在国内也被过分美化，“德吹”们致力于把德国打造成完美的战后忏悔榜样。2014年5月，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德国专题报告中严厉批判这一莫须有的榜样形象。其实，德国的认罪是迫于各种国际压力的无奈之举，很多国人有所不知，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在德国国内也曾饱受争议，可是在某些政治宣传需要的影响下，德国以一个忏悔大国的形象粉墨登场。吊诡的是，不少国人将希特勒视为强有力的领袖偶像，这种扭曲的寻求charisma领袖人物的社会心理在国内颇有市场。如果只是把希特勒看作强有力的领袖，剥离他对于整个欧洲犹太族群的毁灭性创伤和发动二战等一系列反人类罪行，那么纳粹屠犹的历史在中国就会有被曲解的危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开展纳粹屠犹教育对于传播政治正确的世界历史认知观很有必要。

同时，纳粹屠犹教育转向公民教育的国际趋势值得关注，这或许是我国未来在南京大屠杀教育过程中可以大力借鉴、参考的方面。在前文提及的暑期班教学中，犹太讲师哥特尔先生在讲课中多次提到纳粹屠犹的惨痛教训，并强调一个人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即一个人在暴行专制中拥有选择做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抵抗者、义人等不同角色的自由。归根到底，这项教育是对于社会正义的严肃拷问，尤其对于义人的宣传和教育。如果通过这项教育能够让更多人关注社会正义，那么产生的社会意义将不可估量。此外，纳粹屠犹教育也是提倡族群平等的教育。奥斯维辛和南京未曾遥远，它们都是极端种族主义下的人间悲剧——犹太人被纳粹视为“劣等民族”惨遭屠杀；日军把中国人看作“劣等民族”进行疯狂虐杀。二战后，世界多地仍有各种规模极端种族主义导致的清除暴行，这样的“反人类”犯罪现象不可小觑。因此，通过这项教育输出族群平等观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全球范围的纳粹屠犹教育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当这项教育走入中国，无疑扯到国人心头无法愈合的伤口——南京。奥斯维辛和南京未曾遥远。即便是炮火中诞生的以色列，也是在建国后经历十多年的沉默，才开始面对巨大的民族创伤，期间筚路蓝缕、波折迭起。从奥斯维辛到南京，这一路荆棘坎坷、血泪满襟。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一城之痛，一国之殇。在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铭记南京、南京！

（谨以此文向先师哥特尔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