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军人20年自费调查日军侵华暴行：“把它当毕生事业”

12月4日上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史料画册《13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首发。

该书记录了13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逾20万字口述史故事，书中穿插了近500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生存状况照片和侵华日军血腥屠杀中国平民的史料照片，旨在揭露当年侵华日军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

但随着时间推移，书中记录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前仅有数十位在世。

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单烈表示，该书是2017年浙江省重点出版物，正值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之际首发，是一本很好的警示教材。

该书作者李晓方是摄影爱好者、转业军人。他自2008年开始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足迹遍及中国大部分省份，还到访过日本、韩国。

该书出版之前，李晓方还出版过《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侵华日军细菌战鼠疫、霍乱受害幸存者实录》、《90位幸存慰安妇实录》等五本书籍，分别以照片和文字记录下侵华日军在华期间的各种暴行所产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及史料信息。

李晓方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这些书是他20年间的田野调查成果，书中每一位幸存者照片、口述文字及相关历史实物，几乎都是他独自一人赴幸存者住处走访、调查所得。

而调查所需的经费，据李晓方称都是自掏腰包，“差不多花了两百万”。他对澎湃新闻称，20年间他共采访了一千多位幸存者，而这些钱都是花在往返国内外的差旅费、采访拍摄器材、对受害者的慰问和相关调查成果展、公益活动上。

“（钱花得）谁不心疼啊，但每个人社会定位跟想做的事情不一样。我是把这当成一个事业在做，不是单纯当做调查，我不是一根筋、发神经，我是冷静地思考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史料。”李晓方对澎湃新闻说：“如果想着这些钱就不去调查了，不去调查这些人就死光了。”

今年四十多岁的李晓方，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和湖南省文理学院特邀研究员。此前，他曾是转业军人、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一名处级干部。两年前，他从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提前退休。

【澎湃对话李晓方】

“走访一千多个幸存者”

澎湃新闻：怎么会开始侵华日军暴行幸存者的调查？

李晓方：上世纪90年代，我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帮助工作，了解了南京大屠杀，为日本侵略者否认南京大屠杀而义愤填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去到部队驻地浙江省金华市，在部队卫生队工作，经常见到附近农村来看烂腿病的老人，后来我慢慢发现并确认这些烂腿病跟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有关，我部队所在地就是当年细菌战的重灾区。

之后对侵华日军在中国暴行的调查一发不可收，陆续调查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慰安妇、化学武器、重庆四川大轰炸等受害者。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扩展，我也把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列入我的调查范围。

澎湃新闻：您的调查方式是什么？

李晓方：之前从新闻入手，因为我之前在部队干过新闻宣传，之后田野调查，一个个走访幸存者及其相关人士，对他们进行采访、拍摄，将他们的口述、相关照片整理成书。我总共走访过一千多名受害者。

澎湃新闻：您共出了几本书？

李晓方：我至今为止出版了六本书：《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侵华日军细菌战鼠疫、霍乱受害幸存者实录》、《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90位幸存慰安妇实录》、《13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

另外，我还有关重庆四川大轰炸受害者、被日本抓去的劳工、侵华日军化学战受害者、当时震惊全国的惨案等调查实录还未出版。

澎湃新闻：这些调查是在撰稿阶段了吗？

李晓方：是的，调查部分全部完成了，因为以前怕这些幸存者一个个去世，所以精力都放在调查，跟时间赛跑。现在受害者越来越少，再找很难了，就慢慢成稿。

澎湃新闻：这几本书您自己最认可哪一本？

李晓方：每一本书都有各自的价值。但我最大的成果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它是国内首次将烂脚病与日本细菌战所导致的炭疽、鼻疽联系起来，也第一次公布炭疽、鼻疽幸存者的影像、证词证言。因为像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直都有人在调查。

2002年，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中国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等专家认可，他说我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此后国内外媒体逐渐开始报道炭疽受害者的烂腿病。到现在，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受害者的存在，在国际上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澎湃新闻：最新的《13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相比其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成果，其特点和价值在哪？

李晓方：他是目前有关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口述史当中第一本大型史料性纪实画册，将近四百页，图片500多幅，文字二十多万字，体量很大。此外，当中也首次发现并公开了7位幸存者。

澎湃新闻：光是口述能证明一个人是幸存者吗？

李晓方：不仅仅是口述，还有背景史料，相关人士的佐证。

澎湃新闻：你在调查手记中说你本以为在所有的受害者调查中，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调查，困难会少一些。因为受害者主要集中南京市范围内，交通比较方便，受害者名单、通信地址和联系方式应该能找到。但最终发现这往往比调查日军其他罪行的受害者还困难。这是为什么？

李晓方：首先，我联系了有关部门想请他们提供受害者名单及相关信息，但对方认为要尊重受害者、保护受害者隐私，不能提供任何受害者信息。我也联系了别的有受害者档案的地方，但对方觉得说调查这个干什么，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用炒这个冷饭。后来我是通过同样研究这个的人、媒体等途径一个一个找的。

