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湖居得书记︱革命与桃花扇：吴文祺的1927

吴文祺先生（1901-1991）是著名的复旦中文系“十老”之一，以其精湛的音韵训诂研究扬名于学界。但很少有人知道，吴文祺早年还险些参加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而更料想不到的是，为我们揭开这段隐史的竟是一本破旧不堪的《绘图桃花扇》。

这本《绘图桃花扇》是某旧书拍卖网站近日流出的吴文祺旧藏书籍中的一本。与同场次的若干音韵学善本相比，这样一本品相不佳的石印绘本可以说非常不起眼，甚至根本不像是吴文祺这等段位的学者所藏之物。然而，该书封面及尾页上的两则题记却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该书封面上写道：

一九二七•八月，文祺购于九江。时国库券贬值，奸商抬价，记洋三元。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看到“一九二七•八月”、“九江”等字眼，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同一时间爆发的八一南昌起义。果不其然，在该书尾页上还有一则吴文祺近三十年后（1956）的题记：

此书鲁鱼亥豕，触目皆是，本无保存价值。只因购此书时，余适于役九江，隶叶挺所率领之中央独立师，故颇具历史意义，特保存之以作纪念云尔。一九五六•八•二十八日又誌。

这两则题记不仅标明了该书的历史价值，更使我们得以从个体史的微观视角来管窥革命史的宏大叙事——在那个三十年后以至今天看来都“颇具历史意义”的时刻，当事人在历史现场所关注的却是“国库券贬值”、“奸商抬价”这样相当琐碎的事情。这不禁引人思考——在剥去后世所层叠累加的历史意义之后，那些“伟大”的革命事件究竟如何呈现在个体的生命之中？

事实上，吴文祺之所以在1927年8月这个节骨眼上出现在九江，与其此前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职的经历有莫大关系。1927年初，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他经茅盾介绍与同事陶希圣、樊仲云二人一同前往刚刚成立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政治教官。据吴文祺自己回忆，他在军校负责教授两门课程，“一门是社会发展史，另外一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吴文祺，《两湖花落春仍在》，第56页）。而同年“四一二”事变引发宁汉分裂后，武汉随即发生夏斗寅叛乱，情势危急。武汉政府临时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叶挺统率开赴前线，军校“政治教官全部编入政治部，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陶希圣任军法官，吴文祺任组织科长”（《两湖花落春仍在》，第58页），此即题记中所谓“隶叶挺所率领之中央独立师”一说之由来。然而，中央独立师在迅速平定夏斗寅叛乱后即告解散，武汉国民政府随即宣布同共产党分道扬镳，并撤销了左派所主导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是，对于包括吴文祺在内的所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共产党员来说，1927年的夏天便成了人生命运的一道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必须重新在国与共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愈发坚定者有之。吴文祺的上司、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便秘密与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决定借张发奎“东征讨蒋”之机把第四军、第十一军以及第二十军中共产党所掌握的几个师调回广东——而我们后来知道，正是这些队伍最终趁南昌守卫空虚之际相机发动了南昌起义。而彻底动摇者亦有之。吴文祺的直接领导、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施复亮正是在此时写下了令其后半生都懊悔不已的《悲痛中的自白》一文，宣布“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发愿做一个单纯的革命的国民党员”。不过更多的则是吴文祺这样迷茫的中下层师生党员——他们在大革命如火如荼时投身革命，但在革命浪潮突转之时却全然不知所措，对于党中央上层所做的决策也毫不知情。

那吴文祺最终又为何会来到九江呢？吴氏自己晚年对此的回忆其实并不准确，而后世关于吴文祺的几篇传记则都沿袭了这一错误说法。在《两湖花落春仍在》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他（恽代英）在大会后又召开了政治教官会议，劝慰大家不必恐慌，组织一定会负责安排，你们都是书生，不会打仗，每人发一个月工资，暂时回到上海，听候组织召唤。我们就这样回到了上海，等待组织来找我们。”（第59页）

可吴文祺所藏《绘图桃花扇》一书的题记却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吴文祺并没有在1927年7月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召开最后一次大会后便回到上海，也没能参加8月1日的南昌起义，而是在8月初来到了九江。对此唯一的可能解释是，吴文祺此时改隶陈毅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而非他自己所说的已经解散了的“中央独立师”）。

该军官教导团主要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未毕业师生和部分教官所组成，据聂荣臻晚年回忆，这只队伍“是我们掌握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原来也是决定参加起义的”（《聂荣臻回忆录》，第67页）。但由于八一南昌起义的发动非常仓促，在相应的兵力调动上也非常混乱，以致军官教导团接到的命令不仅比其他部队晚了好几天，而且也不知道行动的确切目标是哪里，因而最终阴差阳错地错过了南昌起义。军官教导团负责人陈毅后来在口述中回忆道：

“我们8月2号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8月4号到九江……军委并没有告诉我们八一起义的事，只是说，中途可能有变化，要我们有应变的准备……8月4号船到九江，船不准靠岸，事情严重起来了。张发奎的兵立刻到船上来说：‘同志们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分家了。’……张发奎把学生集合起来讲话，他喊着：‘国共分家了，共产党站那一边，国民党站这一边，分一下，别误会。’”（《陈毅口述自传》，第55-56页）

由此可以推断，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员的吴文祺应是与军官教导团一同于8月4日到达九江，而此时的他对于三天前爆发的南昌起义则很可能一无所知，也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中国革命史的一个关键节点之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吴文祺为何会在这么一个历史节点上买一本闲书《桃花扇》，又为何在该书封面的题记中仅仅写下一些细微琐事——当时的他其实只是一个被张发奎缴械后、在九江街头不知何去何从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而已。

不是所有的历史在场者都真正“在场”。而三十年后那段同样“鲁鱼亥豕”的题记则是这位“缺席者”试图寻回在场感的一次尝试。不过，1927年与革命的这次擦肩而过却真的让吴文祺懂得了革命的变化莫测。据吴文祺晚年弟子吴中杰教授回忆，建国之后，吴文祺在风云变幻的历次政治活动中都表现得极为谨小慎微，故而屡屡安全过关。这倒正应了《桃花扇》中的那句著名唱词：

两度旁观者，今留冷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