澎湃新闻：你不认为是“炒冷饭”？

李晓方：我觉得之前有些调查弄得简单，录个像、核实一下受害者身份就完了，没有像我一样深入到受害者家里调查。比如南京的梅寿芳老人，她就告诉我她五岁时亲眼目睹日军杀害她12位亲人的经历，带我去看亲人墓地，并说几十年来，我是第一位到她家去调查的人。

“自费两百万”

澎湃新闻：有报道称您是自费进行这些调查，二十年间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李晓方：两百多万吧。

澎湃新闻：为什么有这么多？都是自己的钱吗？

李晓方：我采访这一千多名受害者，如果他们家在远的地方都是坐飞机过去，我还去过日本、韩国，去一趟多的得花个十几万。去这些幸存者家里，我基本上每一家都得买点东西带过去，离开时都会给个一两百的现金给他们。还有我自己的拍摄器材，有时候办的成果展或公益活动也大多自费，有两本书出版自己也花了钱。

这些钱有的我自己的，有的亲人借的，像我借过我母亲十六万，我弟弟当时给我拿了八万，哥哥给了五万。

澎湃新闻：你父母很富裕吗？

李晓方：父母是普通小学教师，在老家工资也不高。支持嘛，自己的孩子做事情。

澎湃新闻：你的工资高吗？如果付得起其余一百多万？

李晓方：我当军人和公务员时工资都不高，主要家人支持。

澎湃新闻：这对家人是一种负担吧？

李晓方：是啊，所以家里后来出现了变故。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成果没有为你带来报酬吗？比如，出书有没有稿费？

李晓方：没有报酬，对我来讲，我做这个纯粹公益，没想利用它出名赚钱。

六本书都没有稿费，因为这种书市场销量不好，都是送给研究机构或相关研究人员，有出版社能帮忙出就很感激了。

版权的话，腾讯网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推出了我的“幸存者”系列调查成果，给了十万奖金。

澎湃新闻：其他没有了？

李晓方：没有了。

澎湃新闻：没有想过拉赞助，或者寻求别的资金支持？

李晓方：我也想啊，但几乎很少有人愿意。我的前两本书出版时，一个浙江的集体企业集团给我赞助了十八万，这是我找到的唯一一家，其他几乎没有。

澎湃新闻：为什么非得做这个调查呢？两百万不是一个小数目，花得不心疼吗？

李晓方：谁不心疼啊，但想着这些钱就不去调查了，不去调查这些人（幸存者）就死光了，钱可以慢慢赚，但这个调查不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每个人社会定位、想做的事情不一样，我是把它当成一种事业来做的，不是当作调查，不是一根筋，发神经。我是冷静地思考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史料，你看那些纪念馆、新闻媒体，陈列馆，用到的细菌战的照片，很多是用我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它是走向历史的。你说你当老板，你死了谁知道你是谁，但是我做的这本书可以永远留下去，世世代代都能在图书馆看到，看到我们的民族灾难。

澎湃新闻：但这件事并非没有人做。

李晓方：真正做调查的没几个，坚持二十年没有的，我说我是做这个事的中国第一人，一点不过。其他有人都是零星调查一下，像我这样长期的、全身心的、这样全面系统对于侵华日军暴行的调查很少，我这是个人行为，全国不会有第二个。

“还有幸存者未公开”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这些受害者现在最需要什么？

李晓方：首先他们希望日本认罪、赔礼道歉，其二他们中很多生活比较困难，希望社会上救助，有人文关怀。

澎湃新闻：您曾经对媒体说韩国人把遭受肉体和精神摧残的“慰安妇”当做英雄来看，对这些老人非常崇敬，您回过头看中国，在对待这些幸存者上的整体社会环境如何？

李晓方：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在变化，文明在进步。政府在关心关注这些受害者，比如民政部门每年慰问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社区会看望陪伴，慈善机构会给与一些关爱，社会各种组织有关爱慰问。但是有很多农村慰安妇还是没有关注到。

澎湃新闻：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李晓方：通过我对受害者的调查，我认为受害幸存者肯定还有没公开身份的，现在的受害幸存者名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多年前调查基础上的，目前，新出现的受害幸存者也大都自己主动公开身份的。

以我调查的南京江宁区汤山街道青林社区刘岗头村6名新发现的受害者为例，我也问过这几名受害者他们为什么不主动公开身份。他们中有的说，过去痛苦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不想让痛苦再继续；还有的说，我曾经给有关部门写过信但没得到过回应；还有的说，他们的子女不想老人把自己家的受害史说出来，怕引起邻居和社会的议论。

我认为，不管是在南京市区还是在南京市辖的农村，肯定还有受害幸存者的存在。希望当地政府、有关机构和社会力量，进一步展开深入调查，在受害幸存者即将离世之前见到他们，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增加更多的证据，同时，也留下更多更全的史料。